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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0年代末期，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就是反对所谓1968年代人的法国年轻哲学家团体的成员。当时法国思想文化界由一帮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把持，他们坚持自由民主是世界罪恶的根源，由知识分子和学生作为先驱的大学革命是通向公正、和平、消除剥削唯一正确的道路。尼摩所在的团体被贴上“新哲学家”的标签，里面包含各种各样的人物如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y Lvy）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 Glucksmann）。不管该团体里的其他成员多么有名，觉得尼摩的观点最重要的想法不是不公平的。 尼摩在《西方是什么》中提出的问题是：西方文明通过怎样的历史遭遇成为了“法治，民主，思想自由，批评理性，科学，和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贸易自由的结合体”。西方的发展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尼摩认为，基督教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世俗社会中的伦理精神”进来的，西方从来没有对它的信仰有共同的边界，信徒们总是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一半是自己创造一半是从历史上继承的世界。他们总是遭遇挑战，要修正信仰以适应过分尊重的政治和社会世界的迫切需要，不愿意让这些理想成为神权政治的附庸。 故事开始于希腊人，他们发明了科学探索和城市理想，其中“个人的生活不再屈服于人性的大海。每个人都有个性和性格。”在此基础上，罗马人又添加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私有法律的发明”，据此他们“创造了个体的人。” 当然下来一个阶段就是基督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圣经宗教的影响和精神性对古代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把文化转换成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过程中非常关键。圣经宗教引进了伦理和世界末日论的革命，“强调为了人的永恒，上帝要求和创造了人类个性，因而尊重个别的，为自己的道德负责的人。”但是尼摩接着说伦理革命“根本不可能赋予个人神学意义，如果这些信念没有在早已认可人类自私的社会中扎下根来的话。”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有尊重人权的文明，但是没有希腊城市，希腊科学，罗马法律，就不可能有基督教世界。 尼摩这里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根本逻辑。西方文明是借用和混合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从来不是固定的，自我满足的，不仅仅是借用的功能。实际上，正如尼摩的同事和朋友雷米·布拉格（Rmi Brague）写的，西方从定义上说是“第二位”的文化，一种明知自己是跟随者的跟随者文化。不管是希腊政治哲学还是基督教都不是西方的发明，但是它们的汇合创造了西方。 尼摩是个严谨的学者，没有指出哪种遭遇是决定性的，只说所有的遭遇都是必要的。但是他确实提出了公正的和受欢迎的解释，即11世纪末期到13世纪所谓的教廷革命（Papal Revolution）是重大的不同寻常的动荡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民主，科学，追求进步的渴望都直接确定下来了。从外面看，教廷革命是防止当时的统治者控制教堂任命的成功尝试，是争取教会自由，争取教堂自主的斗争。但是正如尼摩提醒我们的，这次斗争的结果成了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而且最终成就了民主本身。 但是更重要的是伟大思想家尤其是圣安瑟伦（St. Anselm）缜密的思想。这就是复兴合理正当的要求，鼓励人们的世俗行动，包括政治行动。通过创造赎罪和受难的概念，安瑟伦让“人在世上的行动重新获得意义，因为所有的工作虽然有限，都是获得救赎所需要的，甚至最不起眼的行动都能改变平衡，从消极变为积极。这个观点和世界观的改变一下子消除了中世纪的深刻迷信。结果，人们开始希望和相信“开发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具备的每个力量和资源的过程，以便使用它们满足圣经中的伦理和世界人类最终命运的理想。” 在重新叙述教廷革命和神学必然结果时，尼摩提出了促成这些改变的人的思想框架和推理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论点。许多流行的思想家喜欢说中世纪和现代西方是通过阿拉伯人从希腊获得宝贵的思想财富，而阿拉伯人智慧超群保存了希腊哲学和医学，和愚昧无知的天主教欧洲人不一样。尼摩没有否认重要的智慧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的，但是，正如他说的，那“没有精神重要，因为精神让这些文本具备了意义，重新改造了它们，从而开辟了世界科学的新开端。”被寻找和使用的智慧中的精神是关键，这个精神是西方的，不是阿拉伯人的，也不是希腊人的。安瑟伦式的基督教将人类行为和人类理性合法化。“从这个时候起，文明就成为雅典人，罗马人，耶路撒冷人的结合体，信仰通过人性之花表达出来。”这个观点因为体现在但丁（Dante）创作的西方最伟大的诗歌《神曲》（the Divine Comedy）而不朽。没有中世纪的这个突破，现代科学，现代世俗理性，现代政治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在尼摩看来，新教改革不管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多么大，不过是安瑟伦开创的人类行为和人类理性的理解和逻辑发展而已。 新教徒可能拒绝马上服输，而且尼摩的文章确实有弱点，没有确切指出改革者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相反，尼摩迅速转向他的第五个奇迹，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改革，尤其是造成现代西方世界的英国和美国的版本，“延伸了教廷革命的目标，也就是通过科学和法律的使用改善世界。” 把现代民主和12世纪的政治神学发展如此紧密联系起来或许是尼摩最大胆的观点了。他反对世俗主义者、多数基督教和自由进步人士把现代西方文明的多数特征归结于文艺复兴或者激进的启蒙运动的常识，而是认为中世纪的变化是西方文明的根源。 “社会精英认识到体制领域的多元主义者秩序和思想界科学界的追求的作用后”现代民主开始扎下根来。许多经济历史学家坚持的先有资本主义后有民主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当代法国另外一个学者让·贝希勒（Jean Baechler）一直坚持认为先有自由思想，然后才有经济发展，尼摩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对于贝希勒来说，自由首先是政治性的，由分割的欧洲的地缘政治的政治力量竞争所允许的自由壁龛构成。尼摩显示比政治壁龛更重要的是教廷革命带来的思想突破，赞成使用理性，更准确地说，如何正确使用上帝给予人类的理性。 把民主认定为基督教在西方演进的结果，尼摩同样坚定地认为现代专制主义不是西方罪恶的本质。这个半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西方的特征就是压迫和剥削，民主不过是个幌子。专制主义是不戴面具的西方。按这种广泛的解释来说，任何反对专制主义的进步政治哲学必须反对西方。在上层精英意识形态和广大普通民众的智慧里，现代专制主义和基督教都来自西方，是必须抛弃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坏、专制、违背天性、缺乏人道。这种抛弃的表现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和自由派人士的内疚。 尼摩历史分析的最后阶段是提出问题西方文化现在是否已经成为普遍性的，如果是，这意味着什么。印度裔经济学家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问道“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吗？”尼摩仍然保持不可知的态度，但是他暗示我们不必要等待“西方现在是什么，要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这个问题的最后答案，即使有的话。他提出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建立“西方联盟”以尼摩描述的因素为基础形成西方身份认同。 不幸的是，尼摩设想的这种道德和思想联盟（非政治联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欧洲仍然被那些认为天主教掌权是危险的人来控制，只要美国仍然承受精英团体的折磨，这些人虽然承认宗教，却继续推动多元文化主义者的信条，即只有好的价值观是普遍性的，最大的罪恶是认为西方竟然有值得推广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西方联盟是可能的。这个联盟中的公民看到尼摩描述的公正性和真实性，按他所勾勒出的方式理解西方，认为西方不是侵略和帝国主义野蛮和剥削的结果，而是体现在生产效率和创造性的进去精神，以及建立在强烈内在信仰基础上的开放性逐渐演化的结果。如果西方不首先是基督徒，它就不能成为现代的充满活力的西方。作为西方标志的基督教需要安瑟伦革命才能使它成为让借用成为吸引人的，让借用者能够使用并创新所需要的影响社会的宗教。 尼摩的众多优点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文笔清新，栩栩如生。这不是他的众多法国同胞的优点，但是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常常有伟大传统---充满力量，清楚明白的写作风格，尼摩也是如此。另外一个优点是他明白人性自由的逻辑不仅是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而是同时体现在精神，政治和经济上，尼摩属于明白完整人性的古老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