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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惠赐 原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4期 访谈时间：2008年9月13日纽约时间下午1时。 访谈地点：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在纽约大学东亚系见到张旭东教授的时候，适逢他休学术假，正忙着整理在美国和中国讲授鲁迅的中英文稿。2008年夏季，张旭东在北京、上海举办了十几次关于鲁迅文本细读的学术讲座，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置身于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格林威治村，谈起上世纪初活在中国暗夜时代的鲁迅先生，不能不别有一番深意。 姜：还记得第一次阅读鲁迅是什么时候吗?最初的阅读体验是什么? 张：我是65年出生的，识字读书的“发蒙”期大部分是在文革期间，家里除马列毛选和一些零星的世界文学名著外，就是一些鲁迅作品的单行本或选集。最初觉得鲁迅的语言不是很顺，非常曲折。杂文和论战性文字看不懂，也没觉得有意思，但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散文还是很好接受的。这跟鲁迅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跟阅读活动本身有关。那个时候的文化环境相对单调，没有影视和网络，也没什么好读的书，所以读鲁迅也带有一种自我强迫的味道。现在的孩子读物太多了。让他们非常自然地一下子接触鲁迅就马上被吸引，这是很难想象的。但在当时是有可能的。那时的学龄儿童与严肃文学接触得非常多。77、78年我正处在高小初中阶段，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当时世界文学的书一下子就开禁了，很多兴趣都是从阅读文学培养起来的。后来我到美国读研究生院，与美国、欧洲和港台的同学聊，他们都发现我读的书比较多。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缺少书，但他们还有各种各样别的爱好，从发展心理学上来讲是很健康的成长。而我们处在一个被筛选过了的文化环境里面，能接触到的都是经典，没有太多别的分散精力的东西，想看“庸俗”的东西也没有，只有“高雅”的。一直到80年代初都这样。这是我们那时的教育特殊的地方。鲁迅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被我接受的。 姜：您认同鲁迅是可信赖的心灵对话同伴吗?如果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对其被动接受转为精神对话的? 张：心灵对话的同伴倒谈不上，因为从当时的阅读欲望来讲，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特别吸引人，因为大家的口味其实都是被当时所能接触到的世界文学和古典文学经典塑造的;到80年代初期，又增加了一些欧美现代派，如福克纳、艾略特、卡夫卡等等，所以在审美和知识层面上，像我这样的读者并没有特别关注过鲁迅乃至现代中国文学。除了在练习写作时留意个别现代作家的风格和笔法外，在“精神”层面上，并没有特别以现代中国作家为“对话者”，也没有有意识地与鲁迅进行对话。这也许是我们同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那一代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从书本到书本的。但是，鲁迅总是以他独特的方式回到我们身边。 80年代“文化热”刚开始的时候，北大校园里喜欢文学的学生的风气，基本上还是比较轻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觉得当代不如现代，现代不如古代，中国不如西方。现当代作品只是在中文系应付功课时看看。很多话题、思路和口味是从阅读西方文学开始的。这些文化大势对狭义的阅读鲁迅也许是不利的，可以说，他被边缘化、掩盖和遗忘了;但在更基本的文化意识和思想倾向上，那些更注重阅读西方文学和西方哲学思想的人，相当一部分还是把鲁迅引为精神同类的，至少鲁迅曾希望年轻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鲁迅当然是现代中国作家里最西化的一个，无论就他的孤独感、悲剧意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体意识乃至尼采式的批判姿态，还是就他早年的自然科学、工程和西医训练，他的外语能力和阅读面，或他对西方文学风格题材的熟悉和驾驭能力来说，他的“西化”程度远在那些攻击过他的“正人君子”、留学生教授、或洋场西崽之上。 但更重要的是，鲁迅所谓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不是在文化和价值上放弃中国、追随西方或以西方为代表的“普世价值”，而是完全基于对中国的考虑，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少读或不读。这一点同80年代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提出的“西学讨论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这个思路是一致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欧风美雨”的80年代，在所有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鲁迅是唯一一个让人无法忘却的精神存在，变成了一种抹不掉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由于我在求学时代一直是“心有旁骛”甚至“心不在焉”地读鲁迅，所以对这最后一点体验特别深。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鲁迅想忘掉都忘不掉?用一些未经反思的标准衡量，他也许谈不上是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哲学大师，但他的确给人一种力量，能够在你接受西学的过程中，不断出来发言，让你感到这个东西现代中国人也写过，也想过，也体验过，也曾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时代记录。80年代我在北大中文系上本科，既在翻译本雅明，也在读鲁迅。那时候最虚无的感觉，并不是西方的理论多么发达、表述多么精妙，而是西方人在体验和思辨层面上抵达过的边界，完全在我们的经验之外;他们想过的一些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想过。这对80年代有学术抱负的学生心理震撼很大。卡夫卡写的东西、意识流、《荒原》这样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里面根本找不到。即使找到也是很皮毛、很零碎、表面模仿实验的东西，比如新感觉派、象征主义等。对于这样总体性的时代焦虑和文化焦虑加之于文学的紧张感来说，沈从文式的乡土或张爱玲那样的阴柔老辣都显得有些无关痛痒。但鲁迅就让人感觉到，很多地方他也曾到达，而且是在现代中国的特殊经验中、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达到一种存在的和价值的确定性，一种哲学上的张力和创造性：所有这些大问题，他都在他生活世界的具体性中想过了，写出来了。这就是最高意义上的诗。这不是模仿，而是基于真实生存的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所以鲁迅的形象无论怎么曲折深刻复杂，最终却总是明晰的、单纯的，带有一切明晰单纯的思想特有的强度。鲁迅笔下许多表述、意象、语言、说法，给人思想上的震惊和文学上的紧张感，几乎是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唯一能拿出来和现代西方文学的高峰相提并论的东西。这在80年代文化氛围里是一个异数。鲁迅就是这样成为一种证明，一种支撑，一种激励。当然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一点被意识到的。也可以说，这是潜意识逐渐明晰化、表面化的过程。 姜：“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是您细读鲁迅的一个理念，我认为这做到了以鲁迅的方式理解鲁迅。能否具体谈谈如何“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您是怎样一步步由西方文论研究走向鲁迅的文本的?在纽约大学东亚系单独开设鲁迅研究这门课多久了?它的起因和授课特点是什么? 张：这是第一次系统讲鲁迅，我的博士生有一半是国内来的，他们在国内多少都接触过鲁迅;美国和欧洲的博士生则是第一次系统接触鲁迅。西方的大学教育不是文学史体制，我觉得文学史体制的教育弊大于利，学生在一个专业范围内，四年、七年或者十年在文学史的框架里爬梳整理，弄不好会限制他们直接面对文本，他们的阅读能力、阐释能力、创造力，都会被史的框架给压住。这边的特点就是真正感兴趣的人一起进行文本细读，同时学理论、历史，跨学科地研究，比较开放。在一个很松散的结构里反而会有独立研究。当一个人面对文本的时候，是面对独特的东西，面对自己的经验和体验，面对自己的问题。不管好坏，通过细读和自由讨论，对独创性批评和学术史是个帮助。 开设这门课最初的契机是2006年我去日本的东京大学做访问教授，做了八次演讲，结果影响最大的一次是讲鲁迅。我当时是将鲁迅放在一个现代主义的问题里面讲的，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是包含了黑格尔、尼采、本雅明等西学议题。但东大的海报，仍给这一系列讲座冠以“中国的近代”这样的题目。这是日本学界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愿望，即希望能同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道来重新反思东亚的现代性，东亚的现代主义写作，东亚二十世纪的意识史、政治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关于鲁迅的演讲尽管只是个提纲，提出了几点看法，但在听众中反响非常强烈。这自然与整个东亚的现代性问题相关。日本学界对鲁迅的特殊兴趣，竹内好鲁迅的特殊味道，等等，都是原因，但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鲁迅的作品能够不断打动人，不断逼着你把鲁迅的生存状态摆在面前。他的穿透力越出了中国的语境，在日本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一点。我本来是客串一下，并没有决定要去研究鲁迅，但是批评的回应和各方面的方向非常好，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日本的岩波书店计划同东京大学合作编一套《现代亚洲经典》，问我能否帮他们编一本鲁迅卷，将鲁迅与甘地、夏目漱石、泰戈尔等放在一起，其中一半选鲁迅文本，另一半是我自己的批评和研究。这给了我一个系统重读鲁迅的契机。经过一年的准备，在08年春季学期给博士生开课。用英文讲完后，觉得意犹未尽，不满足，因为有些深入分析还是在中文的脉络里面，英文毕竟还是隔了一层;不过英文语境也能够打开另一个局面，有些话题在中文里就深入不下去，但在英文里面还可以走得很远。我08年暑期回国讲学，就完全围绕鲁迅。现在中文的演讲稿和读书笔记已经积累了好几百页;加上原有的英文的十二次讲课录音记录稿，都需要进一步整理和修订出来。但这两个文本可能不太一样。 从80年代上大学，到在美国读博士，在不同阶段发展了不同的学术兴趣，特别是理论兴趣，等到这些准备工作大致做好，开始面对长期沉淀下来的问题的时候，发现鲁迅又站在了我的面前。我们面对的最终是自己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知识、理论上，或者学术积累上的问题，包括克服中西学术落差的问题。这就不得不回应一些与我们早年记忆和集体记忆有关系的东西，在这里，遗忘正是回忆的真正内容---鲁迅的“阴魂不散”，原因正在于此。其次，在知识准备上，我觉得我跟国内的几代鲁迅研究者，无论是从文本阅读、批评手段、方法技巧上，还是问题视野、材料处理上，并没有师承的关系或专业领域内的对话。但这样反倒给我一种自由，能让我从一个更大的语境和阐释框架里再一次进入鲁迅文本。我面对鲁迅，完全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一种文本体验，而两者都没有被国内的鲁迅研究传统所浸染。我虽然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也修过两门鲁迅研究的课，但八十年代的风气，基本上还是把上课和自己读书思考分开来的，兴奋点不在那里。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鲁迅研究者，像汪晖、王晓明这样的朋友，交谈时谈的更多的是一般的知识界话题，很少具体讨论鲁迅。倒是我的本科导师乐黛云教授做过“鲁迅与尼采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的视野，是我研究鲁迅的自然出发点。同树大根深的鲁迅研究相比，这当然是很弱的一种联系。我是从自己个人的思想和学术发展脉络里面一步一步地同鲁迅相遇，所以有些方面可能和国内鲁迅研究的传统不太一样。 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首先要有能听得见文本说话的人，不然，文本永远在自己说话，也可以永远沉默。这和读乐谱不一样，乐谱如果没有人来演奏，没有人来听，就是张纸，而鲁迅的文本，你听到还是没有听到，不是声学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灵的共振，而是要看你如何打开文本。鲁迅就是个文本。面对这个文本，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打开，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打开。只要你打开了，鲁迅就会不断和你说话。每一个鲁迅的文本都是一个盒子，要把这个盒子打开，细读是基本功，各种版本的注释、史料、同时代人的回忆等等都是线索，批评方法是工具，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是动力。但这一切都要落实在“打开文本”的工作上，因为每一个作品其实都像叠起来的纸鸽子一样，是一个作品，一个成品，一个秘密构造，各种历史痕迹和作者劳动的手工痕迹都在里面。打开、展开以后，它们就都摊在纸上，摆在认识面前。回到文本，让文本说话，最终是让历史语境通过作品的符号结构来说话。这是第一层意思。 姜：那您为什么否认鲁迅是自己的心灵对话同伴呢? 张：这是说我没觉得他是一个精神的灯塔，离开鲁迅就活不了;或背靠先生，就能感觉到先生的注视的力量，才能获得道德确信。让鲁迅的文本说话的第二层意思，是强调把自己放在和鲁迅平等的地位，展开一种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作为一个信徒去解经。当然，这也是一种潜在的要求，即要求研究者在精神强度和问题意识上，能够与被打开的文本世界处在大体一致的水平上，否则大概只是在做一些材料整理或语文教学意义上的讲解。从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讲，必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出自对批评、分析和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切关性的尊重，而不是个人的自负。从知识结构上讲，要假定鲁迅文本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可以掌握的，没有什么神秘的。鲁迅的东西都在他的文字里，白纸黑字都摆着呢，关键是你要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为什么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要把鲁迅生存斗争和文字挣扎的一系列动作读出来，不仅是文本在说话，文本的语境也在说话。面对这个活的东西，我们要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分析的、批评的、观察的、解释的角度，而不要总去接受他的宗教启示式的东西，去精神吃奶式地赞叹或崇拜。应该非常冷静地去看待鲁迅的这些举动，有的地方他也不是很高明，显得生硬，有的地方也不是那么深刻，你对他的套路就会看得很明白。但是，鲁迅的确是整个现代中国人集体精神史上最鲜明最有力的形象，这是不能否认的，尤其放在今天看，是没有谁能够取代的，这跟他道德上和观念上的确定性是分不开的，现代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模棱两可的，但鲁迅的站位却非常明确，毫不动摇。 姜：自新时期以来，很多学者致力于在鲁迅研究领域做一些祛蔽工作，把鲁迅请下神坛，还原为人，祛神化乃至祛妖魔化。能否具体谈谈您对鲁迅的重读与之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新突破? 张：“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不是要向新批评(New Criticism)主张的那样把一系列历史性因素屏蔽掉，而是说要有意识地摆脱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过度道德化倾向。我们今天同鲁迅的交流不是什么“精神的契合”或“灵魂的对话”，而是经过文本的中介，立足于分析和解释，即如何“打开文本”，如何在符号界面的解构和重组中，完成一种新的话语的、理论的、批判的构造。80年代重读鲁迅往往有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把鲁迅作为一种精神源泉，道德源泉，一种新启蒙的资源，用来支持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反传统等一系列社会性心理要求，或者某种知识分子立场、批判性，这是一个非常介入性的、政治性的、道德的、精神的鲁迅。所以80年代以降的鲁迅越来越成为一个精神偶像：每当我们感到“先生”逼视的目光，就像鲁迅当年看到藤野先生挂在墙上的照片时一样，马上就觉得自己太偷懒，太懦弱，就会觉得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就有一种批判的勇气和信心，等等。 可以说，80年代读鲁迅，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都在鲁迅身上找我们没有或缺少的东西，由此来为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输血打气;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找一个作为权宜之计的坐标;或为修炼一种“独立人格”，一种“真正的个人”寻找灵丹妙药。这是一种由改革意识形态推动的“文化主义阅读”。90年代阅读鲁迅，在文学阅读和文本分析上还是延续80年代，没有什么突破，但知识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极端化，又把一种本来就比较粗放型的阅读带入一种更简单化的提问方式中。“自由主义”这一面，好像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的东西鲁迅没有——没有宽容，没有消极自由，没有为艺术而艺术，没有世界主义，没有私人空间，没有玩赏性，等等。虽名其为“自由主义”，但归根结蒂，是一种由市场和专业化价值观为基调的经济主义阅读。从“新左派”这一面看，自90年代后期，到进入新世纪以来，当商品化、官僚资本化成为文化批评的主要对象后，鲁迅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道德主义社会批判和“介入当下”的心理依据。夏天在华东师大开鲁迅研讨会，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地震。有的青年学生本来老老实实准备了发言，谈完了以后，迫于老师逼视的目光，又老老实实地试图把一篇文学论文同抗震救灾联系起来，像做思想汇报。 这样对鲁迅的借用或挪用，虽然说从80年代以来的知识思想脉络上说来是顺理成章的，但已经不足以在知识生产和文学批评的场域里给人提供推动力了。而一旦失去知识和理论上的制高点和活力，在道德批判和社会批判上我们也走不了多远，因为批判的介入，最终涉及的是价值的界定和意义的争夺。对学院里的读书人来讲，重读鲁迅或许是比奔赴抗震第一线更能上手、更本分的工作，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工作，因为今天我们怎么读鲁迅，正处在价值创造和意义争夺的核心。抗震救灾也好，开奥运会也好，GDP增长也好，最终要落实在意义和价值的层面上。相对于实践层面，当代中国在意义的阐释、界定和创造层面上更弱、更无力;更直白地说，相对于从事实物生产的劳动阶层，从事符号和价值生产的知识阶层没有什么“竞争力”。这导致我们在面对现代中国的精神遗产时处于一种恍惚、涣散的状态，在国际舆论和价值论述上就更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姜：这让我想起了“九•一八”事变后身处国难中的鲁迅。他以自己特有的书写方式参与到救亡运动中，成为中华民族最敏锐和最冷静的神经。他坚决主张大学生们应该“逃难”，而不是“赴难”，并且在《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摩登式的救国青年》等杂文中，痛斥一些沙上建塔、聊以自欺的儿戏的救国行径，甚至主张向一贯做事认真的敌国日本学习，以至于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鲁迅头上形形色色的“左”的、“右”的帽子实在不少。激进使他成为“左翼盟主”，自由使他成为“堕落文人”，超然使他成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随后的鲁迅研究也在种种意识形态倾向的思潮中不断摇摆，您如何看待鲁迅研究中的“左”“右”问题? 张：这其实正说明鲁迅的站位有一种确定性。当年把鲁迅定性为“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的人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按照他们的逻辑是说得通的。但问题是他们的逻辑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简单的历史主义，好像任何经验和思想都只是越“进步”越好，越“革命”越好。鲁迅的世界不是这种线性的发展观能够把握的，因为它植根于一种存在状态，一种历史时间的停顿状态。鲁迅能地绝望和希望的辩证法，对应的就是这样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时间，所以鲁迅基本的姿态就是，一方面是“夜正长”，是“无声的中国”，是无边的黑暗、 寂寞、无望;但与此同时也是“路正长”，是“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一个立场的两面，而这两面之间的张力和能量，让“进步”/“落后”、“先进”/“反动”这样的问题无法插足。而鲁迅之所以总是能为中国社会正面的力量提供灵感和道德支撑，也正是因为他的姿态是植根在这种反历史的历史批判意识里，植根在一种存在的政治之中。 在“左”“右”问题上，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话语随同学院专业化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左翼文化思想传统的边缘化，和近年来种种批判意识的复活，都为重读鲁迅确立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也更有冲突性的话语场。阅读鲁迅或鲁迅研究，若不放在各种文学观念、意识形态立场和社会力量的激烈交锋当中，是不会有活力的。那种由权力或官方话语庇护的批评和学术，或是由统一文学史教材和升学考试套路所框定的“知识”，是远远达不到鲁迅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文学强度和政治强度的，也最终不会是鲁迅真正的、久经考验的论敌的对手。但辩证地看，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知识界的颓败，以及批评界在商品、权力和种种新老意识形态偏见面前整体上的无力状态，客观上却把鲁迅的文本放到了一个激烈的论争场域中去，而鲁迅作品的特性和力量，正是从它自身历史语境的恶劣、粗砺、残酷、复杂、混乱中而来的。这个战斗的、紧张的、深沉的、充满希望和绝望的激情的鲁迅，在相对单纯、平和、乃至平庸的环境里，是很难被读者充分把握的。 在社会矛盾和价值失序日益激化的今天，鲁迅的激进性，自然会被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所理解和体会，这是任何文学史教课书都无法做到的，也是“自由主义”或右翼“修正派”没有办法克服的。换句话说，今天的鲁迅，必然是一个摆脱了狭隘的“左右”之争，而在一个更大、更复杂、更真实的社会时空中，把一种激进的批判性重新确立起来的鲁迅。这不仅为左翼文化更新了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使当代中国的批判意识和左翼思想超越种种新的学院时尚和简单的民粹主义倾向，而将自己重新建立在一个深厚的道德、文化、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植根于近代中国的最坚实的知识思想脉络之中。鲁迅的写作实践同中国革命在结构上有一种相似性：两者都是超越了“左右”的左，超越了“激进与保守”的激进，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前进运动，但也都在殊死搏斗中保留了、甚至复活了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因此具有文化上的真实性。所以“重读鲁迅”和“让鲁迅文本自己说话”，也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把自己重新历史化、政治化的努力的一部分吧。 姜：您是否在试图建立一个鲁迅研究的新范型或平台? 张：可以这样发宣言，但实际上要走出启蒙话语、国民性批判话语等这些传统框架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它们很扎实，有很深的社会心理基础;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状态息息相关;它们也都有各自的学术积累。鲁迅研究大概是在国内现有大学研究体制下，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屈指可数的几个靠得住的研究领域之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留下了一些很值得珍惜的东西。很多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训练，在知识面和方法论上不一定够，但鲁迅研究这个领域的历史积累是扎实的，所以，要推动鲁迅学术的发展，并不太容易。鲁迅客观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坐标，历史在每个时代里留下什么，也都会在鲁迅的范畴里面给自己留下一份证明。每一代人都不会，也不应该，更不太可能，在鲁迅研究领域交一份白卷，因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中国的问题来发言，要对时代给予回应，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时就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鲁迅重新相遇。重读鲁迅会使你自己做一种表达，一种总结，通过跟鲁迅对话，真正面对自己。 重读鲁迅，当然不是只把鲁迅的作品再读一遍。重读的前提是要能读出新意。而所谓读出新意，不是从字缝里看出以前人没看出来的意思，考证出前人没有掌握的事实，而是涉及到一系列阐释框架的变化。这首先是时代的变化。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阅读鲁迅来讲，我们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鲁迅;每一代都会为自己把鲁迅再一次“发现”甚至“发明”出来。歌德曾以“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来形容浪漫主义时代对莎士比亚的重新发现，我们也可以用“说不尽的鲁迅”来为重读鲁迅确立一个新的出发点。其实，真正“说不尽”的并不是鲁迅文本本身，而是由鲁迅文本而打开的一个历史性的阐释领域，一个问题史，一个精神系谱。说到底，不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因鲁迅的作品而“不朽”，而是鲁迅自觉“速朽”的文章因我们的历史而常在。 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知识积累、理论训练和学术经验，应该让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在更开阔的批评视野里，带着更尖锐的问题意识，去重新寻找鲁迅，发现鲁迅，解读鲁迅。鲁迅实际上是跟当时亚洲的思想环境，整个世界思想环境不断地在对话。作为一个人，一个思想家，他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他去日本留学，可以用日语写作;也有德语阅读能力。如果在知识上完整地把握鲁迅活动的范围，就会在知识的传承上做些分析，这样可以消除鲁迅的神秘感。所以，我觉得，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应该在知识上完整地、全面地、透彻地把握鲁迅。鲁迅看到的东西，理论上都能看到，他接触的各国材料都应该接触，没有知识禁区，没有你够不着的地方，鲁迅的历史经验、社会经验、文化知识经验，他文学上的每一个动作，做出来的和没做出来的笔的动作，都应该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这有助于真正把鲁迅摊开来，放到具体的、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鲁迅跟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系，不断追问这个关系，让它富于思想上的创造力，才是“重读鲁迅”的兴趣所在。 姜：在细读鲁迅的过程中，感受最强烈的是什么? 张：说实话，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后，有一个感觉，谈不上失望，而是鲁迅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复杂、神秘、深刻。鲁迅的问题不是深刻不深刻的问题，而是在问：在特定环境下，他做了什么选择，更准确地讲是决定---我们要把他的写作理解为一系列选择和决定。比如他的“一个都不宽恕”，这句话在哲学意义上没有什么深刻，按基督教道德还很有问题，但你要理解真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是在由各种选择构成的空间里做了这样一个选择，而且是这样一个义无反顾的选择;一个完全不给自己留退路的选择。要把这个选择还原到当时的特定语境当中去，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还有鲁迅和尼采，和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关系，都是可以寻根刨底的。鲁迅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他为什么始终是我们心里的一个问题、一个心病，或者一个源泉?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把我们和鲁迅联系到一起的，是真实历史处境的相关性，是“存在的政治”的内在强度。 把以前似是而非的伪问题，主观臆想的假问题去掉后，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理解鲁迅一生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他去南京、去日本、弃医从文、离开北京、定居上海，加入左联，最后靠近左翼，靠近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个决定：他与周作人、瞿秋白的关系，与“京派”、“海派”的关系，对施蛰存、徐志摩，新月派的看法，对木刻艺术的扶持，与年轻人的关系，对延安的想象，对苏联的想象，这些决定既有偶然性，也有内部惊人的一致性，合起来构成一个鲁迅精神面貌的整体。我们今天能感受到先生注视我们的目光，感受到他那种人格、精神和文字打动人的魅力，背后的力量就是他的这些决定——这么站，而不是那么站，这么说而不是那么说，跟这些人交往，而不是跟那些人交往，走这条路，而断自己那条路，通过同种种权势的对立，把自己孤立起来，但这又是“为了现在的战斗”所必须的姿态;同时，又通过几条非常隐秘的通道，把自己交付给未来。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鲁迅铁板钉钉一样地钉在那里，让很多文人雅士很头疼，很倒胃口，但对更多的人来讲，却是一个道德上的证明——这么做是对的，有良心的，是民族的脊梁，是自信的，从很具体的很小的方面又可以上升到很大很大的东西。鲁迅的定位针对的是现在，守不住现在，就无从谈未来。这一点尤其通过他的杂文写作体现出来。 我反对认为鲁迅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追问他在小事上为什么这么刻薄呀，等等。他是在跟现实缠斗，是要在“目前”，“当前”，“眼下”追问活着的可能性、价值和意义。而只有把现在救出来了，过去才有可能得救，也才有未来的生命可言。鲁迅到死都没有放弃年轻时候的许多想法。以前鲁迅研究成问题的地方就是总想描述他的思想发展或精神历程，论证他如何一步一步走上马列。鲁迅确实最终靠近了唯物史观，相信普罗阶级的未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是以政治组织的方式，是以写文章的方式。我也反对自由派的观点，说鲁迅实际上是个个人，是个存在主义者。鲁迅年轻时相信进化论，相信科学，经历了“呐喊”、“彷徨”时代，到晚年相信大众、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他精神上的循环重复，从投稿《河南》杂志到他临死前写的东西，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生命必然要开辟自己的未来，凡是有利于生命的存在的发展，就指向希望和光明;凡是不利于生命的就是野蛮时代，就是黑暗时代。但这个总的立场或倾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鲁迅每日每时与具体敌人或对手的缠斗、同现实环境的抗争。鲁迅内心世界的“形而上”的层面，有时候好像会游离于这些消耗生命的搏斗，但落实在写作上，却总是通过短兵相接的战斗而透露出来的。 鲁迅的写作是完全的、纯粹的政治性写作。理解鲁迅作品的关键在于理解这种政治性何以就是最本质、最积极的文学，而不是从一些教条的、意识形态的(比如小资的、唯美的)标准出发，去问为什么鲁迅写作同“文学”若即若离。鲁迅对黑暗的感受是非常深的，所谓黑暗就是“死的说教者”，就是否定生命的东西。当生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它是不惜与一切宣战的，但这种战斗意义的“恶”和“憎恶”，也是善和爱。这种错综复杂深沉低回的味道，经鲁迅的文字洗炼，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和精神的一种基调，而鲁迅的作品，也就此成为现代中国集体境遇的一个持久的象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回到鲁迅，又有什么奇怪呢? 就杂文的文学性来说，我觉得它是解开鲁迅写作的文学语码和内在创造性的一把钥匙。鲁迅把全身心都投入了杂文式的写作，这不是审美选择，而是由他存在的政治所决定。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所有的作品归根结底都是杂文。《坟》那样的论文不用说了，《朝花夕拾》和《野草》同杂文的边界是含糊的、游动的;甚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这样的小说集，也带有杂文气—鲁迅曾对冯雪峰说，《阿Q正传》是“论文”。但这样看，《狂人日记》、《药》、《故乡》、《社戏》、《祝福》、《伤逝》、《在酒楼上》这些名篇，哪一篇不是论文?而鲁迅晚年的一些杂文，却非常抒情，有时候还带有虚构性。应该说，如果我们把“寓言”(allegory)看作鲁迅写作的本质，那么杂文就是鲁迅写作的基本样式，处在鲁迅作品“文学性”的核心，而不是边缘。从这个角度重读鲁迅，我们也可以对今天“什么是纯文学”乃至“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