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支持鲁迅一步步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精神动力是什么? 张：我认为是鲁迅对生命的理解。但我并不想把这说成是鲁迅的本质，它是非常复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存在。鲁迅常常跟学者、艺术家打笔仗，从来不把自己放在玻璃瓶子里面或是立个纪念碑;他从来都反对风花雪月的小玩意儿，而更愿意在风沙里面打得粗糙、强硬。生命对于鲁迅来说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此时此地的挣扎和斗争。可以说鲁迅对黑暗和绝望的体验比他同时代人更深入骨髓，所以，“置于死地而后生”对于鲁迅来说并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不得以，一种本能，一种必然。但正因为如此，鲁迅才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独一无二的文学财富，他也才是真正属于未来的。 姜：这是一种活在人间的姿态。他是非常受尼采影响的。 张：的确是活在人间，你可以说他非常受尼采影响，也可以说非常受达尔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所受的影响是多重的，但是都能合成一个整体，不是一个概念或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一个流动的、政治性的、策略性的，战斗性的整体。鲁迅的一生的确是战斗的一生。这是套话了，但他的基本立场从来没有变过。 姜：“斗士”这个词后来逐渐被曲解了，失去了原初的意义。 张：对，我觉得这个“斗士”，与中国当时现实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碰撞、对峙、冲突，使得他所有的写作都处在一种战斗状态。今天的我们要充分理解鲁迅的处境。当一个人致力于生死搏斗的时候，你在旁边说他出手不够君子，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在那样的环境和压力下，“为艺术而艺术”，学者的平和与幽默，相对而言实在是太次要了。鲁迅生存的强度远远高过他的同时代人。从学养(包括西学和国学)、艺术感觉等个别方面看，比鲁迅好的大有人在，方方面面都有超过他的人，但鲁迅特殊的不可超越的地方在于他的存在的强度，首先是存在的政治强度;其次是这种政治强度同他文字风格上、形式上的结合。鲁迅的敌我观念非常强：谁是我的敌人，什么是侵害我所代表我所希望的生命的东西，什么是生命的敌人。他晚期把自己的论敌称为是“死的说教者”，这是一个尼采式的说法。从五四启蒙时代，甚至更早，一直到他临死前，一成不变，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鲁迅的文字留给我们的。鲁迅有一种特殊的，唯有鲁迅才有的，把自己的生存境遇转化成文字的能力。这确实是个文学性的东西，我反对把杂文说成仅仅是政治性的、骂人的、意气之争的东西。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就在于他特殊的文字感觉。文学史经过八十、九十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学科化的语言，纯文学到底指的是形式还是内容?是指西方文学还是欧洲文学?鲁迅的意义不在纯文学的层面，而在文字的层面。他写一个便条，一个字，里面都有最广义意义上的文学性，都把自己的生存境遇透露出来了，或者是悲哀、自嘲、或者是刻薄、孤芳自赏，整个的鲁迅劲儿，是和古代文体不分有关的。对鲁迅来说，文章就是文学，文字就是他的文学本体论，抛开这种文学本体论去追求什么小说艺术技巧、诗歌意象、想象力之类的，是鲁迅研究里面一种没有成果的取向，一种学究气。这么看就会把鲁迅弄成一个了无生气的作家，在世界文学范围里，只是个二流文学家。但鲁迅从来不想做莎士比亚，歌德或托尔斯泰。这个问题他自己想得很清楚，也说得很清楚。 姜：他曾说自己的小说创作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 张：对。但自古以来，俄国只有一个托尔斯泰，德国也只有一个歌德，并不是说人家有文学大师，我们这儿偏偏没有。鲁迅活着时经常面对这样的质疑，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什么外交辞令或自我解嘲，而是实实在在的回答。但鲁迅的“速朽”的文字却恰恰变成了不朽，而往往一些有意识去追求“不朽”的文字倒是没有人还记得了。这也同我们前面说到的鲁迅写作的寓言基调和杂文路数有关。 姜：现在学界普遍公认自鲁迅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那从您的观点看，他的独特意义却在“文章”，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传统意义上宽泛的“文学”含义。你对此如何理解? 张：这的确很有意思。确实是鲁迅研究的另一层问题。过去的30、60、90年甚至150年，中国人的确没有精力去想一想自己的古代和现代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作为现代人，能够看到完整的文化上的来龙去脉，看到文化上的整体并没有被现代斩断。现代的门槛实际上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既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因而借助鲁迅有可能把更大的问题说清楚。我反对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仅仅把中国目前的成就归功于中国特色的伦理、人情味和社会组织，好像过去的一二百年完全是一个弯路、一个玩笑，我们现在可以回归以前真正的中国人那样的生活。或者因为这二十多年来经济上有起色，便证明所有中国文化里既有的就都是好的，现在的成就都可以从某种传统价值和传统观念里推导出来。我觉得在现代化，工商文明、技术、信息和社会组织等构成的“社会存在”层面上，现代性的门槛不可能被消除掉的，它把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永远隔开了。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因为在最基本的物质生产、社会存在意义上，我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再也不一样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对的。现在的中国处在都市文明而不是乡村文明，的确是置身于现代的脉络里面了。全球化之后，在器物层面上，我们和西方已经不是质的差别，跟古代中国的区别却是质的差别。大概是汤因比说过，欧美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差异，比不同时代同文化的人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的多。16世纪的法国人和17世纪的法国人差别非常大。但与16世纪的德国人差别很小。中国以前因为落后，把中西差别想得很大。正是因为在物质文明的意义上有了这么大的变革，今天在重新考虑中国存在的整体时，又有可能摆脱这种文化史，或者文学史设定的“中西”、“现代与落后”等一些很生硬的提法。鲁迅的写作一方面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但是他的起源恰恰不是以写出什么完美的欧洲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或者“三一律”的戏剧，恰恰是鲁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的生存斗争，是这种生存斗争在语言世界里的痕迹和呼声。这种斗争不可能靠什么专业知识、想象力或者什么技巧，他要把全身的劲儿使出来，在文化意义上就是跨越传统与现代这样的一代。这使得他无形中调动起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且是最充分的调动。从“文章”和“文字”的层面重新探讨鲁迅写作的文学性，意义就在这里。 日本的西化是非常成功的，它通过“文明开化”、“脱亚入欧”把自己从一个地方搬到了另一个地方。竹内好从这个特殊的角度看到日本的悲剧，这就是顺利地由旧入新、失去自我的悲剧。而鲁迅则是以旧为新，以不变为变，他不是说我要把中国从这个地儿挪到这个地儿，中国太大太沉也没有可能把它搬动。但鲁迅以他的写作，通过它的存在，告诉人们，旧就是新，全新的东西只能从不变中出现，但这个不变却必须在自身内部进行最激进、最整体性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要把自己带到一个别的地方去，而是要在这里，通过发动多数人，来它一个“换了人间”。鲁迅在写作中期待的，毛泽东也许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但鲁迅的幸运也许正在于他只需要面对黑暗和长夜、寂寞和绝望。在这种对峙中，鲁迅的写作向我们表明：存在就是命运，命运就是性格，性格就是文字，而最终文字是存在的自我表达。 这是最朴实的写作，也是没有选择、不写不行的写作。 姜：那您怎么对待他“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种反传统的姿态呢? 张：不，这与反传统没有关系，与彻底不彻底也没有关系。中国存在的基本矛盾状态，既是最老的又是最新的，竹内好实际上有一个对中国的限度，他认为日本是一个优等生文化，他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自己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世界，活在别人的梦里，别人的价值视野，别人的历史里，简单地说，他以前活在中国的历史里，现在活在西方。而中国只能活在自己的历史里，都是在挣扎，我们过去二百年都在拼命地挣扎，一方面是最古老的，好像中国这个烂摊子没有变，到现在还是乱七八糟。 姜：还是鲁迅铺陈的那些国民劣根性。 张：是的。对中国不满意，把鲁迅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搬出来，一骂一个准儿，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在不断地变，而且是大变、激变。在竹内好那个时代，看到中国会革命，日本不敢革命，只能改良，一方面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一方面却又固守以天皇制为核心的自然主义、文化主义的日本特殊论。而中国的大众革命是一方面似乎是反西方布尔乔亚主流文明，但另一方面却比西方还要西方---启蒙、进步、平等、自由、激进主义、理性的全盘规划，等等。好像比西方还现代，等到出现了最现代、最激进的革命，以为是到头了，结果发现中国玩的还是自己的游戏，但这个游戏是开放的，在世界历史的逻辑里面展开的。从革命到文革，毛泽东调动起来的还是自己的东西，非常中国式的东西，但却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力量，虽然在这种普遍性里面，仍有传统的幽灵，比如阿Q幽灵。 姜：这么说，“中国特色”的确是个很好的概括。 张：中国特色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实际上鲁迅当然是非常中国气的。他首先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他的文字让人感到，他活着，在呼吸，他压抑、绝望，但是又不甘心，他一直在战斗。这在实录的意义上有一种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如果用一个漂亮的短篇或长篇小说只能片面地、局部地达到。但鲁迅真正的功夫是在“记录”的层面，记录与被记载的东西关系非常明确，不是一般人那种简单的记录，而是每一个字，每一个虚词，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句话，都是以曲折迂回的记录方式，将存在的全部的挣扎和诗意渗透其中。他曾经说自己是黑夜里的小贩，卖点砖头瓦块钉子，把写的东西放在这里，自然谈不上是“诗史”，但我相信还是有用的等等……可见鲁迅的潜意识里还是有“诗史”情结的，不然就不会以这种近乎自嘲的方式提一下。 姜：尽管启蒙话语这个传统框架存在着过渡阐释的倾向，但不可否认鲁迅在当时是有很明确的启蒙指向的，您如何看待作为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角色?与其他同时代人相比，他的启蒙思路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 张：鲁迅对科学与民主的看法，与他对个人的理解和对“立人”的追求是重合在一起的。人的问题在鲁迅那里是第一性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道主义或启蒙主义的“人”。鲁迅越老越写回忆的东西，他真正比较擅长写的还是晚清民初，真正属于他的还是对辛亥革命失败的苦闷的记忆，那是他真正作为一个人的生存体验。他经常用非常讽刺的语言谈到前清以及更早的时候，认为那时候人就是奴才，那时根本不把人当人的时代，那种时代所塑造的奴性，是鲁迅最受不了的。从这一点上看， 鲁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一个现代中国人。在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上，鲁迅同传统的对立是根本的、不可调和的。他对民国最大的失望，也是来自这样一个观察：革命和共和后的中国，并没有真正推翻渗透在中国文化意识里面的主奴关系、尊卑关系;深陷官僚体制、宗法体制和奴性文化和种种自欺和自我麻醉之中的中国，仍然是没有前途的。他对中国那些迷信的、不用知识来指导自己生活的、道听途说或人云亦云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遗老气或流氓气的东西始终保持警惕，一有机会就讽刺打击。鲁迅的启蒙知识分子立场是不用怀疑的，哪怕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也要取一个启蒙的姿态。 但这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在今天看就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从批判奴性文化的出发点出发，也可以推导出大众革命，推导出一种新的集体价值和新的社会组织，一种超越狭义个人的人类远景。而这一切在早期鲁迅思想里面有它的道德基础和文化基础。同时，鲁迅同传统中国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心中的种种“鬼”的意象，都提醒我们，启蒙对于鲁迅来说并不简单地是现代科学照亮愚昧的世界，而是包含着多重的阴翳和暗影。我在阅读鲁迅的回忆性写作时，特别考察了他记忆的独特结构，这种结构包含着对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世界的追忆，一种无意识的记忆，一种无法言说的言说。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之时分子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的存在，正点明了启蒙和现代性经验在中国的复杂性、多重性;它同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它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成为中国现代精神的最好的象征，因为他最好地代表了中国现代经验和现代精神的内在张力、矛盾和能量，这不是了单一、教条的启蒙意识形态或现代性话语能包含的。 这又是鲁迅同周作人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启蒙立场或“启蒙原教旨主义”不一样的地方。今天一方面要反思启蒙，怎样从启蒙里面启蒙，从启蒙的迷雾里把自己解放出来，因为把启蒙推到极端也是一种误导。如果一定要用启蒙这样的语言的话，那就是要启蒙的启蒙。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推翻启蒙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推翻掉的。过去了的就永远过去了，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五四启蒙最后确实是走向了大众革命，当然也包含很多其他可能性，周作人就代表理论意义上的偏锋，这个偏锋其实是原汁原味的启蒙内涵，他拒绝一切盲目的崇拜，反个人崇拜、政治崇拜、权威崇拜，他是清醒的，有点阴冷的那种个人，也是很有趣味和风格确定性，同中国现实保持谨慎的距离的个人。 姜：鲁迅的书写，置身于国人生存的具体处境之中，启蒙主义的倡导者们不得不在他营构的活生生的生活中被迫从理论一次次转向体验。中华民族应该很庆幸能有鲁迅，他是最有生命力的人。 张：这是全方位的生命力，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生命力，或仅仅做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力。作为“文本”的鲁迅始终在跟着20世纪中国人的变化在变化，每一代人都回到鲁迅，但他们是通过鲁迅来寻找自己的精神资源，通过自己的理解，通过一代一代的挣扎，鲁迅连同他的文字就活在了当下。鲁迅总是current，不是流行的意思，而是他永远对我们今天的境遇发言，并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内在气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是说鲁迅的文本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确实仍然生活在中国最激烈最矛盾的转折时代。在激变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不妥协的坚定性。我想这使我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不得不生活在鲁迅的影子下。 姜：在今天的文化思想环境里，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鲁迅身上的“现代性”? 张：我们今天的文化思想环境，相对于鲁迅批评史上最近一次繁荣期，即80年代而言，是有明显的几点不同的。首先，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个急迫的、笼罩性的时代议题;随着那种时间的压迫感或历史紧迫感的消失，现代性(包括现代化、现代派或现代精神等问题)已经不能够在知识思想界形成共识了。于是，作为启蒙精神、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标志性符号的鲁迅，也必然会被放在一个不同的知识坐标和批评视野里面被重新审视。可以说，随着“古今”问题被重新定义，鲁迅作品整体上也会给当代读者带来新的议题。在扬弃了“文学现代化”、“个性解放”、“自我意识”、“审美自律性”等一系列启蒙主义或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特殊意识形态禁锢之后，鲁迅作品会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更具有文化张力和历史复杂性的新的文学概念下被重新审视。反之，重读鲁迅，也会有助于我们探索和界定这个新的文学概念。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随着中国同外部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对于知识界问题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西”问题，也必然会获得不同的构型。对于重读鲁迅的努力来说，这可以让我们摆脱狭窄的“中西对比”或“援西入中”乃至以西方文学标准为圭臬的思维定势，一方面更为积极地探讨鲁迅的写作同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字和文人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真正把鲁迅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去重新认识。 姜：本雅明和鲁迅是同时代人，同样是徘徊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如何看待本雅明的孤独和鲁迅的孤独?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相比，鲁迅文本中体现出的现代主义有什么不同? 张：20年前我在大学时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本雅明和鲁迅的关系，探讨关于历史和寓言在两人写作中的地位和关系。总的看法是两人都是寓言家，无论些什么，都具有极强的寓意性，通过寓意的力量，把自身的历史环境打碎、把碎片重新组织在一种“忧郁和理想”的空间里，变成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一种希望的乌托邦。两人很多意象都有相同之处：鲁迅把历史看成吃人，本雅明将之看成是死人的面具，等等。对于现代性更深层的停滞、停顿、黑暗、无望、绝望，都能找到一系列实例，鲁迅有自己一系列的词汇，吃人的宴席、碰壁啊，本雅明也有自己一系列的词汇。但那时的看法还不太成熟，今天我觉得可以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里，系统地整理鲁迅的文字留给我们的经验，把鲁迅作为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来读，在这个语境里探讨中国现代主义在鲁迅的历史境遇、写作风格、和内心世界里的起源。在今天我也许会同样强调两人写作条件和基本问题的不同：本雅明和他致力研究的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等现代作家一样，归根结底要处理的经验的危机，是由现代大都会经验所决定的，是由技术对传统经验的毁灭所决定的，也是由现代国家机器代表的官僚体制所决定。他的分析对象和批判对象始终是布尔乔亚文明，它同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它的经验的日益空洞化和颓废化，等等。而鲁迅的个人经验基本上还是由传统中国乡镇塑造的，他首要的问题仍是士大夫阶级的毁灭和新的国民革命的失败。但鲁迅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在处理这样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题材时，也能够充分地展示出一种寓言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展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结构上的“现代性”，虽然这种现代性只能通过讽喻和批判的写作被“否定地”或者说“从反面”被揭示出来。 我的兴趣不在于把鲁迅包装成一个现代派或者现代主义者，而是说通过阅读鲁迅，通过鲁迅来反思中国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一系列经验，包括政治经验，包括国家体制在道德层面上的矛盾，来重新考虑现代主义。也就是说，通过鲁迅，我们可以用中国经验来继续丰富和反思现代主义这样一个概念，而不是说要简单地像80年代那样，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既成的形式，审美上的一系列程序和框架，然后再来反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够现代派，为什么在形式创新上走得还不够远，还不够有创造性、自律性等等。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在这一层意思里边，因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可以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现代性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思想史的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问题非常大，所以我想把它限制在一个文学性的问题上，从文学形式这个角度去理解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文学性，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中国现代主义(modernism)问题是具有奠基意义的。 作为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环节的鲁迅，有几个不同层面上的含义。一个是他在作为现代派写作传统里面的地位和位置。重读鲁迅，也是重新发现鲁迅，这次不是作为仅仅属于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而是把他放在同诸如俄国现代主义、日本现代主义、北欧、东欧现代主义写作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的脉络里面来重新审视。这样鲁迅必然会作为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个现代主义大师，一个经典文学文本，被重新引入世界文学的典范当中。事实上，在国际范围里，鲁迅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最后一个没有被充分翻译、阅读和讨论的大师。在这个更大的语境里，在一种更为全面、宽广的批评视野中，鲁迅文本或许可以同此时此地的中国语境保持一种有效的距离甚至陌生感。 姜：有不少学者拿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留学背景来考察他们的异质文化资源，乃至划分为留日派、留美派，在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大做文章。站在多元文化的优势视野，您认为假如鲁迅当年到美国留学，而不是由日本这个中转站来间接接受西方文化，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资源会有所不同吗?他的精神底色是否还会如此峻急? 张：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想性问题。如果鲁迅拿着庚款，从清华一路念到哈佛，拿个“海外汉学”的洋博士回来，做大学教授，弄考据，写小品文或“纯诗”，养尊处优，自由恋爱，肺病也得到及时治疗……那也就不会有鲁迅了。鲁迅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产生了的，有偶然性，但我们必须把鲁迅当作一种存在的必然性接受下来。鲁迅的根本性位置指向这种必然性，这由他的一系列选择和决定完成了。反过来看，他的这些选择和决定同某种集体性的历史境遇严丝合缝地拧合在一起。也可以说，作为一种道德立场和文化定位的鲁迅从来没有其他的选择或出路。鲁迅年曾说他的杂文都是被“挤”出来的，也就是说，都是在四面碰壁的环境下，被环境逼出来的。其实这个“挤”字也很好地说明了他同自己时代的亲密关系，就是那种同各种力量遭遇，无处可逃，只能打肉搏战的关系。这样看，鲁迅是被挤压在历史的夹缝当中动弹不得的，这决定了鲁迅基本的位置、立场、姿态和战法。这个鲁迅没有胡适或施蛰存那样的“自由”或“可移动性”。他不可能把自己从某种命运里面摘出来，放到“自由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空里去。 从鲁迅所负担的文化使命看，通日文和德文而不通英文，是一件好事;通过日本这样的中介去思考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件好事，它们都为鲁迅特有的内在性提供了屏障和条件，也为在一种更为激烈的道德冲突、文化冲突和政治强度中面对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条件。而在胡适或徐志摩那样的英美留学生里面，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紧张和强度，看不到这样的哲学的深度，也看不到文学空间的内部的突破和颠覆。这涉及到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紧张的核心。鲁迅正处在这个核心，而世纪初的日本，既使近代中国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尖锐化(甲午战败对中国士大夫阶级文化自信的打击，当远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上);又因为它表面上的“同文同种”和对自身文化的拼命维护(“和魂洋材”)，一定程度上为某种“中国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内部空间，至少是一个缓冲地带。章太炎对非西方文化必须建立自身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宗教性的看法，也只有在日本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影响到鲁迅。 姜：日本时期的鲁迅是有强烈的屈辱感的，为此，很多人认为鲁迅是为苦难而写作的，他的作品是任何一个深尝苦味的人都需要的。 张：的确，中国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与鲁迅就比较疏远，当四处碰壁，压力重重下就与鲁迅心灵相通，这也是个问题。其实，鲁迅也没那么惨，他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尽管虚无、绝望、寂寞和黑暗构成他写作的母题，但他的一生是充满热情的一生，是勤奋、充实的一生。鲁迅爱写自己运交华盖，但在生活中他其实是个有办法的人，在思想和情感领域，都是一个积极的人。鲁迅更是一个能从自己的战斗里获得满足和快感的人，因为那让他感到自己还活着，还活在人间。所以鲁迅最终是热爱生活的。今天的读者在向鲁迅移情的时候，往往反映出自身的孱弱，好像承受不了生存压力的重负，承受不了思想的痛苦和激情，也无法体会战斗的快感，所以常常需要沉浸在同“先生”的对话中，以一种“鲁迅腔”嘲讽时事或顾影自怜。那种生于“大时代”的战士的形象，对于消费时代和职业主义时代的人来说，也许是太激烈、太严酷了。 姜：他这种战斗的快感更多的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还是现实层面上的?如果是现实层面上的，您怎么看待他那些文人式的“笔战”?与他“打擂台”的一些作家不是也与他一道用笔的方式参与了中国时代的记录吗?为什么只有鲁迅才最值得被置于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探讨? 张：在一个国际语境里面，像“鲁迅伟大还是金庸伟大”这样的问题就会失去它的问题性了，当然，金庸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我们可把它置换为钱钟书，施蛰存，张爱玲，甚至王朔、郭敬明等等。鲁迅的写作是同他的写作环境纠缠在一起的，是一种纯粹的论战式的、政治性写作。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对手或对立面当然是鲁迅作品历史实质的内在构成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某时某地同鲁迅纠缠在一起的作家，或被特定的批评范式、学术时尚、或意识形态潮流推上去同鲁迅“打擂台”的作家，都能在一个充分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框架里，经受同样的批评的细察和理论分析。有时候拉开距离，问题反倒能看得更清楚。 鲁迅显然从来没有把梁实秋、林语堂、新月派、《学衡》派他们当真正的对手，他们可以是一时的对手，但终究不在同一量级上，所以“估”一下，挖苦挖苦就完了，对胡适基本上是调侃。海派在鲁迅看来只是儿戏，洋场恶少更不在乎。鲁迅真正的对手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他后期写作很在意周作人的存在，很多带刺儿的话是以周作人为假想敌的。 不过最后上海滩上还是杀出一帮让鲁迅没有想到的人，就是创造社的几个理论家、太阳社、四条汉子那种人，他们虽然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但他们所代表的东西还是非常有力量，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后面有一整套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支撑，有苏联的成功实践，当然还有上海提供的大城市经验，所以这个背景对鲁迅还是有吸引力的。鲁迅对这些人也许比较怵一些，所以他一直强调自己是在学，客观上是在被新的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推着走。鲁迅同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在认识论意义上，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分析在当时看是极有见地的，就“理论”或“见识”上讲“高”于鲁迅--至少高于鲁迅所属的社会类型。但那些游戏最终也许并不是鲁迅的游戏，那些概念都是年轻人从苏联引进的，而鲁迅的世界，很大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未庄、鲁镇或S城，留在了日本、北京、厦门、广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鲁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希望和乌托邦问题，但并不构成鲁迅生存体验和文学写作的底色。他到上海以后面对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而真正属于他的文学空间的，则是他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记忆;是辛亥革命失败后“走投无路”的苦闷和寂寞的记忆。 对于鲁迅生活在其中的黑暗和绝望来说，任何一时一地的敌人或对手，都是暂时的、漫画式的。这些后来需要在《鲁迅全集》注释里面去查找的人物，当时当然都或多或少地构成了鲁迅环境的索引，但他们至少在文学意义上，只能是鲁迅写作的灰暗背景的一部分，作为鲁迅内心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这些人物当然可以从新的学术史的角度去作钩沉或者翻案文章，但只要鲁迅的写作在整体上不失掉它最为现代中国的终极“民族寓言”的地位，这种“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当然这并不是说被鲁迅骂过的都不是好人，都不值得在他们各自的语境中被认真看待，这样的例子有顾颉刚，李四光等等。 姜：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时，无论做什么题目，都很容易追问到文学究竟是什么?注重文学审美性的人会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一诞生起就是一种反文学的文学，因为文学不能承担过多的负累，在文学领域谈论兴邦之大业，为社会立言，是严重越权行为，是文学功利论。因为在人文领域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学科好像是可以为社会立言的，比如社会学、历史学等等。鲁迅的文字是时代的记录，有着坚定的政治性，这种强调对他文本的文学性是否会产生遮蔽或者误导?请具体谈谈鲁迅杂文中的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 张：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并不是“回到鲁迅本身”，而恰恰是强调鲁迅写作或鲁迅文本的不可替换、不可逾越的中介性。这就触及到重读鲁迅思路的第三层意思，即重新分析和界定鲁迅的“文学性”。在目前国内的鲁迅研究界乃至文学研究界，“文学性”好像是同历史、政治、思想等等对立的，好像谈文学性就是要从这些重大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中退出来，退回到作为艺术品的文学作品中去。但面对鲁迅的写作，任何狭义的、职业化的、唯美的、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都是无法立足的。因为鲁迅的文学实践本身对这种文学性概念是一种强有力的、不断的颠覆。就重读鲁迅而言，强调文学性无非是强调鲁迅首先是、最终还是一个文本。我们一方面固然可以通过强调文学性来更新和保持阅读活动内在的张力、活力、含混性、灵活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强调鲁迅的文学性，是强调文学性概念内在的突破，扩大和重新界定，是要通过鲁迅的写作实践，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性这个概念在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不稳定、开放，和混杂。在这个意义上，强调鲁迅的文学性不是去找一个文学拜物教式的关于审美，关于形式，关于灵魂，关于作家的自我和文学形式自律性的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恰恰是通过鲁迅的文学性去理解文学性所包含的政治性，历史性，这一切内在于文学性，而不是外在于文学性。这一点我觉得没有比鲁迅文本更好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了，所谓文学的外部关系实际上恰恰只能通过文学的内部关系来把握，去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内外的辩证法恰恰是文学本体论的最核心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是一对矛盾。离开这个矛盾的话，不是陷入一种——最极端的例子，如——庸俗社会学的理解，就会陷入一种唯美的或者是形式主义的理解。 鲁迅写作的主体是杂文。某种意义上讲，再没有比鲁迅的杂文更不“纯文学”的了，因为它完全不是为形式，为审美，为不朽，或者为艺术而艺术。但另一方面，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读鲁迅的杂文，那些投枪匕首式的，被敌意的环境“挤”出来的，那些作为“攻守的手足”的，“一个也不宽恕”的文字，不可能不是被鲁迅杂文写作的内在的文学性所吸引。我不相信读者一次又一次回到鲁迅的杂文只是为了去查一查他在跟什么人打架，去证实一下他的立场，或者满足一下考据癖。阅读鲁迅本身指向鲁迅文字的文学特质，其中的期待、判断、刺激和愉悦感都是不可替代的，它们都提示我们，我们同鲁迅的关系确实是被文学性这个概念所中介、所界定的。这个纽带在最具体的意义上，是一种文学阅读经验，是文学性，脱离开它去谈鲁迅，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样就把鲁迅的复杂性和单纯性都过滤掉了。这样的鲁迅，无论政治上或“思想”上如何，意义都是大打折扣的，都不是鲁迅本身。 他的杂文的语法同时适用于他的小说、散文。唯一不太一样的是，“艺术品”必须有铺排有设计，有烘托情绪和有意象的，这固然是一种成就，但对于更大的存在的斗争和语言的使命来说，又只是一种雕虫小技，甚至是一种浪费时间。鲁迅并不是“文以载道”派，但即便在“诗言志”的意义上，也有大志和小志，大言与小言，大诗(“诗史”)和小诗的区分。鲁迅的这种选择，既是一种存在的政治选择，也是一种文学的政治选择，但我更要强调的是，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学的审美选择，通过这种选择，鲁迅告诉我们他心目中真正的文学是什么。他也有比较闲适和奢侈的美文，然而又恰恰没有采取抒情诗和小说的形式。在杂文空间里也有一部分是比较特殊的，是在舔伤口、休息，也有温情，边界很模糊，但分明又确实还是在战斗。实际上，对鲁迅来说，休息也是一种战斗方式，是为了符合一个更大的战斗的需要，是搏斗前的一次深呼吸。在精神层面上，个人心理、文学技巧层面上，鲁迅建立的一些结构，具有特殊的层次感、纵深感，布满了“手筋”，像下围棋一样，好像是个小动作，但内功很了得，在最短的杂文里面都能体现出来。神出鬼没，基本上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强度。这种语言的强度是鲁迅文学性的基点。除去那些纯粹实用性的流水帐式的日记，当他真正要写点儿什么的时候，那种文字，从来不仅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字和交流沟通意义上的文字，他那种质地非常细密的表达，对当今文学概念的学科化、技术化、唯美化、小资化、琐碎化等等倾向，都有一种冲击力和颠覆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重读鲁迅要为自己开辟一个严肃的新方向，就不得不历史地、批判地正视鲁迅写作的整体性和政治性，通过分析鲁迅文学性与政治性的辩证关系，把这两者同时重新确立起来。可以说，我们今天面对的鲁迅文本，是政治阐释学的对象，是历史分析与形式分析的双重对象。这同当代中国知识界日益明确的大问题，即打通改革传统、革命传统、近代化传统和以儒家普遍主义为核心的“天下”传统，是息息相通的。 姜：最后能否谈谈美国鲁迅研究的现状。在纽约大学东亚系的研究生中以鲁迅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重有多大，是否构成一个热点? 张：近十多年来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界的研究兴趣趋向琐碎化，一般学生不太会去碰鲁迅这样的大作家、大问题。在海外，材料和学术氛围上并不很有利于学生做这方面的题目。当然，新的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落实到鲁迅研究中也是可以出成果的，但现在还没有构成热点。目前我这里以鲁迅为毕业论文选题的都是国内来的博士生。在我的美国同事中，反倒是搞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的对鲁迅更有兴趣。总体上说，英文学术界还不能像日本那样感受到鲁迅穿透性的影响。美国学院市场里流行的各种理论、话语、话题、做派，乃至专业小圈子的封闭性和职业主义倾向，也都会妨碍青年学者持久地关注大问题、致力于人文学科里的“基础研究”。但很明显，基础研究是为各个学术研究领域提供基本动力的所在，最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思想积累，也最看得出个人能力、判断、境界和作为学者的自我期许。 在英文世界，现在最全的译本还是五十年代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他们的译本非常好，但是毕竟语言风格、篇目取舍、导读的取向等方面都受当时特定时代的影响。最近，美国“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要求我们帮助编一个关于鲁迅作品的新的英译本。这家出版社虽然不大，但却是庞德和艾略特他们当年建立的一个以出版先锋派诗歌为主的出版社。它有自己的私人基金，不需要过度依赖市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出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纯文学，而且范围也远远超出了英美现代派。今天能有一个新选本和译本加上新的导读，就可以把鲁迅介绍给新一代的读者，把他重新放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脉络里面来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