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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中文名为阿理克，是俄罗斯汉学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接受了俄国古典汉学的熏陶，毕业後访问欧洲各国汉学研究中心和图书馆，成为法国汉学家沙畹(E d o u a r dChavan-nes,)的入室弟子，然後於清朝末年游学中国。他知识渊博，学贯东西，在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成就非凡，被郭沫若誉为“阿翰林”。他一生安贫乐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为缔造苏联新汉学做出了傑出贡献。在圣彼得堡舒瓦洛夫公墓高耸入云的松柏林中，矗立着阿列克谢耶夫生前为自己设计的黑色花岗岩墓碑，上面刻着两行汉字：“诚意格物心宽体胖，孜孜不倦教学相长。”碑顶上还立着一本打开的石书，上面刻着“不愠”两个大字。“不愠”出自《论语》中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既是阿列克谢耶夫的书斋名称，①也是他一生对中国文化真谛苦苦追求的写照。对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我翻译过他的著作，写过研究文章，而且还与他的後人、学生以及研究者保持着密切的个人联係。乍听起来，我似乎应该对阿列克谢耶夫比较了解。但是，当我只是翻看了一下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教授赠送的刚刚出版的阿列克谢耶夫两卷本《中国文学论集》Т(рудыпок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目录时，却不禁汗颜了。我发现，对於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原来我只是知道一些皮毛。正如作者女儿班科夫斯卡娅（М.В.Баньковская）女士在前言中所写的那样，阿列克谢耶夫生前发表的著作，如《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Китайскаяпоэмаопоэте:СтансыСыкунТу〈837-907гг.〉:пер.скит.иисслед.）和四种《聊斋志異》译本等，只是其全部著述中很小的一部分，充其量也只是冰山一角。阿列克谢耶夫去世以後，他的家人和弟子先後整理出版其遗著七种，包括阿氏1907年与沙畹在华北的旅行日记《1907年中国纪行》（ВстаромКитае）②，对帝俄汉学历史以及苏联新汉学任务进行深入思考的《东方之科学（》НаукаоВостоке）、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中国民间年画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Китайскаянароднаякартина:ДуховнаяжизньстарогоКитаявнародныхизображениях)、收录全部阿译聊斋小说的《聊斋志異》（СтранныеисторииизКабинетанеудачника）、收录部分中国古典散文和诗歌译作的《中国古典散文》(Китайскаяклассическаяпроза)、《中国文学（选集）》(Китай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Избранныетруды)以及去年问世的《常道》(Постоянствопути)。 这些著作虽然使冰山露在水面的部分有所增高，但相对於巨大的水下部分，依然微不足道。《中国文学论集》首次发表的一些阿列克谢耶夫遗稿说明，尽管作者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但学术对这座“学术富矿”的开采才刚刚开始，至於研究，至今还没有真正展开。 《中国文学论集》分上下两卷，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担任主编和注释工作，班科夫斯卡娅撰写了前言、後记以及各章的编者按。上卷主要包括“中国文学导论”、“儒家经典翻译”、“诗歌”、“比较诗学”、“怪诞小说”以及“中国经典文学中的中国历史”六部分。下卷同样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诗品》、《书品》和《画品》”、“中国文学与佛教”、“翻译问题”、“我的构想”、“新中国等於旧中国加新中国”和“参考资料”。《中国文学论集》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文学、翻译、哲学、宗教和艺术等许多领域。由於学养所限，笔者只能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浮光掠影般的介绍。我们知道，中国文学是阿列克谢耶夫最主要的研究领域，而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更是阿列克谢耶夫的毕生夙愿。书中收录了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文学史概述及其在法兰西学院的学术报告。 1926年，他应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法国汉学家邀请，在法兰西东方学院和吉美博物馆就中国文学问题用法文做了六次学术讲座。1937年，这六次讲座被结集在法国出版，题为《中国文学》③。因为这本书，阿列克谢耶夫在苏联肃反时期差一点被“清洗”。诬告者指责阿列克谢耶夫在著作中偏重於分析中国作家及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进行阐释。一篇揭露阿列克谢耶夫所谓罪行的文章《披着苏联院士外衣的伪学者》（Лжеученыйвзваниисоветско-гоакадемика）在《真理报》发表。在极度恐怖的气氛中，阿列克谢耶夫向苏联科学院提交了对《中国文学》一书的《自评书》(Авторецензиянакнигу“Китайскаялитература”)，对无中生有的指责予以驳斥。他甚至还曾写信给斯大林，说明自己的立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阿列克谢耶夫的遗孀阿列克谢耶娃（Н.М.Алексеева）女士将法文版《中国文学》译成俄文，但一直没有发表，今天终於被收录进《中国文学论集》。在这些讲座的後面，编者特意收录了马伯乐就阿列克谢耶夫的法文版《中国文学》写的书评。马伯乐非常赞赏阿列克谢耶夫没有将那六次讲座变成中国文学作品的罗列，而是就诸如中国文学的内涵、中国的作家和读者、文学作品翻译以及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等全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称阿列克谢耶夫的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学的论著”。④阿列克谢耶夫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思想已非常明确。他强烈反对汉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猎奇心理，提倡首先以中国人的视角深刻理解中国人对本国文学的看法。他认为，作为撰写中国文学史专著的前提，苏联汉学家首先应该翻译中国文学经典范文，然後将作家和作品放入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撰写二百到四百篇作品专论。阿列克谢耶夫於1944和1947年发表《法国诗人布瓦洛及其同时代中国人论诗歌艺术》(ФранцузБуалоиегокитайскиесовременникиопоэтическоммастерстве)以及《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РимлянинГорацийикитаецЛуЦзиопоэтическоммастерстве)，努力将“中国文化的基础成分与欧洲文化加以直接比较”，⑤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阿列克谢耶夫一生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尤以中国文论、诗词和《聊斋志異》最为著名。他不仅是一位傑出的翻译实践者，同时也是翻译理论家，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俄译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无论翻译什么作品，阿列克谢耶夫一般都要写下一段文字，说明他的翻译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阿列克谢耶夫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汉俄翻译原则，并在《中国作品之文艺翻译原则》(Принципы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переводаскитайского)一文中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自己的翻译实践经历了从直译到直译加意译，再到充分考虑韵脚和乐感的诗化 翻译三个阶段。 阿氏认为将汉语译成俄语的最大难点在於前者是象形文字，後者是拼音文字。象形文字除本来的词义外，还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寓意深刻等特点。他强调，除了准确传达原文意思之外，还要努力保持原作风格，甚至连节奏、诗步和韵律都要在译文中有所体现。他善於使用一些古词、旧词、外来词、自造词以及某些句法手段，努力体现古汉语的“文雅”和“无声”，尽量避免使用复合句和人称代词，突出动词的地位，使句子短小精幹，寓意深刻，以体现古汉语的句法特点。阿氏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为後世的汉学家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迪。1930年我国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在看完阿列克谢耶夫的《聊斋志異》俄文译稿後赞叹道：“译书是似易而实难的一件事,第一要‘信’，第二要‘达’，第三要‘雅’。平常能做到第一二种功夫已属难能可贵，而在先生译文中这三层难关均迎刃而破，更是在翻译界仅见的了!”⑥在这部《中国文学论集》中重新收入了他在帝俄时期翻译的“诗书画三品”以及在苏联时期翻译的《论语》、诗词等。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俄译理论上颇有心得，而且非常关注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状况，多次撰写文章进行评论，如《俄罗斯文学汉译（》Русскиеписателивкитайскихпереводах）、《俄罗斯作家在当代中国》(РусскиеписателивсовременномКитае)和《普希金在中国》(ПушкинвКитае)等文章。长期以来，世人以为阿列克谢耶夫只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不关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苏联肃反时期，这甚至成了阿列克谢耶夫的一大“罪状”。殊不知，阿列克谢耶夫非常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撰写了大量作品，但由於种种原因而未能付梓。这本论集首次将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现代文学论著整理出版，成为该书另一大亮点。这一章的标题是《新中国等於旧中国加新中国（》НовыйКитайестьстарый+новы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文化的衰落与革新》(Китайскаякультуравдеградациииреволюции)，收录了1935年阿列克谢耶夫在苏联科学院纪念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十八周年大会上的报告《革命、战争与庸俗（》Революция,войнаипошлость），批判中国知识界在扬弃旧文化过程中的庸俗倾向。 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归国杂感（》Впечатлениявернувшегосянародину）是胡适作品在俄罗斯的首次俄译。阿列克谢耶夫一方面对胡适等文化界领袖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发动破旧立新运动表示赞赏，同时又警告“旧中国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新中国完全照搬”，强调“新中国等於旧中国加新中国”，⑦二者关係只能是共生，不可能决裂。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是论述中国的白话文运动，题目为《中国诗歌语言的改革—评胡适的〈尝试集〉》（РеформакитайскогопоэтиV.M.Alexiyev(1881-1951)iguresFndaookbeviewsRческогоязыка.Поповодукнигипроф.ХуШиС''борникопытов''）。此文写成於1924年，未曾发表过，但其中思想在他1926年於法兰西学院所做的中国文学演讲中有所体现。他在肯定胡适革命精神的同时，认为胡适的白话诗在韵律和用词方面有很大缺陷，反对他过多使用西方诗歌的形式和形象。这部分还附录了阿列克谢耶夫的两篇短文《论新诗（》Отрывокизстатьионовойпоэзии（）1922年）和《你研究新诗否？》(Изучаетеливыновуюпоэзию)（1925年曾在《东方〈》Восток〉杂志发表）。正如加拿大学者多列热罗娃—维林戈洛娃（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所言，阿列克谢耶夫确乎是欧洲第一个介绍胡适新诗的人。⑧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蔡元培的序言，阿列克谢耶夫在1923年於《东方》杂志发表长文《中国儒学（》УчениеКонфуциявкитайскомсинтезе）加以评介，这次也收入了《中国文学论集》。在前一年，阿列克谢耶夫还就胡适的逻辑学著作《先秦名学史》撰写了书评，後来收入了1982年出版的《东方之科学》，⑨所以这次没有收录。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正是由於胡适等人的功绩，“儒家学说才首次在哲学和逻辑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⑩《中国文学论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文学研究成就和思想，很值得中俄两国学术界仔细研究。为此，笔者以为应该尽快翻译出版阿列克谢耶夫的相关论著，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素材。2003年9月17日，中俄各界代表二百馀人齐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出席《中国文学论集》首发式。张德广大使在大会上赞扬“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在原苏联和俄罗斯乃至欧洲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С.Л.Тихвинский）、通讯院士李福清、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索罗金（Ю.А.Сорокин）、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任斯米尔诺夫（ИльяСмирнов）以及东方文献出版社社长阿尼克耶娃(С.В.Аникеева)女士先後发言，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了阿列克谢耶夫丰厚的学术遗产。参考文献与注释①阿列克谢耶夫的书斋名为“不愠斋”。②此书已由笔者翻译出版。[俄]阿列克谢耶夫著、阎国栋译：《1907年中国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evBasile.LaLittératureChinoise.SixconférencesauCollègedeFranceetauMuséeGuimet.(nov.1926).Paris,Geuthner,1937. ④АлексеевВ.М.Трудыпок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М.:Издв-овост.литр-ыРАН,2002:Кн.1.C.142. ⑤[苏]班科夫斯卡娅著、谷羽译：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论“东西方问题”，载常耀信主编《多种视角——文化及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⑥转引自李明滨、李淑卿《俄国蒲松龄研究巡礼》，载《蒲松龄研究》，2000年1期⑦АлексеевВ.М.Трудыпок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М.:Издв-овост.литр-ыРАН,2002:Кн.2.C.270-271. ⑧ Dolezolova-Velingerova M.“European Studies of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 Ming Wilson and JohnCayley,eds.Europe Studies China:Papers from an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theHistoryEuropeanSinology.London:Han-shanTangBooks.,1995.368-391. ⑨ Hu Shih(Sun Hu)...“TheDevelopmentofthe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Shanghai,TheOrientalBookCo.,1922.”АлексеевВ.М.НаукаоВостоке:Статьиидокументы.М.:Наука,1982.C.355-360. ⑩ АлексеевВ.М.Трудыпокитай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е.М.:Изд-вовостл.ит-рыРАН,2002:Кн.2.C.321. 新华社莫斯科2003年9月17日电：俄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论集》首发式在莫斯科举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