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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锺书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人们往往推崇他早年的力作《谈艺录》和晚年的巨著《管锥编》。诚然，这两部著作内容浩繁，精义迭出，反映出钱先生对中西学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史的深刻体认，以及对社会人生的透彻感悟。但是，这两部采用笔记或札记的体裁、用文言写成的著作，尽管作者有现代的眼光，毕竟用的是传统的形式，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还是有阅读的困难。相较之下，他的两种论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虽然篇幅不大，但所收均为作者亲自选定的用白话撰写的单篇论文，其撰写时间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几与《谈艺录》到《管锥编》的撰写时间相同，所论与《谈艺录》和《管锥编》中的相关内容相一致，但更为集中、系统，因此，可以说这些论文是钱先生的代表作。这些论文发表后尤其是结集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论文集能够结集面世，是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努力分不开的。 1978年，独立建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伊始，便把出版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著作作为选题的重点。继1978年1月出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并启动《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计划后，又把钱锺书著作列入选题。负责《陈寅恪文集》编辑出版的文学室编辑魏同贤向钱锺书先生约稿，得到了钱先生的同意。 1978年10月6日，钱先生致信魏同贤： 同贤同志： 九月底自意大利归，得读 惠书，极感。我本想选旧作六篇，经再三考虑，只选了四篇，凡与《管锥编》中太重复者都不收，以免浪费纸张。故已写定，题为《旧文四篇》。约五万余字，作一小册子。这个动机全出于您的建议，因此前言内标明。即送上请教，如认为可用，便烦付謄后送我校看再将清本寄上;如认为不可用，便烦送郑煌同志一看。一切已详前信;如钞写，费用亦由我担负，亦详前信。收到后务请先来一两行，以慰挂念遗失，至盼。 我此次随许涤新同志出国，备受款待，而亦甚觉累乏，自愧衰老。发现我三十年前所作小说，乃英、俄、法、捷等语译本，译者皆纷来叙谈，甚觉惶恐，真乃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之感。一笑。现在当须总结汇报等等，先偷空了此文债。即致 敬礼! 钱锺书上 六日 杨绛同候 这四篇文章就是《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和《林纾的翻译》。信中提到的郑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 钱先生在《旧文四篇》“卷头语”中也说： 我在发表过的文章里，选了四篇，合成这个小集。第一篇登载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里，第二、三篇登载在《文学评论》里，第四篇登载在《文学研究集刊》里——这两个都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刊物。第一篇写于三十年前，第四篇的写作时期最近，也去今十五年了。这次编集时，我对各篇或多或少地作了修改，第一篇的改动最多，但是主要论点都还没有变换。它们仍然是旧作，正象旧家具铺子里的桌椅床柜等等，尽管经过一番修缮洗刷以至油漆，算不得新东西的。 这本贫薄的小书的编选，是出于魏同贤同志的建议。……一并致谢。 一九七八年十月 同年10月30日，钱先生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 奉到来函，并拙稿謄清本，费心极感。汇上二十元钞写费，不知够否?如不够，当补寄，请勿客气。拙著《管锥编》，中华定于年内出版上册，前日将二校样送来;又须为一意大利汉学家审阅一书;故定于下月中旬将拙稿送上，望无其它干扰耳。先此敬谢，并致敬礼。 古籍出版社 钱锺书上 十月卅日 次月3日，钱先生又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日寄一信并汇款，想达。拙稿提前校改完毕，即寄上，请指正。如认为可付排，即将二校寄下一读。费神至感，即致敬礼!此上 古籍出版社 钱锺书上 三日 1979年9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五万册，定价0.31元。责任编辑是魏同贤。封面题签是钱先生的亲笔。先曾拟集唐释怀素《自序》和《千字文》两帖里的字作为题签。这本版面字数仅六万、不到百页的薄薄的小书，却以其内容的精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旧文四篇》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水电部六局水电技工学校范旭仑来信，指出了《旧文四篇》的若干排校错误，其中有些为编辑采纳，在重版及收入《七缀集》时得到了改正。范君如今可算是钱锺书研究的资深专家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伍铁平来信，就《旧文四篇》中《读〈拉奥孔〉》引歌德名言“理论是灰黑的，生命的黄金树是碧绿的”德语原文Und，与他所见的Doch，请教钱先生，不知哪个正确，或有两个版本。可惜上海古籍出版社直接把钱先生的复信寄给了伍铁平，以致我们无法知道钱先生的答复。不过，《七缀集》及其修订本仍作Und。 与《旧文四篇》同时，钱先生百万余字的巨著《管锥编》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钱先生早年力作《谈艺录》的补订本也由中华书局出版。应魏同贤之约，钱先生将《七缀集》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 当年《旧文四篇》的编成出版，多亏了魏同贤同志的热心和大力。这一次，依然是他的热心和大力，使下面几篇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仍由以整理中国古典著作闻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仿佛“半吊子”、“二毛子”之类还可以作为“古君子”的团结对象。我向他致深切的感谢。 《七缀集》较《旧文四篇》增加的后三篇文章是《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81、1982、1983年，收入本书的都是作者的改定本。1985年12月，《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七千册，定价1.10元。责任编辑是王勉(鲲西)。魏同贤时已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封面题签是杨绛先生的亲笔。 《七缀集》出版后，重印过一次，印数五千册。此后，台湾书林出版公司的《钱锺书作品集》和花城出版社《钱锺书论学文选》，均收录了《七缀集》，钱先生又有增补修订。1992年，时在北京中华版权代理公司工作的辛广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钱先生《七缀集》(修订本)的出版事宜，上海古籍出版社当即表示同意，并与钱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原版未订)。随后，钱先生寄来了《七缀集》的校改本和花城出版社《钱锺书论学文选》中的《七缀集》，云以花城版文字为准。魏同贤时已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勉先生时已退休。这一版责任编辑是李祚唐。责任编辑将原版文字与花城版对核，又补入钱先生提供的五处增补。这五处增补中两处是补外文引文的出处，两处是增补佛经引文作为例证，还有一处是注文的增补。两处外文有字迹辨认不清，恰编辑盖国梁赴京出差，遂去钱先生家当面请教，钱先生当即将外文增补处打印出来。不久，钱先生有信致魏同贤： 同贤同志： 阔别忽得良唔，虽匆促亦聊胜于无矣!盖国梁同志来，缴还花城本拙选中《七缀集》无误，并命弟将补注数处审清核正。弟忽忆得花城本《七缀集》本文已于贵社本大有增改，未知此次照样复制否?抑仅据弟后来手迹三四处增订。如仅据弟手迹再印一次，未管本文中改动各节，则殊不值得。故特函询。如欲再印，须将花城本为底，而以弟手迹加入，庶有新面目，否则不如作罢。老人鳃鳃多虑，奉渎不安之至。即颂 年釐不一 钱锺书敬上 十二月十三日 《七缀集》(修订本)于1994年8月出版，首次印数一万册。钱先生《修订本前言》云： 此书出版以来，我作了些修订。我感谢魏同贤同志，给它机会面世。辛广伟同志辛勤帮助这本书的出版，我向他致谢。…… 钱锺书 一九九三年四月 1996年8月14日，我与同事王兴康、李祚唐一起去北京三里河钱先生家，给杨绛先生送《七缀集》的印数稿酬，并续签《七缀集》出版合同。当时钱先生住院已近一年，其女钱瑗也因骨结核住院，杨先生要照顾两个病人十分辛苦，但她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对《七缀集》(修订本)的印制和我社及时支付稿酬的做法表示满意。 三联书店繁体字初版《钱锺书集》中的《七缀集》以《七缀集》(修订本)为底本，但鉴于该版本未收《钱锺书论学文选》中《七缀集》里的部分增订内容，经杨绛先生同意，2002年的简体字版《七缀集》恢复了这部分内容，并用楷体字标出。这是尽量保全钱先生著述内容的举措，值得肯定。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体现出钱先生著述的一个特点，即王水照师所指出的，钱先生“对自己的著作总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只要他的生命不息，他的著作永无‘定本’”;王水照师还披露，钱先生曾自嘲自谥“钱文改公”(《〈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文学遗产》2006年第四期)。王水照师曾举例说明，钱先生大约在1959年寄赠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宋诗选注》一册，在这册赠书中，钱先生亲笔改动大小九十余处，约三千多字，一律是端正楷书，“在《宋诗选注》出版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钱先生就作出如此规模的改动，表示了前辈学者孜孜矻矻、永不停步的日新之功”(同上)。而《旧文四篇》和《七缀集》所收七篇文章的修订、增补，也不亚于《宋诗选注》。上引钱先生为《旧文四篇》结集和《七缀集》的每个版次写的卷头语、序和前言，就说明了修订、增补的情况。如果把这些修订、增补处细加校核，就可以发现钱先生的文心所在，感悟他的治学精神。 藏书家沈文冲注意到这些修订、增补处，于1991年致信魏同贤，拟做汇校，认为汇校本销路会更畅。魏同贤建议他致信钱先生征求意见。钱先生复信道： 文冲同志： 院内转来惠函并附同贤同志一纸，具悉厚爱，不胜感惭。拙著《七缀集》中已将《旧文四篇》及《也是集》中文自加改订;《论学文选》中又将《七缀集》稍加改订;足下来信似未注意及此两者。然印刷讹脱仍未一一纠正。《论学文选》中文增订若干处。西文尤多，尚未全部修定。将来拟增一二篇，另出一本。“汇校”之事，似乎过早，且亦实无多大价值。请不费精力于此。盖作者本人尚未写定，何必他人匆急多此一举。“销路”之“更畅”，则本非我梦寐以求之事。盛意敬谢，尊请不能允同。歉甚。 即致 敬礼! 钱锺书上 十月十日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钱先生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的改动不少。朱寨先生曾披露，《旧文四篇》出版后，钱先生赠其一册，在第一篇上，用端正楷书增改了九处。一处增加了两句约二十余字，如在“它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它”字后面，增加了“一方面把规律定得严，限制新风气的产生;而另”(《自嘲自谥“钱文改公”》，《文学遗产》2007年第三期)。这一改动为《七缀集》所沿用，其中“限制”又改为“抑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旧文四篇》第一篇中“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两句，《七缀集》中把“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改为“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改后所指更为宽泛;下句改为“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增加了“学者”一句，增改后内容有补充，所指更为明确。《七缀集》(修订本)又在“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后加了两句：“中国也常有相类的努力。明、清批评家把《水浒》、《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和《史记》挂钩。”紧接着一段，《旧文四篇》作：“这类暴发户造谱牒或者野孩子认父亲的事例，在文学史上常有;它会影响创作，使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承，所以未可忽视。”《七缀集》作：“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其中“先驱”后还标法文，文后还加了一大段注释，列举西方文论中关于“先驱者”的论述。增改后的部分显然比前者内容更加丰富，意思更加完整，句式更加整齐，文气更盛，文采斐然。增加的注释更显示了钱先生为文广征博引的特点。由此可见，“汇校”之事虽然在钱先生看来“实无多大价值”，但是对研究钱先生及其著作还是有不小价值的。■ ——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11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