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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海外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Sinology)，发源于欧洲，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随着文化多元主义兴起，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国内学者到欧洲大学任教、大陆作家和文化人跻身于欧洲文学艺术殿堂，其著述纷纷获奖，欧洲对现代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随之增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自然也列入其中。笔者于2004年秋至2005年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访问学者。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中国研究中心隶属于文学、语言和文化学院的亚洲研究系，以中国近代、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其学科带头人杜博妮教授(Bonnie S. McDougall)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马柯蓝博士(T. M. McClellan)是研究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的专家，朱利安·沃德博士(Julian Ward)研究明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戏剧、电影。 一、对流派、作家、作品的选择不同 国内学界对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限一般分得很清楚，研究者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则不以主流文学、通俗文学、先锋文学等通常的概念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而是首先看其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地域特征，是否为民族文化中本真的语言艺术精品，而不是泛现代化的文化商品。他们大约把涵盖以下五个方面因素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课题。 (一)凝聚着东方哲学和美学精髓的作品 在当代文学流派中，欧洲学者重视寻根派作家，韩少功、阿城等的作品及文学观念得到更多的介译；莫言、贾平凹等人的乡土小说也频频获奖。2004年3月19日，法国文化部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余华、李锐“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另外，阿来反映藏域风情的《遥远的温泉》，迟子建充满东北乡村气息的《香坊》等作品也在法国“中国文化年”期间得以推介和出版。爱丁堡大学的马柯蓝博士把中国通俗小说自张恨水，到金庸，到王朔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前两位作者所描述的中国世情民俗和中华民族精神；选择王朔，则是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角度来看的。 这些作家受到关注的原因，除了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外，应该主要归之于作品的寻根意识、民族立场、民俗追溯和民间人物形象塑造。 (二)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除了体现传统东方哲学和美学的作品，欧洲学者着重于中国文学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的研究，其特点、意义和影响，有无创新，在世界文学中居于何种地位，是关注的焦点。 2001年2月22—24日，“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Rethinking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国际研讨会在德国海德堡举行。研讨会共分6个部分，其中第一、三、六部分的题目分别为戏剧和文革、电影和文革、文学和文革。其中，德国海德堡大学巴巴拉·密特勒教授(Barbara Mittler)的论文“To be or not to be--Making and Unmaking the Yangbanxi”用细读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举一反三，对于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标本的样板戏所产生的背景、性质、意义、影响等提出新的观点。比如：“在这篇论文里，我试图说明样板戏不是文革的产物”，“寻常意义上的判断，说毛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造成艺术上的离经叛道，实际上是一种误导。早在四十年代，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中国的传统戏剧已经被迫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了。所有的样板戏所遵循的戏剧规则在那时已经形成了。”[1] 作者以1970年版的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为例，详细分析了其在编剧导演、文本语言、人物设置、舞台造型、唱腔设计等方面的特点，阐释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三突出”等艺术原则的运用。文章避开大多数的学术文章谈到样板戏时的社会政治视角，客观地评价了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处，作出结论：样板戏绝不是偶像破坏的、打破旧习的、仇视外国的时代产物，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中国戏剧和西方音乐剧的继承和发展，为转变中国人的传统欣赏习惯为西方口味提供了历史机会，为后来的文学、电影、戏曲等树立了一个榜样。无论政治上对它怎样评价，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特别是1970年的电影版都应该称得上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尝试，是美学标准上的艺术精品。 作者强调样板戏的创新手段是：为了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阳刚的无产阶级风格，在艺术上使用了一种“语义上的武断”(semantic overdetermination)。这种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段，被定位成为一种“样板”的因素。通过广播、电影、海报、短篇小说、连环画、录音、板报、钢琴选段、人物绘画和雕塑等形式规定给文学艺术创作，传达给受众，被定位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没有把样板戏这种文化现象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个传承过程去看，所以忽略了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优秀艺术传统的颠覆性破坏和对文学艺术个性生命的根本上的扼杀，单纯从一种艺术流派和风格的角度评价“样板戏”和文革文学作品，这是和大陆学者截然不同的。这种割裂历史的评价在我们看来是片面的，但这正是他们关心的题材和评判的尺度。 (三)重视反映文学发展进程的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 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时性发展进程以及东西方文学的相互影响。如剑桥大学的Susan Daruvala博士致力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的研究。200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她的论著《中国对现代化的选择性回应》(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 1991年10月，欧洲学者在丹麦举行“中国文学的现代和后现代”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Inside ou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其中，丹麦Aarhus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Anne Wedell-Wedellsborg在对整个中国八十年的文学期刊如《文学评论》等进行细读和分析后，写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矛盾角色》(The Ambivalent Rol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in the 1980s)[2] 134-152一文，对中国文学批评在10年的时间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状况逐一分析。作者把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方法细分为三个阶段和四种形态，分析了刘再复、王宁、王晓明、王岳川等在评价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等当代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批评方法，最后作出结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虽然摆脱了文学反映论的窠臼，提出了文学本体论，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以及其作为“文本”的功能，开始用世界性的眼光多元地评价中国文学，建树了新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但是无论这些层出不穷的理论多么不同，在体现文学批评的多元化的同时又表现了一种两端论的左右为难的状态。一方面试图突破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重围，另一方面过于强调文学(而忽略其他的艺术方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批评不但要摆脱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要防止新的商品社会的功利主义的影响。这些欧洲学者的文章，以oursiders和比较的眼光看中国文学现象，包含一些真知灼见，提出的现象和结论都值得我们思考。 同时，许多研究者非常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近期很多关于网络文化和其他文学媒介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生产和传播影响的文章也开始发表。[3] (四)注重现当代文学作品对汉语言的贡献，偏爱具有鲜明民族语言特色的文本 在汉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日益吸收外来词汇，演变为一种愈来愈“现代化”的语言，国内作家和评论家都在热诚地吸收西方批评方法，从而使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语言和文本语言越来越西化的情况下，反倒是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更加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观念上、文本上和语言上本土化、民族化，即汉语言的纯洁和净化，这从他们对所介绍、翻译、研究的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可以看出。 中国作家韩少功曾有“创造优质的汉语”的提法，担忧全球化时代汉语被殖民化的危险[4]。对此，大多数的欧洲汉学家有所共识。 (五)关注反映中国当代生活，艺术形式创新，又体现人类生命的共性和艺术本质的作品 海外研究者、出版界需要真实体现中国人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对人性本质深刻剖析的作品。 法国“中国文化年”期间，史铁生的《宿命》以其对生命本原的深邃哲理思考，毕飞宇的《青衣》以触及灵魂的震撼，引起出版商和读者的共同关注。2005年，英国的Traverse剧院在北京寻找真正反映中国大陆城市生活的伙伴项目。中国剧作家Wang Xiaoli的《袋子》被选中。剧本带有文化探索的现代意义。袋子，既代表安全和舒适，又代表被禁锢和束缚，同时表现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断裂，体现中国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现代人的精神层面的世界性的思考。1998年，余华的《活着》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特等奖。2005年，莫言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而自1987年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1997年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之后，贾平凹又在2005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这几位作家之所以成为在全世界译著最多的中国作家，除了他们作品的对于人性的深入开掘和对于民族性的表达以外，也应该归功于他们在艺术形式上的不断探索。他们用原生态的语言所表达的人物生存方式，有血有肉的民族形象，原创性的多变的创作风格，一幅幅的东方民俗画卷，成为独特的风景和有力的语言文学版本，强烈地吸引西方受众和研究者的注意。 二、整体研究体系尚待形成 (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整体不均衡 但是，总的看来，欧洲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总体的研究和介译，没有作适当的细分；一方面非系统地关注作家作品的个案，没有从现当代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潮，甚至没有对文学流派的群体框架作系统全面的关注。 各大学和研究学者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大约分为两类：一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学总体状况的介绍。这种介绍大多比较空洞，介绍一个概况或者一个过程，如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等。一是对自己所偏爱的作家、流派的介译和研究。 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如鲁迅、沈从文等，研究者甚众。但对于其他作家作品，多是取其所好，这样总体看来，就有些挂一漏万，以至于在文学界较有影响和受中国读者热爱的一些作家未被提及。研究者大多关注个体的作家，并未把作家放在整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去分析，从文学史的整体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的课题似乎不多。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以文学流派和社团为研究对象的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Michel Hockx。他研究的课题是以“现代中国文学社会学”为题目的一个课题群，如《文学研究会和五四时期的文学世界1920-1947》[5]、《风格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会和文学期刊1911-1937》等[6]。作者从对众多文学社团的关注延伸到对《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媒体的探讨，并开始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作者阐释说：这些文学期刊所引导的读者的阅读倾向和作家的创作倾向，所倡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是引领潮流的。也就是说，作为文学流通媒介的期刊，以及由期刊集合在一起的文学社团对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相近，他们还对地域文学如海派文学、荷花淀派等风格的形成和相关理论的诞生等均有所关注。 (二)学术研究范畴没有细分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欧洲的中国文学研究还有两个不分家：教学和研究不分家；汉语和文学不分家。汉语教学不只和现当代文学不分家，甚至和古典文学、中国文化、亚洲研究没有进行细分。虽然这种情况在中国国内也是存在的，可是国外的中文教学课程设置往往是汉语一、汉语二一类的浅显的普及性汉语教学。鉴于欧洲精简的教学和研究岗位，人员精而又精，所以大量的专家学者往往作为汉语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在汉语教学和中文学科的建设上(如迎接每年一度的学科评估)所用的精力要多一些。即使以现当代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或者教师，也很难有充分的精力用在现当代文学专项研究上。 (三)研究对象与流散海外的作家和学者有很大关系 在笔者看来，欧洲学者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课题有所偏颇，除了汉学家的独特的“东方主义”的视角以外，海外中国学者和流散作家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些人有些作为学者，有些作为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西方研究者共处于一个研究领域或者本身即为研究的对象。他们的作品得到较好的介译，在读者和出版界有一定市场，自然得到更多的关注。而国内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由于得不到充分的介译，受重视程度不够。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中国作家和世界文学略显隔绝的态势，同时出现一些“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现象。 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高行健即受到海外特别是欧洲汉学界的关注。根据高行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所担当的角色，关于他的论述大约分为三类：一是对于文学形式革新的探索。丹麦Aarhus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Anne Wedell-Wedellsborg，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矛盾角色》一文中评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现代写作技巧的论著。二是关于高行健在中国戏剧发展中地位的评价和关于他戏剧创作的研究。三是关于《灵山》等小说文本的分析。 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通讯名为《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神州展望》中有一个栏目是：“艺术、文化和文学”，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其中有大量介绍高行健其人和作品的文章。其他诗人和作家如北岛、杨炼、阿城、郑义、哈金等人的作品因为近水楼台，获奖和受学者关注的机会较同时代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多一些。单从女作家的创作看，国内许多女作家较之于靠自传体起家的海外女作家，其文学追求和艺术成就都略胜一筹，但除了残雪、王安忆等少数外，得到欧洲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关注的尚不多见，这种现象，值得研究者和翻译出版界的注意。 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建树和启示 (一)批评理论方面的建树 欧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有很多的借鉴之处，在理论上大的建树包括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史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探究，在比较中建立新的比较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理论等。例如有的学者近期的研究课题包括用现代艺术理论重新评价五四文学等。[7] (二)选取课题的角度新颖而独特 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在选择课题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调查、资料积累和论证，选取前人没有涉及的的角度，范围较小，个性化，有一定深度，易于出成果。如爱丁堡大学的杜博妮教授的科研项目中有个方向是隐私、家庭与权利，其专著《爱情信札与中国社会的隐私》已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德国海德堡大学巴巴拉·密特勒教授(Barbara Mittler)2001—2004年所作的课题和科研讲座包括：Linglong: A 1930s Women’s Magazine《玲珑》：一本三十年代的(中国)妇女杂志；Women’s Magazines from the Republican Era共和时期的女性杂志；Comic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文革中的喜剧(连环画)；Propaganda Posters in,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宣传栏——文革中，文革前和文革后；Between Coca Cola and Confucius: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在可口可乐和孔夫子之间：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它们角度新颖，有系统性的选题，对于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有很大的参考性。 (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1.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更多地从全球化的视野，吸收西方先进的批评方式。这并不是说要迎合西方的特别是东方主义的标准，而是用多元化的眼光，多种批评角度去看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2. 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西方的介译、宣传，使西方学者和普通受众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现当代文学。 3. 重视文化交流。和中国电影批评一样，国内的批评家关注主流电影，一些娱乐电影如香港周星驰的影片和具有大众电影倾向的冯小刚等导演的电影也进入批评的视野。但是许多多年前已经获国际大奖的中国独立制片人如王小帅等人的作品由于送审、放映等方面的原因得不到重视，也不为国内的批评界所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批评也同样，有许多作家在国外获奖，但在国内较少提及。等这些作品获奖多年之后才会在国内评论界引起重视，在批评的时效性上就稍稍落后于国外同行。虽然并不是所有在国外获奖的文学作品都是艺术精品，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但其风格和艺术探索方面肯定有其独特之处，而放弃或者滞后于对这些作家的研究，似乎有些缺失和遗憾。 4. 学术机构馆藏资料的积累和利用。应该说，由于网络的发达和国外图书信息资料系统的完备和全球学术联网，欧洲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史料并不匮乏，甚至还拥有一些大陆找不到的珍贵原始资料。爱丁堡大学已有4，279册中文书籍可以在网上查阅，世界著名大学和各大学术机构的内部网络大多可以进入。在校研究生和学者只要提供学术期刊和出版物的信息，就可以由专门的机构负责，获得其他学术机构最新的文本资料。 5. 研究者对原始资料的积累和严谨论证。丹麦Aarhus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Anne Wedell-Wedellsborg在对整个中国八十年的文学期刊和杂志进行阅读并撰写论文时，郑重地说明自己作的是“不系统”的“精读”[8]。从个人所了解的情况看，其讲座和论文基本上都力避空洞的说教，对文本的分析方式是细读的方式。所有的结论有详尽的材料佐证，强调其直接出处，如果非第一手资料，则要详细地列明出处。在所有的会议、研讨会、讲座中，总是有一半以上时间留出提问、讨论，甚至会爆发激烈的争议。与会者无论权威与否，发言都会受到重视。这种视材料的真实性和论证严密性为学术研究生命的态度，以及开放活跃的学术交流方式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Barbara Mittler.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l Works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J]. The World of Music. Special Issue, Traditional Music and Composition, 2003( 2) : 53-81. [2]Anne Wedell-Wedellsborg. The Ambivalent Rol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in1980s. [M]//Inside ou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3. [3]Michel Hockx. Links with the Past: Mainland China Online Literary Communities and Their Antecedent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4, 13( 38) : 105-127. [4]韩少功. 现代汉语再认识[J]. 天涯，2005(2)：41. [5]Michel Hockx. The Literary Association( Wenxue yanjiu hui, 1920-1947) and the Literary Field of May Fourth China[J].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 153( March) : 49-81. [6]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M]. 2003, Brill( Netherlands) , 310. [7]Galik, Marian. 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ary Criticism, 1917-1930[M]. London: Curzon Press, 1980. [8]Anne Wedell-Wedellsborg. The Ambivalent Rol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 in the 1980s[m]//Inside ou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