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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方竞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韩国鲁迅研究/东亚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 一、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仅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中国鲁迅研究的这种情况，在与东亚鲁迅研究整体状况的比较中，在与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正是在对当代东亚鲁迅研究的认识中，在对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认识中，认识到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中，韩国鲁迅研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存在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以种种启示。 在中国鲁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成果却不断涌现出来，表现出“成熟发展”的态势。1994年，我曾经参与韩国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韩鲁迅研究比较”的指导工作，从当时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看到的韩国学者金时俊、金泰万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①，还有韩国学者金惠俊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国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学韩国研究生姜贞爱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的《韩国鲁迅研究状况》，认为这个题目做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5年7月在中国沈阳举行了“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同月，中国鲁迅博物馆主持翻译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可见韩国鲁迅研究发展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朴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韩国》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韩国鲁迅研究自1990年出现第一篇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到2004年的15年时间里，“出现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十七篇以上，硕士论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论文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大，问题意识与运用方法也多样化，研究质量与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阅近年来韩国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30篇，《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虽然未能涵盖韩国学者的全部鲁迅研究成果，但所选论文无疑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鲁迅研究所匮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在韩国直到1980年代末始终“被视为禁忌”，时至今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中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学”，处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韩国鲁迅研究者“对历来被禁止的(中国)大陆资料的引用与翻译等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学研究方面，不顾禁忌正面突破，相当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们在韩国学术文化整体环境中所处的“边缘”身份和位置，加强的是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其研究更为关注鲁迅著作的精神资源。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③，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1](P20～22)。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表现出“革命家的鲁迅观”与“纯粹文学家的鲁迅观”逐步相融合的发展趋向[3]，诸如贯穿他们研究中的鲁迅“立人”思想、“历史中间物”意识和对鲁迅的“反抗绝望”的认同④。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李泳禧、任轩永、韩龙云、申彩浩、金洙暎、金台俊、李光洙、玄镇健等之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意义的认识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学术追求，表现出与鲁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对鲁迅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在整体上是相联系的，那么，90年代后则表现出二者之间相游离的倾向，在价值标准上也有不断变换的现象，而且，时至今日“边缘化”的鲁迅研究明显难以摆脱整个学术文化体制的制约，更明显地受到“学术评价标准”的束缚。 第二，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韩国思想文化意义，同时表现出某种人类情怀，具有突出的东亚意识和人类意识，这颇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讨的就是鲁迅何以是东亚的，何以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共同话题，他在研究中认为鲁迅研究可以成为“东亚知识人交流的疏通桥梁”，可以从中发掘出“东亚话语形成的理论根据”[4](P310～311)，他的《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东亚近代性与鲁迅：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中心》等著述，就是从这种思考和认识出发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国大陆完成《人类文化母题与〈故事新编〉》的博士论文，他发表的《鲁迅〈补天〉的创世精神研究》、《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研究：以东西方后譬母题传说的比较为中心》、《人性异化与鲁迅小说》，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小说的研究。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世钟教授的鲁迅研究，她一开始就着眼于鲁迅全部创作中人类情怀和哲学意识最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出“鲁迅以抵抗的气质和执着的性格为作家的个性气质，而且以怀疑精神、否定精神、联想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思维方式的特征”，她认为“怀疑、否定精神使鲁迅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种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过去所说的“悲凉”或“孤独”，而是“悲壮”和“阳刚”结合而成的“悲刚”[3]。如她所说：“受制于物质的时代，在这个对颠倒的价值观日渐麻木的时代，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却又找不到变化方向的时代，社会对现代精神的全盘否定促使笔者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现实升华出的思考。刘世钟正是从此出发把《野草》视为“象征体系”进行思维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贯穿了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如她展开的鲁迅《野草》与韩龙云《君的沉默》的比较分析⑥，对鲁迅、加缪、韩龙云的比较研究⑦，对他们身上一致存在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认识。她具体从“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韩龙云和鲁迅与加缪相一致的怀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与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对立决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剧存在，但人类又是在正视这一悲剧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的。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惩罚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因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加缪通过西西弗的神话，是要说明人类必须反抗自身荒诞的悲剧命运才可能获得发展。西西弗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这深化了刘世钟对鲁迅和韩龙云的“绝望反抗”体现的“革命”精神的认识。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鲁迅的“生命意识”研究》也是着眼于《野草》展开的，也是哲学意识和人类情怀极强的论文，作者认为：“只有‘生命意识’才是理解鲁迅思想本质的重要方面，它为解开鲁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章从《野草》中提炼出“死亡”、“腐朽”、“坟”、“无所有”柑“无”等体现鲁迅思想与生命哲学深刻联系的概念，对鲁迅“生命意识”的阐释，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律悖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类的理性而逻辑化、格式化、体系化、概念化的”，这带来“作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记表(‘能指者’)与世界本身的记意(‘所指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和隔阂。认识和世界‘之间’就如不断滑行的语言的符号空间”。他列举“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逻辑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狭隘和贫乏，主张将世界扩张到隐喻的空间”，认为“尼采所要尝试的是，用隐喻的认识，而非概念的认识，用审美的理性，而非逻辑的理性来认识流动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类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机体的世界——生命流动的世界中生存着。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将其理性化、范畴化，并借着理性的语言将其概念化、体系化、人性化来解释。特别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将不断流动、生成、变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将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义，将其概念化、绝对化，从而失去了世界流动、生成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批判的视角对待西方近代思想，将目光转向生命流动的世界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生命哲学的思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这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的当下意义的精辟之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直面人类生存现实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显然，这是可以给全球化语境中东亚以至人类意识甚为薄弱的中国鲁迅研究以启示的。 第三，如朴宰雨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概括，韩国鲁迅研究者重视“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多样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解构主义方法”，此外还有叙述学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韩国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了他们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面构成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这在收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的《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全炯俊)、《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申正浩)、《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李珠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金彦河)等论文中可以看出。 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整体概括能力十分强的朴宰雨教授，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韩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韩国鲁迅研究得到了系统的独立阐释，并获得了独立形态。在他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黎明期”提示着鲁迅进入韩国的意义，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鲁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着被殖民化的民族历史的痛苦记忆;他概括的“潜迹期”鲁迅研究，则是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达;他非常重视“开拓期”和“急速成长期”，认为这是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是这样分析“急速成长期”出现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残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1](P3)对于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中涌现出的遭罢教、入狱的李泳禧、任轩永与鲁迅深刻的精神联系，他有着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说明，即“现代韩国变革运动”直接推动了韩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体现了与鲁迅精神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构成1990年以后韩国鲁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发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韩国鲁迅研究史，又是韩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对“研究史脉络”梳理前，写有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的“翻译史概观”，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韩国鲁迅研究与日本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种“历史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使他对韩国鲁迅研究独立形态的阐释显得更加凿实，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鲁迅为何亦属于韩国?”“鲁迅已经属于过去式?还是属于将来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断言：鲁迅是属于东亚的。”[7](P100～117) 这样地提出和回答问题，体现了韩国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中的独立精神追求。所以，在《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中，我们看到了诸如金时俊的《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金良守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河林的《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刘世钟的《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柳中夏的《革命力动主义或意象主义——相互照射的镜子：金洙暎和鲁迅》等，这是中国鲁迅研究者久违的论题，是丧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记忆的研究者所难以写出的论题，是韩国鲁迅研究者从本民族文化发展出发理解鲁迅精神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是中、韩两国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可以相通互动，可以通过鲁迅研究发生精神和心灵感应的论题。 在这里，回顾一下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的思考，是必要的。“因为境遇和时势”，“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8](P79)——“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9](P511);“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8](P79)，从中“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10](P389)。1935年，林语堂批评左翼文学翻译“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是“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11]，对此鲁迅针锋相对地回答：“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12](P355～356);1936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因为翻译《呐喊》(收《阿Q正传》等8篇小说)而征询鲁迅的同意，鲁迅立即复信表示：“这事情，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自然，您可以随意翻译，我都承认，许可。”[13](P662)鲁迅打破自己“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14](P376)的惯例(此前，曾经因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出版写《自叙传略》)，应普实克之邀，请冯雪峰写了一篇介绍自己“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的文章，他自己则抱病写出《〈呐喊〉捷克译本序言》，说：“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相互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15](P524) 二、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这里说的东亚鲁迅研究，主要指在整体上相联系的日本、韩国、中国的鲁迅研究。我提出东亚鲁迅研究，基于如下3个层面的思考，这同时也是东亚鲁迅研究能够形成和发展的3个主要原因。我认为，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也主要是在这3个不同层面上呈现出来的。 第一，日本、韩国、中国共存于东亚文化区，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毗邻而居，在历史上无法相互切割，在19～20世纪尤其如此，在文化上更是相存与共，丝丝相扣，这是鲁迅研究能够成为3个有着不同社会文化结构的民族的共同话题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但我认为，正因为此，东亚鲁迅研究就更有提出的必要。我们常常把19世纪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视为东亚各民族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实际上，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深层次危机，更是在同一系统的文化的不同脉络之间发生的，如在欧洲历史上同属于西方文化系统中的日耳曼民族文化与犹太民族文化的冲突持续不断，日益加剧，导致“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整体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所以东、西方文化在19～20世纪更是一个相互了解、借鉴和影响而不可能相互取代的历史过程，东、西方文化冲突并没有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人类惨剧，相反，在19～20世纪东亚历史上类似“南京大屠杀”一类人间惨剧更是在东亚不同民族之间出现的，更是在东亚文化系统的不同文化脉络之间发生的，正是因为“根同”而更可能带来彼此之间的“相煎”，正是因为“相近”而可能彼此之间更看重“差异”，而且时至今日不同脉络的文化之间仍然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与鲁迅所期望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有遥远的距离。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看到，在有着几千年历史和文化因缘关系的东亚，能够实现日、韩、中不同文化脉络之间的“求同存异”以实现“和而不同”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从东亚文化的现代发展要求出发，鲁迅研究无疑能够更好地起到沟通不同文化脉络、增强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借鉴和影响的作用。就此而言，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东亚意识和发展东亚文化的要求，是值得中国鲁迅研究者尊重、敬佩和提倡的。这是我提出东亚鲁迅研究的首要原因，同时也是东亚鲁迅研究意义的突出表现。 第二，鲁迅研究之成为东亚文化中的重要话题，更是在19～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中形成的，这是我们思考东亚鲁迅研究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层面。应该看到，鲁迅思想和文学之所以与现代东亚文化建设有更直接、更内在的关系，之所以是现代东亚文化缺之不可的组成部分，主要原因之一，根源于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形成与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当19世纪下半叶“落后的亚洲”迅速崛起之时，日本在东亚首先摆脱“东方文明”故弊，面向西方，与日本不同，中国仍然固守着沉重的“固有文明”负累。鲁迅留学日本7年之久，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曾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16](P682)，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认为：“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虽然“并无固有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然而我以为唯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17](P243～244)。鲁迅肯定日本的“蜕变”，赞扬其在诸多方面“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17](P243)，他译介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等富于民族文化反省和批判精神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18](P251)，“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19](P250)。“日本体验”是鲁迅1907～1908年写出的一系列文章的重要基础之一，日本文化在鲁迅思想和文学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检视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以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胡风为代表的几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所不能相比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历程。而且，日本也最早关注中国的“五四”，“五四”文学革命刚刚爆发，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即在日本报刊上发表《觉醒了的中国文学》和《以胡适为中心的汹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等文章，鲁迅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对他“怀着同情和希望”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公正评论”表示“衷心感谢”[20](P453)。 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日本的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命运更为接近的韩国，这是我们认识韩国鲁迅研究形成的性质和特征不可忽略的;近现代相似的历史命运，特别是鲁迅思想和创作具有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意义，使对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鲁迅的研究，成为韩国学者发现和认识“自我”、思考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渠道，我从《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收入的《韩国鲁迅研究论著目录(1920～2004)》中，特别是199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中，深刻地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点，如前所述，他们也更是通过借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鲁迅研究中取得令人敬佩的成绩的。 第三，东亚鲁迅研究形成的直接根源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内涵，还存在于1894年、“二战”特别是1945年后的历史中，存在于日、韩、中相联系的近现代历史引发的3个民族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思考和认识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与日本“交恶”，两国完全陷于敌对状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致。鲁迅借助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一个青年的梦》中的话语，提出了一个与中日两国敌对情绪相背的思路：“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21](P192)遏止战争，需要唤醒民众，包括日本和中国的民众。这样，鲁迅从事着一项与两国战争情绪相背的工作——译介日本文学到中国。上世纪30年代，鲁迅更进一步提出中国与世界之间“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22](P278)，而寄希望于文学，提出：“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15](P524)鲁迅在译介日本文学的同时，同样重视把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日本去，曾为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翻译的《阿Q正传》做细致的审读，用日文为这部译稿写出85条校释[23](P466～468)，努力使作品更准确地翻译到日本。“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在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联”对日本军事侵略的偏袒态度进行激烈抨击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与诸多日本友人的联系和友谊，以加强中日之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如鲁迅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用三至四个小时，给日本友人增田涉几乎逐字逐句地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著作，帮助他把这些著作译介于日本。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友谊是为研究者熟知的，他欣然用日文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写序，肯定作者“将中国一部分的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24](P266～267)。1936年鲁迅还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的要求，选出中国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10篇，在《改造》月刊上以“中国杰作小说”为题发表，并为之写“小引”。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从二十年代初发现鲁迅开始，日本的学者、作家、记者是如此着迷于鲁迅作品。当然，部分原因是鲁迅在日本度过了他性格思想形成的时期。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日本的地理和文化接近于中国，他们在鲁迅作品中可以直接发现，几乎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来的本民族精神忧患、苦难的影子。” 但是，我认为，日本知识分子对鲁迅毕生致力于沟通中日文化和中日文学交流的真正认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的价值与意义的真正发现和理解，更主要出现在1945年以后。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思想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极其关注，对鲁迅的作品的译介、研究工作“规模”性展开，持续不断，出现了在日本影响深远的“竹内鲁迅研究”。增田涉1948年出版的《鲁迅的印象》被竹内好称为与《歌德谈话录》具有同等价值的不朽著作，该书在日本享有“百万书”的盛誉，是日本鲁迅研究的权威文献[25](P133～134)。日本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是从反省本民族近现代历史以实现本民族文化发展要求出发的，这与当年鲁迅译介日本文学到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 从朴宰雨教授的研究文章可见，上世纪80年代，在丸山昇的《鲁迅评传》、《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和竹内好的《鲁迅全集》等译为韩文出版后，韩国知识分子对鲁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韩国学者是在“二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直接影响下开始了最初的鲁迅研究，认识到鲁迅研究对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意义的[1](P14～15)。丸山昇教授在《日本的鲁迅研究》中分析鲁迅“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是对日本近代的反省和对中国的再发现的时期，那么就应该看到，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包括对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又加入了新的动机，那就是对美国占领军政策的批判。”[26](P47～48)我认为，这是日本鲁迅研究能够在韩国以至东亚产生影响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日本鲁迅研究推动东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这更是在东、西思想文化碰撞和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更是在东亚民族和东亚文化“被动现代化”历程中精神自主建构的表现。我们正是在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对鲁迅的“二次觉醒”的研究中认识到：东亚民族19～20世纪在认识和借鉴西方过程中否定了“旧的自我”，但这种否定不是为了把东亚变成西方的附庸，而需要在“二次觉醒”中重新找到和确立“新的自我”，这是东亚民族和东亚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我认为，这也是“二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能够对抵制美国占领军政策的韩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时至今日，在西方强势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中，我们看到韩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更为突出的民族独立精神和民族文化独立发展要求，这在《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中也有引人注目的表现，表现在韩国学者对鲁迅的革命情结、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强烈认同上，他们的鲁迅研究也更是在这种认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鲁迅研究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民族苦难的精神历程的思考中发展，同时也需要在对国外鲁迅研究的借鉴中得到发展。上世纪80年代，虽然美、法、德、苏联、捷克等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陆续译介到中国，推动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但我认为，同在东亚的日本鲁迅研究的影响对于中国更具有基础意义，同时也更具有启示意义。1981年鲁迅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在转变“文革”时期绝对主义的鲁迅观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本乐黛云教授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译文集)，对重新起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影响不可低估，这部译文集及所附“研究著述要目”，收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多，译文中就有丸山昇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和竹内好的《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此外还有木山英雄、伊藤虎丸、高田淳等的研究成果。上世纪80年代，刘柏青教授编辑并主持翻译了《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日本鲁迅研究成果被更大规模地译介到中国;此后，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藤井省三的《鲁迅比较研究》等等，陆续翻译到中国;2004年以来，又有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丸山昇的《鲁迅·革命·历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果说中国对日本鲁迅研究成果的借鉴更主要是通过翻译实现的，那么日本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则多精通汉语，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成果的反应和接受要更为敏锐，在鲁迅研究资料的发掘上也有独到贡献。日本鲁迅研究界更活跃着一批中国青年学者，起到连接两国研究的桥梁作用。 1990年后的韩国鲁迅研究与中国的关系，近于日本这种情况。中、日、韩之间的鲁迅研究是在相互影响和推动中发展的，比如前述在日本产生很大影响的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引人注目地提到鲁迅左联时期对再度沦于“奴隶”境遇的敏感和愤慨[25](P52)，这是鲁迅著作一再表述的内容，但在鲁迅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却甚少言及，是1980年前的中国鲁迅研究难以认识到的。钟敬文先生在“文革”期间把增田涉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这有助于“文革”后新出现的一代研究者对鲁迅著作的反封建思想意义的认识和对鲁迅心灵的探寻。中国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就是在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重新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对韩国鲁迅研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韩国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又是在与时至今日中国知识界的不同中显示其独立性的，如孙郁先生说：“韩国学人一些论文对奴隶一词的敏感，超过了中国知识界的反应，”“韩国人看鲁迅，有着中国人不问的视角。他们是带着被殖民化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那里的人们还保存着血气，有着阳刚之力。虽然知道韩国知识界也有自省的冲动，时常抨击着自己社会的黑暗，但我觉得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已丧失了类似的状态了。”[27](P1～3)其实，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被殖民的历史(程度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两国知识分子更有着在专制政治统治下相通的感受和认识，显然，这在中韩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生命体验中更具有基础性，同时也应该更具有自觉性，这是可以通过鲁迅研究建立起来的更具有东亚现代文化发展意义的精神联系，同时也更能够体现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在东亚鲁迅研究发展上可以做出的独到贡献。 中国很大，这个大是可度量的地理和历史的大，拘囿在有限的中国地理、历史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比东亚以至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更大。鲁迅的精神内涵是无法度量的，鲁迅研究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有着不同社会文化机制和特点的日、韩、中三国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东亚鲁迅研究，实际上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建立的一个精神平台，这是一个内在的有机联系的系统，一种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磨炼已然不可能分割开的精神文化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整体永远大于个体，同时整体也不可能取代个体，更是通过个体带动整体的。这赋予鲁迅研究一个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东亚鲁迅研究更是在这种“和而不同”中表现出无限生命力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在研究历史相对更长的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并没有“中国化”或者“日本化”⑨，而是稳固地建立在韩国文化精神基础之上，并且表现出更为突出的“东亚意识”。这是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重要表现，是能够反过来推动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6-07-03 注释： ①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该文所列韩国198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研究论文28篇，其中鲁迅研究论文仅8篇。 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该文所列韩国1956～1990年中国现代文学硕士论文81篇，其中鲁迅研究论文仅11篇，所列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4篇均写于1989～1990年，其中鲁迅研究仅1篇。 ③如《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中的14位作者，除了金时俊、金允植外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些年青的研究者多是在1990年后涌现出来的。 ④如朴宰雨认为韩国鲁迅研究中以“批判性与思辨能力强而有力”的学者柳中夏，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对鲁迅前期思想与文学的研究，就直接借鉴了大陆中国80年代鲁迅研究的方法和“历史的中间物”、“反抗绝望”等研究成果。见《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韩国)严英旭认为韩国鲁迅研究原本有的“纯粹文学家鲁迅”和“革命家鲁迅”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系统”，“随着中国学术界的变化而变化”，1990年以来之所以能够“显示了合并的趋势”，是与中国“王富仁、钱理群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成果”的影响直接相关的。见《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期。 ⑤相关研究成果见：朴宰雨的《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以李泳禧、任轩永两位运动家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刘世钟的《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刘世钟的《现代精神的模式或方法论——鲁迅、加缪及韩龙云比较研究》，《当代韩国》2005年秋季号;严英旭的《论鲁迅和申彩浩的作家意识》，《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柳中夏的《革命力动主义或意象主义——相互照射的镜子：金洙暎和鲁迅》，《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金河林的《“小说史”研究的同步性与差异性——鲁迅与金台俊》，《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朴明爱的《李光洙的《〈土地〉与鲁迅的〈阿Q正传〉之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1期;严英旭的《日本和西欧对鲁迅和春园之影响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全炯俊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⑥见刘世钟《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⑦见刘世钟《现代精神的模式或方法论——鲁迅、加缪及韩龙云比较研究》，《当代韩国》2005年秋季号。 ⑧收入全炯俊著《从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韩国首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借助的是韩国学者李大可对该文的汉译未刊稿。 ⑨但是，朴宰雨教授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也指出：在1990年以后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下，“韩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韩国变革的关心慢慢淡薄起来，而是慢慢转向于社会改变或者纯粹的学问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学术成果与多元化的研究风气慢慢介绍进来，韩国年轻的中文学者也普遍受到一些直接的影响。”就笔者的实际观察，这种倾向存在于置身中国的一些韩国青年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问题更主要是研究态度是否严肃，是否立足于本民族社会人生体验，是否立足于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A].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C].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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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鲁迅.译文序跋集·《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A].鲁迅全集(第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0] 鲁迅.书信·201214·致青木正儿(日)[A].鲁迅全集(第1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1] 鲁迅.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A].鲁迅全集(第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 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A].鲁迅全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 鲁迅.书信·310303·致山上正义(日)[A].鲁迅全集(第1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4]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5] 钟敬文.《鲁迅的印象》译后记[A].(日)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26] 丸山昇.日本的鲁迅研究[A].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C].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27] 孙郁.序言[A].鲁迅博物馆编.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C].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 【原载】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