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垣与长子陈乐素、长孙陈智超。 陈垣，这个曾经在史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作为北师大的老校长，学校内有陈垣雕像以及不少以“励耘”命名的建筑和出版物。“励耘书屋”是陈垣书房的名字。不过，现在你去学校问问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往往流露出“陈垣是谁”的困惑。 作为一个史学大家，他没有那些广为流传的坊间小段子。有些人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不过大多关于他的轶事，都是和他怎么教书、怎么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和这个时期的众多大家不同，陈垣是靠着《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启蒙，自学成才，没有留学列国的背景。他身上有很强的战斗因子，反抗过清朝、北洋军阀、日伪政权。但是说起他的学问，没有人不叹服。陈寅恪就曾说过，他平生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陈垣，陈垣学问踏实，德才兼优。 陈垣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看电影，连茶也不喝。虽然收入不菲，但生活节俭，最大的花销就是买书和字画。1971年他离世的时候留下大笔财富，全部捐给了国家，包括4万多册线装书、清代学人手稿和字画1000多件(其中有董其昌的字画一二十件，随便一件在今天就值几十、几百万元)、稿费4万元……无形的遗产当然更多。除了那些石破天惊的史学专著，陈垣还花费大量精力编撰出不少工具书，泽被后世。他总结出很多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方法，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今年是陈垣诞辰130周年，在对他或赞叹或“遗憾”时，也许我们应该回到他的年代、他的经历、他的内心。  1933年2月，伯希和与陈垣、陈寅恪等合影。 陈垣小传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1880年生于广东新会棠下镇石头乡(棠下现已划归江门市蓬江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专门学校。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经历过几次政权更迭，他的人生观更加坚定：“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 “每当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书桌上” 抗战时期，陈垣留在北平，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同时立即与日本学术界的朋友断绝往来。当时日本报纸提出这样的问题：听说北平秩序已经恢复，我们在那里与支那人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像陈垣这种人不和我们合作呢？在敌伪时期，汉奸威逼利诱，要他出来担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他也拒绝。他的得意门生柴德赓感叹：“这在敌伪时期是很勇敢、很不容易的。” 这个时期(抗战期间)，陈垣真正做到了杜门谢客。辅仁是德国教会主办的学校，在太平洋事变爆发、美日宣战之后，成为沦陷区唯一可以不向敌伪当局注册，并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大学。正是在这几年，因为没有任何社交活动，陈垣的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写出著名的“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除了著书，陈垣利用一切场合宣扬“品行第一”。辅仁大学的返校节上，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礼记》有一节是讲孔子主持射箭比赛的事情，让谁把门呢？弟子子路。孔子说，有三种人不能参加，一种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为敌人做事情的，一种是认敌为父的。很多汉奸听了以后都灰溜溜地走了。在敌伪统治下，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很不容易。 在教学当中，他也会巧妙地灌输爱国思想。他开了一个新的课程叫“史源学”，有一次讲到清朝两个学者讨论一个问题。金灭北宋以后，一时不能灭南宋，在中原地区建立过一个伪齐政权。这两个学者讨论伪齐的头子刘豫死后到底埋在什么地方。分析了两人观点之后，他突然话题一转，说刘豫到底埋在哪里不重要，有一条材料讲，刘豫的后人都不承认他这个祖先。“所以一个人当了汉奸，连后人都不承认他。” 他在著述中一改以往不喜议论的文风，加入了更多主观色彩，借古喻今，通过这些书斥敌寇汉奸，斥责当局发国难财等。他批评得最多的是那些勾结外族、统治国人的败类，如石敬瑭、赵德钧等，他常以“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等痛斥这些汉奸。沈兼士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后评价：傲骨撑天地，奇闻泣鬼神。到抗战后期，有些知识分子“顶不住”了，陈垣希望用这些书来激发知识分子要爱国，要坚持民族气节。 而此前，陈垣的人生经历已经足够丰富。他学过西医，28岁时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堂，因校方歧视中国员工和学生愤而退学，带领部分学生转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私立西医学校———光华医学专门学校；他办过报纸，在1905年与潘达微、高剑父等人创办的《时事画报》上写时政文章，抨击满清政府的统治。 即便选择研究历史，和他的爱国情怀也有很大关系，他曾多次对学生们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指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平。“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陈垣长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评价，所谓“陈垣要强”，是要国家强，不是要个人强。 “他就像是一架专挑错误的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 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陈垣当选为众议员。此时，他才33岁。这次从广州移居北平，或许是陈垣一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此后，陈垣成为与王国维、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家。 到北平之后的10年内，他前后3次担任众议员，期间还当了5个月的北洋政府教育次长(教育部副部长)，最终“弃政从史”。陈垣晚年回忆说：“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与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陈垣的第一本宗教史专著《元也里可温教考》，解决了“也里可温”就是元代对基督教各派总称的问题。之前学界一直对这个常跟“和尚”联系在一起的外来词汇困惑不已。而陈垣在44岁那年写出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让自己名扬天下，也让蔡元培称为“石破天惊之作”。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其他教员都把他当作活字典。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垣仍然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郭沫若出访国外，与人讨论关于楚辞的问题，有的一时搞不清楚，就打国际长途回来问陈垣。一直到90岁那年，陈垣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有的学生回忆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虽然惊叹陈垣的天赋，但身边的人也深知他下过的苦功。陈垣的学生兼助手刘乃和回忆，在他60多岁研究佛教史时，需要参考的一部典籍贮藏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多年无人进入，蚊虫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宁就进去用功一天。平常他无论冬夏都是清晨4点起床看书写作，午饭后只在椅子上靠几分钟，接着再写。每晚9点多，最晚10点就睡觉。陈智超透露，有4年时间，因为每天都很早起床编《中西回史日历》，苦心设计简明方便的表格，结果陈垣得了胃病，只能吃面。对于一个广东人来说，这是件挺痛苦的事。陈垣曾在一次与北师大毕业生的谈话中说：“我已82岁，越学习越觉得不够，你们28岁还不到，应该学的东西还多得很呢!” 陈垣对《四库全书》持续做了长达10年的研究。陈垣家住在北平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4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去看《四库全书》，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断断续续读了10多年，对这部包括3000多种、3万多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 陈垣与胡适当了5年的邻居，在学术上往来也很密切。不过，因为他专做“窄而精”的史学研究，与胡适的史学路数迥异。他曾对学生蔡尚思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 [NextPage]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 从1926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开始，陈垣陪伴着辅仁走过了27年，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1952年后又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他91年的漫长人生中，大学校长一当就是46年。 担任校长几十年，陈垣从未间断过给学生上课，且从不缺席、迟到。唯一一次缺席是母亲辞世，回乡奔丧。学生回忆起他多称“援庵先生”，而非陈校长，大概是敬重他的学问，而不是他的官职。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不严厉，有顽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他为“老虎”，但在课堂上，没有人不自发地挺胸直坐、两手分置双腿之上，听得入迷。好些受业者都说过：从来没见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他讲课，不像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那样天马行空，而是循序渐进、踏踏实实、面面俱到。一般老师不太喜欢批改作业，陈垣不仅认真批改，还和学生一起写作业，并贴到教室墙上作比较。 因为是自学成才，陈垣更加重视学习方法。对于自己摸索出的经验，他也乐于跟学生和后辈分享。从他那些著名的学生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刘乃和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垣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对于现在越来越虚妄的中国学术界，陈垣仍然是一面十分清晰的镜子。 他认为，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检对八书，他一定不通过。他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不漏掉一条材料。他文风严谨到极端的地步。启功回忆，陈垣先生的母亲去世，他发讣闻，没有按旧时惯例写“泣血稽颡”，而是把“血”字去掉，因为他觉得并不诚实。 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学生看。不过，看了不能白看，要提意见。有些学生不知道，只讲好。陈垣就会说：“下次不给你看了，怎么看了会没有意见呢？”别人提了意见，他一般都会改，他认为，至少说明这个问题讲得不清楚。他还经常教导学生，文章要写，但不要轻易发表。放在抽屉里，多放几年都没关系，学术性文章没有时效性，过后拿出来看看，可以检验你的学问有无进步。再听听别人的意见，这个时候都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发表。 虽然写的是学术文章，陈垣却很注重可读性，除了易懂，还要吸引人。比如他取文章题目的时候，“贵于醒目，如能引发人的兴趣更妙。”他在《顺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写到董妃的事情，很有意思。他笑称：“看戏的时候，戏里有一个旦角是不是人都喜欢看？董妃就是我那篇文章的旦角。” 启功流泪写下《夫子循循然善诱》一文，回忆初入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的耳提面命，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 在情感关系上，陈垣很少表现出他在其他方面那种主动性和掌控能力。陈垣有两个母亲，先后有三个妻子，十一个子女。他一直处于感情上的“被争夺”状态，偶尔表现出痛苦、无奈和些微的软弱，以及孤独。不过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感情不外露，儿孙也不敢问。 陈垣5岁时，因为三伯父没有子嗣，陈垣的父亲把陈垣过继给三伯父。陈垣后来回忆说，虽然与过继母亲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对自己也百般关爱，但毕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怀抱中长大，对她还是很依恋的。每次吃饭，他总是在过继母亲处吃一点，然后又偷偷跑回生母那里去吃饭。生母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经常教他唱儿歌。陈垣见到母亲时还会唱上几句，逗母亲开怀。两房离得很近，很容易就跑过去了，好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五六岁他就离开家乡到广州求学，除了有限的几次回乡省亲外，很少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他常因不能亲手侍奉母亲而内疚。 聪明博学，又长得一表人才，广州时期的陈垣被称为“靓仔垣”。陈垣的孙媳、陈智超的妻子曾庆瑛说：“他能说会写，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擅长演讲。他名气与日俱增，招来了不少开放女性的追求。陈垣有段时间用笔名发表文章，其中一个笔名是艳，友人问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朋友。” 因赴北京从政，陈垣突然跟以前的生活切断了联系。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邓照圆。虽然这个识字不多的小脚女人对他一片痴心，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照圆”，终究因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阂，让这样单方面的映照变得遥远而无望。邓照圆知道他喜欢吃家乡的鲮鱼，后来就让子女买来晒干，寄到北京。二房吴淑媛也没有随他去北京，一次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仅28岁。 后来追随陈垣去北京的徐蕙龄，是他在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师妹和学生。他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两人后来感情不和，出现矛盾。1932年陈垣给在广州的儿子约之写信：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读书一世，不晓做人。 1966年5月，陈垣的两个妻子先后去世，相差不到一周。这时，陈垣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 在“文革”中，陈垣没有受到直接伤害，是因为家人给中南海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总理，一封给康生。曾庆瑛透露：“过去的学校领导、朋友，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批斗、被打倒，大家都自身难保，也就很难顾及于他了。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文革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一次，和曾庆瑛谈到书籍的出版问题时，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让我等死么？” 1971年那个动荡的夏天，91岁的陈垣在病痛和苦闷中离世，留下他无法保护的学生和家人。这离1951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国宴上向人介绍“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相差正好20年。 (本报道参考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张荣芳、曾庆瑛著《陈垣》、曾庆瑛著《陈垣和家人》。感谢陈垣长孙陈智超先生、孙媳曾庆瑛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垣研究室主任周少川先生的学术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