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俄罗斯作家协会、捷克作家协会、斯洛伐克斯中友协的邀请，2007年9月3日到13日，著名作家王蒙以国际知名作家的身份，前往俄罗斯、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进 行文学交流。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作家、汉学家的热烈欢迎。这次访问以文学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当地主流作家、学者群体对中国文学、中国现状的了解，提高了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2007年9月13日，王蒙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多瑙河（Danube）宾馆接受了该国科学院的资深汉学家高利克先生的访问。本报独家刊出王蒙与高利克的对话，以飨读者。 高：在过去的两天里，你看了斯洛伐克乡下的一些地方，还有布拉迪斯拉发，你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感受？ 王：我们在斯洛伐克短短的两天，感觉非常愉快。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她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气候，山、河。（高：没有中国那么漂亮）还是很漂亮的。有些过往的建筑，让人看着很舒服，我们感觉这里的人民，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很愉快的，让人感到很高兴，感到能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是我们的幸运。 高：你在捷克、俄罗斯都是很知名的作家、文艺批评家，你的写作生涯长达50多年，有着很复杂的生活过程。你能不能讲一讲你的生活里最重要的几件大事？ 王：我经历过中国及世界的太多的变化，我的生活道路上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都是重要的，几乎没有不重要的，但我要简单地说，也许可以说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变成了一个反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少年，甚至于，至少我自己以为我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且在我差5天不满14周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我积极地参加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历程与革命。第二件事情是1953年我就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所以文学对我太重要了，太有吸引力了，别的都可以做得差一点，但是一定要好好地做文学。然后一直到今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好的情况和最差的情况下，我一直喜爱文学，愿意多读和多写文学作品。那么第三件事呢，1957年到1958年，在中国的反右派的运动当中，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右派分子，成为了一名反对共产党的右派分子。现在看来有一点可笑，但是当时对我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之后我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保持沉默。但是我个人在新疆，有好的与不好的经验，仍然有很多高兴的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情况完全变化了，使我个人的命运完全变化了。我无论写作，还是社会生活上，都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劲头。 高：你和我的朋友顾彬教授在几天以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他认为你的最好的作品就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我是1958年读过的。我很想把你的这篇文章翻译成斯洛伐克文，但当时我们国家的人都认为自己国家特别好的，我没敢翻译出来。你对于顾彬教授的认定有什么意见呢？ 王：我写的作品比较多，风格、题材的变化也比较大，所以对于我的作品哪一本是最好的评价，至少我知道的就有五六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与顾彬教授认为的一样，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他们评中国20世纪最好的100部作品，也选的是顾彬教授所喜欢的这部作品。另一种说法呢，正如好多人都认为的，是我描写新疆的一些作品。除了谢教授之外，上海很著名的作家王安忆，山东很著名的作家张炜，他们都说我最好的作品是写新疆的。（高：我也喜欢）谢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在中国的几个大的出版集团他们也评选了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100部作品，他们评选的就是《活动变人形》。《活动变人形》翻译出去的也比较多。英语、德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俄语等，也还有相当的效果。这是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我最早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部小说是1953年我开始写作的，但是正式出版是在1979年，也就是过了26年才出版，现在每年或过一两年还都在再版。我还要说，1979年我的小说《夜的眼》的发表是重要的，当时的苏联与美国，在中国文革后都是先介绍了此篇。还有一种说法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一批散文与评论，特别是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一批。我很高兴我的小说《十字架上》得到高利克先生的重视，当然，这也是我当年很重视的一部作品。我想，有那么多的学者、读者对我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我的哪部作品是最好的，这样就打击了一大批喜欢我自己其他作品的人。而且我还愿意看到别人说我的作品这部那部都是最好的。 高：你说你是个革命家，但我觉得你充满同情心。你写的《十字架上》，没有哪个中国作家写得那么好。茅盾先生也写过类似的小说。你写得非常好，你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而你那时是文化部长，你认为在中国做文化部长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吗？ 王：我认为是这样，《十字架上》这部作品里头，实际上我的核心，我最关切的是对于弥赛亚与弥赛亚情结的这样的一种关注。相反，也有一种跨越，超过那种弥赛亚情结。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同样也可能有一个弥赛亚情结。革命者以为我们进行着的革命，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要解救人民。认为中国以前全部都是黑暗的，然后从这个革命以后，你就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和耶稣是一样的。耶稣有一种使命就是拯救人类的罪恶，那么革命也是要消除，当然是用强硬的手段，而不是用传教来消除黑暗。所以我能有这样一种心情，体会这个弥赛亚使命。这种使命，既是令人向往的，又是非常痛苦的，又是不被人们所理解的。（高：所以你在《十字架上》里面写道，中国人民也不理解你）是的，也还要骂的，你看耶稣直到被处死，仍然有很多人在骂他。 高：如果在中国有更多的人能实现仁爱、宽恕，社会会好一些吗？ 王：当然！在革命当中强调斗争，强调硬的手段，强调不要向敌人屈服，这我完全是理解的。但是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不能老是斗争斗争，如果老是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法发展了。 高：马克思认为斗争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为纲。而耶稣认为最重要的是和谐。 王：现在中国也讲和谐了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是没有阶级的，没有阶级，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你知道我也有一篇有争论的文章，我在《读书》杂志上很早就提出来了，鲁迅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国实行不了fairplay,但是我说中国已经缓行了这么多年了，现在中国应该fairplay了。现在马上要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没有费尔泼赖怎么行？所以你说的宽恕、公平、慈爱、谦虚，谦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品德了，和谐、和解，就是斗争的双方，也不一定是到最后是我把你杀了，你把我杀了，也可以和解。我们昨天斗争，后来就不斗争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有很大改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可以和谐相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中国社会都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基督教博爱的精神，我以为对于中国社会也是有好处的。佛教的普渡众生、慈爱、慈悲，也是非常好的。很多佛教国家是很和平的，你看泰国。（高：佛教没有宽恕）有超度。 高：8月28日，你的也是我的朋友顾彬教授获得了中国国家的文学奖，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批评家，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王：我觉得这是很应该的，你说的这个奖我不很清楚，应该是中国作家协会发的奖吧？你说的厉害是个观点问题，但这有个前提，就是他关注、介绍、翻译、研究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贡献。比如说我有一篇德语的小说，叫《夜的眼》，刚才我忘记说了，也有人说这才是我最好的小说。他翻译了这篇小说，并与别的小说一起编成了一本书，是在瑞士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而不是在联邦德国。他还翻译介绍过张抗抗的小说、孔捷生的小说，很多很多别的人的小说，所以，当然应该奖励他。至于他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这是他个人的事情，个人他比较激进,比较激烈，但是他也与你一样，关注中国文学、翻译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在这方面，我觉得顾彬教授是高于一些研究者的。最近中国作家协会还奖励过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汉学研究专家，托洛普采夫也得过奖，还有李福清。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人还很多了，包括像您、黑山，都做了大量的事情。我有很多的汉学家朋友，像墨西哥的汉学家白佩兰，德国的就更多了，他们都很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