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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世界黑夜，并非意指一个暗无天日、动荡不堪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反而一个科学、理性、权力话语强行揭示、规制一切的技术性的白昼。我们说贫困时代，并非意指任何物质财富匮乏的时代，而是意指技术性白昼笼罩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人类心灵的双目被科学、理性、权力话语的强光刺盲，人在一切神性、本源之域、互成关系中保有的本真存在被遗忘，人类的精神漂泊无根，在痛苦、沉沦、漂流、甚至麻木的无知觉中沉入暗冥的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 如此贫困的世界黑夜，必得在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之思中得以澄明。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人之生命主权陷入虚构的人格上帝、形而上观念、一切逻各斯中心的压迫之下;人之精神尤其为科学理性、权力话语、社会机制所异化和规训。尼采的哲学以向外、向丰溢性、多样性、创造性、生成性的方向解放个体被压抑、规制的生命主权来对抗时代的贫困。海德格尔哲学则以向内、向源始性、一体性、去蔽性、澄明性的方向归返个体被遮蔽、被遗忘的精神家园来拯救时代的贫困。世界黑夜的贫困乃是现时代人类最大的生存困境。尼采和海德格尔无疑是反思、对抗、拯救这一时代困境的两位不可逾越的贫困时代的巨哲。萨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等诸多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不过是在更具体、更细微的领域延袭着、扩展着尼采和海德格尔式的关怀和沉思。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是一个特殊的虚无主义的时代。尼采以一切蔑视生命、压抑生命意志的超感官事物为虚无主义，因为他要求作为强力意志的生命超越自身而创造、而生成、而毁灭新生;海德格尔以一切遮蔽存在、抹杀存在之思的贯彻意图之对象化活动为虚无主义，因为他要求作为大道倾听者的生命超脱桎梏，而还乡、而栖居、而向死而生。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在追寻着天人合一。尼采以强力意志在行动中践行和归属于最高的永恒轮回之使命;海德格尔则以诗意之思在心性中明悟和栖居于最高神圣者的朗照。因此，我们说，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与儒家、道家的思想具备本体论和实践论上的一般可比性。尼采、海德格尔哲学指出了贫困时代通往生命自由的两条最基本的路途。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自从笛卡尔宣告“我思故我在”，贫困时代即已悄然走在路上。然而哲学对贫困时代的真正探思和反醒却远远滞后于文学艺术的先知先觉，尽管文学往往不能达到哲学思索的高度。应该说自从叔本华和尼采之的哲学才真正开始发现和反思时代的贫困，由此开启的现代哲学进程就必然是贫困时代大语境下的哲学思考。萨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这些尼采、海德格尔其后的哲学家受摧毁形而上学潮流和现象学搁置原则的影响，不再探求哲学的本体论始源，而将哲学思考引入更细微、更贴近人之生存境遇的人学、社会学、政治、生活等领域。如果说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将贯穿整个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的话，萨特、福柯等人则注明了贫困时代不同路程上的阶段性标志。 萨特的时代乃是上帝死后，世界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和荒诞的时代。人们曾以理性、科技、文明下的自由、平等秩序而自豪，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却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人们的理性信念。命运的荒诞和无常成为一代人最大的精神困境。上帝已死，世界陷入无法控制的疯狂，人类成了被抛入尘世的荒诞存在。没有上帝眷顾生灵，他们必须自忆对自己渺小些微的生命负责。许多人陷入了绝望、颓废、冷漠、自弃，然而，正是在此种危难的时刻，萨特提出了自由选择自由创造自我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这是一种积极介入现实人生的行动主义哲学。加缪进一步把存在主义的哲学精神阐发为一种不向荒诞命运低头、抗争到底的“西西弗斯神神”。事实上，这恰似尼采以战斗的迷狂肯定悲剧人生的酒神精神。 福柯、德勒兹的时代世界从动荡不安走向和平安宁。社会规训、权力话语的异化和压迫成为了现代人的生存梦魇。在现代社会，档案、证件、考勤、规章，甚至学校、医院、工厂都成了监控训练人们的隐性监视塔。人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座带中央监视塔的圆形监狱组成的监狱群岛中，由于时刻感到被隐密地监视，久而久之，他们就在惶恐不安中自己成了自己的狱卒。他们为权力话语的规章制度所驯服，自觉地替统治者审察、监控自身，自觉自愿地“愚昧”化，终于遗忘了自身的存在，丧失个性，沦为对社会运转有用的机器零件。因此福柯强调永久性地、分散地反抗微观权力的规训。仿佛尼采把酒神式的悲剧抗争精神与战士的大笑杀戮合而为一，福柯也把生活美学式的精神超越与对权力的现实反抗合而为一。事实上，福柯的学说乃是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在现代规训式社会中的一种变形用应用。 21世纪的今天，世界面临一个东西方思想大融合的新轴心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大语境下，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西方20世纪后半业哲学就显露出其巨大的局限性。他们在反抗社会规训、反抗权力压迫的同时并没能从根本上拯救深陷于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中的人本身。他们的哲学虽能暂时把人从常人中超拔出来，却往往又把尼采所斥责的“释放身体里的牢狱和野狗”视为自由的解放，因此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很容易把人性引向放纵、颓废和虚无。用尼采的他们“仍是为自己虚构出自由的囚犯”。后现代式的自由乃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放逐。后现代哲学家一味地向外部作战，而不向自我的精神作修炼和反思。后现代能够无情地解构世界，却不能无情地审视自我。他们纵然可以局部性地改善人类的外部生存环境，却终不能改进人本身，不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则不仅仅批判外部世界，并且更多地关注和反思人之本身。尼采要求人成为超越自身而创造而毁灭的具有超常人格的超人;海德格尔希求人成为解脱桎梏，澄明自身、聆听天命，筑造安居的本真的人。后现代是一个反英雄的解构的时代，而在东西方互融之路上的新千年，则应该是一个重新建构、重新寻回人的时代。单纯的反抗和拆解外部世界还并不能提升人本身，并不能为人类寻找到安居的精神家园。人不首先克服、铸造、升华、澄明自身，人不首先认清贫困时代的贫困本质，人就不可能走出时代的贫困。所以新千年的思想首先仍应回到尼采、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的自由之路上来。再以尼采、海德格尔作为联结东西方思想的桥梁，以开启一个思想文化精神复兴的新轴心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