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上楼时打算以电梯代步，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说“坐电梯吧”。仔细想想，实际上除了电梯间的服务员之外，几乎所有的人进入电梯之 后都是站着而不是坐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说“站电梯”，却要说“坐电梯”呢？这个问题，也许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从未注意过，但是一位日本的中文老师却注意到了。他不仅发现了这个有趣的问题，而且扩展开来加以分析和总结，形成了独到的关于汉语中动作“语汇化”规律的理论。这位中文老师，就是日本爱知大学国际语言文化交流系教授、日本中国语学会副会长、孔子学院院长荒川清秀先生。 荒川清秀先生1949年生于日本兵库县，1972年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1977年在该校修完博士课程后任教于爱知大学。无论是荒川先生当年就读的大阪市立大学，还是如今工作的爱知大学，都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关系密切。大阪市立大学的学术刊物《中国学志》创刊于1986年，以《周易》的卦名顺序命名各期排号，是有影响的日本中国学杂志之一。日本著名的《红楼梦》翻译与研究家伊藤漱平曾任教于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并参与该校中国文学研究室《中国的八大小说》的编写。爱知大学与中国的渊源更为深厚。该校的前身是1901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其诞生地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上海。1946年，以东亚同文书院为基础在日本爱知县成立了爱知大学。今天的爱知大学依然坚持自东亚同文书院以来重视中国和亚洲文化的学术传统，在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著名的《中日大辞典》就是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由爱知大学于1968年出版的，荒川先生参加了其增补版的编纂工作。1991年4月，爱知大学研究生院开设了日本第一个专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专业“中国研究科”（1994年设博士课程）。1997年4月，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这是日本高校首次出现以“中国”命名的系。与“现代中国系”同时问世的还有学术刊物《中国21》，该杂志积极刊载日本国内外中国学家的论文。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是现代中国学的国际性研究教育机构，致力于推进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被日本文部科学省纳入“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爱知大学先后与中国的南开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签订了学术教育交流协定，始终保持着与中国学界的往来。 荒川先生正是在这种浓郁的中国学研究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日本中国学家。早在1982年，荒川先生就来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一年有余，他的大女儿就出生在北京。回国后，在1990、1995、1997和1998年，荒川先生曾担任日本广播协会（NHK）汉语广播讲座的主讲，还在日本国家广播电台教授汉语。多年来，荒川先生编著的大量汉语教材被广泛应用于日本各大高校，他与中川正之合著的《中国语日译的诸问题》还被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前身“大平班”作为教材使用。荒川先生有很多本中国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不仅在学校的研究室，而且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本，他说这样一旦遇到疑问就可以随手查阅了。现在，荒川先生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除购置书籍外，到大街小巷观察中国的变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细节的好奇心跟年轻人一样强烈，甚至还钻进寿衣店跟店主攀谈。 2005年4月23日下午，在日本国学院大学中国学会第46次大会上，荒川先生面对已经和即将开始汉语学习的听众，做了题为《邀你进入汉语世界》的演讲。演讲中，荒川先生不仅谈到了汉语中的“坐电梯”，而且谈到了为什么日语的“铁腕”阿童木译成中文时变成了“铁臂”阿童木，为什么日本讲“衣食住”而中国讲“衣食住行”，为什么日本说“看见梦”而中国说“做梦”……这些问题都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现象的表层，而是从语言现象入手进一步分析了其背后的文化、历史根源，并由此解析中日两国在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例如，他从“鞋”和“靴”（日文汉字“靴”相当于汉语中“鞋”的意思）这两个词生发出在中国拖鞋何以不登大雅之堂的问题。春日午后的倦意在荒川先生妙趣横生的演讲中消散殆尽。 此次演讲典型地体现了荒川先生教学与研究的特点。首先是具有强烈的趣味性。无论是进行演讲还是编写教材抑或撰写学术专著，荒川先生总是独辟蹊径，不落俗套。如2003年出版的《更上层楼汉语语法》（大修馆书店）中，荒川先生选取的大量例句并非来源于语言学界通常采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而是安顿的《绝对隐私》。这些出人意料的例句却生动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的汉语实际使用状况，有些还给读者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第二是荒川先生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穷追不舍地解决问题，而且敢于质疑权威。如中国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中说“热带”一词源自日本，对此荒川先生感到怀疑，因为日语中“热”的意义在同一发音（アツイ）下对应着两个汉字词——“暑い”和“熱い”，前者指向气候的寒暖，后者指向事物的温度，而“热带”表示“热的地带”，当属气候之热，那么，若是产生于日本的词就应当说“暑带”而不是“热带”。于是，荒川先生开始广泛地查找资料加以求证，最终为两个字的词写了250页稿纸的论文。这又联系到荒川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点：追求实证。为了探究“热带”一词的起源，荒川先生一直追溯到了16世纪末的中国，在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制作的一张世界地图上发现了这个汉字词汇的最早源头，从而使猜想得出了有理有据的结论。但是，荒川先生并没有就此停手，他以“热带”为开端，对“回归线”、“海流”、“贸易风”等一系列词汇追根溯源，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近代以来中日学术用语生成和传播的类型及规律，最终完成了专著《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用语为中心》（白帝社，1997年），在中日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从语言入手探求文化传播与交流、碰撞与融合的真实轨迹和样态，这是荒川先生学术研究的第四个特点。第五是保持与中国的距离以求研究的客观、真实。荒川先生曾明确地说，希望采取“只有日本人才可能”的方法，从事不同于中国人的研究，这是基于“日本人和中国人想法的不同”（前述演讲）。承认民族思想的差异，正是对异国文化语境的理性认识。以此为前提的学术活动，是有意识地把中国作为一个客体，一个异于本国文化的“他者”而展开的真正意义的中国学研究。 实际上，荒川先生的博士学位并非语言学，而是文学。正是深厚的文学与文化素养，使他日后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语言学层面，而是深入到整个文化的层面，不仅是日本文化层面，而且扩展到整个东亚乃至世界文化交流的层面。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表象中往往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而不同国家之间语言的交流与融合，也正是文化交融的重要现象之一。中日两国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汉语和日语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对于进一步阐发东亚地区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关系，便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荒川先生所从事的，实际上是对语言文字的“文化学”研究。他以日本和中国大量的原典文献为基础，以“田野作业”式的扎实的学术调查为手段，缜密思索，细致归纳，从而提升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外中国学家数据库”的网页上，列出了100位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家，其中日本人共计20位，最年轻的就是荒川先生。荒川清秀先生不愧为当代日本卓有成绩的中国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