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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识到这座沉静的古城，唐朝的名都，犹豫、不情愿、 却有迹可寻地改变着。西安位于内陆，是西北的心脏。 他称西安是“保守主义之锚”。这是他的故乡，他爱这里的一切。 西安不会温文尔雅地转变。人、风气、政治、服饰的改变 都是混杂紊乱的，他就爱这一片纷繁的困惑。 —— 林语堂，《朱门》 回首一下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离开紫禁城，逃遁西安，李伯元抑扬顿挫的《庚子国变弹词》无法舒缓那场空前的国难、国殇、国耻，而西安人赵舒翘的惨死、三原安抚堡寡妇被封赐“一品诰命夫人”之判然有别的命运遭际，为西安古城的现代故事吟唱了一篇悲欣交集的开场白; 或者回首一下1934年，张恨水在写过风靡一时的北平罗曼史《春明外史》之后，在描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萧瑟心境之后，来到真正的“春明”之地，在西安、郑州、洛阳、兰州等地，考察二十多个县市，随即写出《燕归来》、《小西天》、《西游小记》等西安叙事;或者再回首一下1966年，年仅13岁的贾平凹作为参加红卫兵串联的中学生，头戴草帽、身背麻绳捆就的铺盖卷儿，初来乍到西安城，愕然震骇于市中心高耸屹立的钟楼，蓦然听闻钟楼上惊天动地的钟声，为日后的《废都》、《秦腔》的写作打下最初的印记; 那被汉镜、古乐、墓石、碑林、老街巷所装点的西安城，作为千年古都、丝绸之路的起点，终于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了无可规避的现代时空。访古探今，西安书写不尽的都城记事，以及振聋发聩的秦韵秦腔，足可激发一代代人的文化想象和历史记忆。 本论文尝试解读林语堂(1895-1976)《朱门》(The Vermillion Gate, 1953)里面的西安形象。《朱门》与《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1939)、《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 1941)合称林语堂三部曲， 这部1953年付梓的英文巨著力图诊断西安古城向现代都市转型之际紊乱的病理，它宏观与微观测绘兼而有之，把握了上至豪门恩怨、下至日常生活的城市律动。《朱门》主要讲述的是两位地地道道的西安人——上海《新公报》派驻西安的记者李飞，以及大家闺秀、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杜柔安——跨越门第界限的爱情传奇。在笔者看来，林语堂错综复杂的叙事安排、人物谱系和空间场景，不但凸显了西安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动荡时局、人物命运和城市风貌，而且在五十年代以《朱门》遥相呼应三十年代付梓的《京华烟云》、四十年代出版的《风声鹤唳》，简约书写了一小出西安—北京“双城记”。 张恨水《春明外史》里的杨杏园是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个轻度的精神分裂者，他白天的身份是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与时俱进”的现代记者，晚上则是安居租赁而来的小四合院、“伤地闷透”(sentimental)的古典诗人。相形之下，林语堂《朱门》的男主人公李飞却是一个生于西安、长于西安，在上海历练之后，重返故乡的现代人。李飞之眼是记者之眼，但他不是普通的职业记者，因为“他向来不喜欢把任何事情写得记录化、统计化，而是在字里行间表达他个人的感触”。 他也“抱着超然的态度，冷眼旁观这个病态、困惑、或悲或喜的人生万花筒”。 李飞是西安古城一个性情流露的观察者，一个保持距离的目击者，一个入得其内、出得其外的写生画家，一个诙谐幽默、嬉笑怒骂的作者，一个在故乡现场追踪、敏锐思考的漫步者。在有 “保守主义之锚”称号的西安古城，作为“土生子”的李飞并不信奉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他对现代化、现代事物、现代经验一直秉持着长久的兴趣和开放的态度： 他是在古西安城长大的，以它为荣，希望看到它改善和现代化。他觉得眼见这座城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改变是件有趣的事。他记得在念书的时候，曾经为了南北大道装上街灯而兴奋不已。中央公园的设立，几条铺上柏油的道路，橡皮轮胎的黄包车和汽车都曾经令他兴奋过。他看过一些外国人——主要的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医生和老师，还有不少穿着西裤和衬衫、长腿的欧洲游客或工程师，他们的脸像是半生不熟的牛肉。他常常在思索那牛肉肤色的起源。 西安大街小巷、空间场景里的新鲜器物——从南北大街的电灯与电器设备，到平整干净的柏油马路，从更新换代的黄包车、橡皮轮胎的汽车，到新式、平民化的都市娱乐空间中央公园——都曾刺激并养成年轻李飞的城市体验与现代意识。在《朱门》的开篇段落，李飞坐在市区一家茶楼，冷眼旁观1930年代街头吵吵嚷嚷的抗日游行。如果说老舍的“茶馆”仿佛一个向心式的巨大漩涡，将北京城安分守己的小人物裹挟进无法走出的乱世怪圈，那么林语堂的“茶楼”则是一个次要的、向外开放的空间场景，而重返故都的年青记者李飞即刻走出茶楼，尾随游行的队伍，试图近距离目击这场发生在古城街头的政治抗议活动。小说的女主人公杜柔安与其她师范学院女生在这场回应“一•二八”事件、声援抗日的示威活动中被警察驱散，柔安膝盖受伤，幸得李飞帮助，二人一见钟情。 在这出街头政治情景剧中，李飞的插曲是一小段“英雄救美”的故事，而且为西安涂抹上鲜明的现实政治色彩。女主角杜柔安来历不凡：她的父亲杜忠是保皇派大学者，“身为儒家信徒，他对已逝的王朝具有莫名的忠诚，对民国毫无好感”，而且“宁愿被风暴淹没，也不愿随波逐流”，他还是西安最后剪掉辫子的人之一;柔安的叔父杜范林则是权势显赫、利欲熏心的前西安市长。杜忠因与杜范林理念不合，自我放逐离开杜家在西安的祖宅“大夫邸”，隐居甘肃南部岷山深处三岔驿别庄和丁喀尔工巴喇嘛庙，以抗议他在“大夫邸”内外亲眼目睹的种种现状。“大夫邸”是西安尽人皆知的富贵之地，位于东城，是杜柔安爷爷杜恒所建的古老宅寓，现在是杜范林的产业，而杜柔安就寄居在叔父的屋檐下。 林语堂不惜笔墨，精细描摹了“大夫邸”值得玩味的空间设置。“大夫邸” 官邸格式，石狮护院，高耸的大门高约十二尺宽约十尺，横架绿色匾额，上面书写烫金的“大夫邸”三字，顶端有两个小字“皇恩”。而“大夫邸”的朱门常漆常新，镀金的扣环、一尺见方的红砖、黑色的隔板和边门，宽敞的房间，处处可见朱门的气派。其中最有意味的空间是“大夫邸”的第一厅堂：中央镶板悬挂着祖父的肖像，西墙上有柔安父亲杜忠亲手临摹的“翰林”字体，东墙上则悬挂着光绪忠臣翁同龢一尺多高的对联。从中央到东、西两侧这三件“圣物”留有前朝的“遗迹”，而且直抒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胸臆。在翁同龢的对联旁边，是南宋四大家之一马远的巨幅山水画，笔法雄奇简练、意境深远，可谓另一方镇宅之宝。不过，整个厅堂的古典气氛，却完全被一幅绘有三个裸体女神的廉价油画复制品“巴黎之抉择”破坏无遗。这幅舶来品是杜范林的儿子杜祖仁从国外购买回来的饰物，透露出一种“刺眼、不调和以及充满了粗俗的自信”。 而作为时髦高雅玩意儿的椭圆镀金西洋镜，也让这老宅的第一厅堂多了几分洋气。 从林语堂的揶揄语调，读者不难发现他对这种“中西合璧”的嘲讽。第一厅堂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展览和摆设，在在可以看出西安的“金粉世家”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时期文化冲撞的印记。杜家祖上的荫德与父辈的执著，完全不能协调于“子一代”的嚣张与洋气的品味。杜范林之子杜祖仁在纽约大学受过西方企业管理训练，回到西安，“对身边那股懒散、不求效率的调调儿感到很不耐烦。…… 全西安只有他的办事处有一组橄榄绿的铁柜，存放档案的夹子和一张会回转的椅子”。而且杜祖仁强悍的性格，驱使他发觉如果“自己不适应西安，处处格格不入，那么他要西安来适应他”。 效率是杜祖仁的最高准则，干净、进步和水泥是他所构造的新中国理想。诚然，身体的洁净与道路的干净既是卫生学的考量，也是杜祖仁标榜自己西化、现代化的招牌。但祖仁身体有疾、不能生育，恰可见出林语堂刻意的叙事安排：一个不中不西的畸形儿子怎么可能延续祖宗的香火。杜祖仁的太太香华从上海移居到西安，“她来到西安就迷失了自己——奇异、陌生的西安——在这里，李白、杜甫、杨贵妃曾经住过，在这里，汉武帝建过都，远征突厥，在这里，发生过多少战役，改朝换代，宫殿连烧数月，皇帝的陵墓惨遭掠夺”。上海的风花雪月碰上西安古都厚重的历史，时尚之“轻”与历史之“重”较量的结果，即刻便见分晓。 有必要指出的是，林语堂并不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改进，因为“思想上的排外，无论如何是不足为训的”。 李飞固然钟情于陵寝、宫殿、城墙、石碑、古庙，但他也决不排斥甚至喜欢现代西安城的电灯、电话、柏油马路、汽车与火车。林语堂一直警醒并嘲讽的对象是东、西方文化畸形、怪异的组合。在林语堂笔下，朱门之内不伦不类的显赫与尊贵，并不值得珍视。他对李飞在西安简陋居所的描写，恰可凸现林语堂本人一以贯之的平民主义理想。李飞的家并不富裕，是一幢古老、坚固的红砖房，座落在寂静的巷子，有池塘、古城墙以及蔓延的沃草。那里没有石狮子守门，只有父辈留下的旧书桌、没有上漆的简朴书架和若干书籍，庭院相当窄小。但在大家闺秀杜柔安看来，李飞的陋室却其乐融融——慈祥的母亲、贤淑的嫂嫂、童心无邪的孩子们，让她倍感亲切与放松，而且可以领受到李家的天伦之乐。对照之下，大夫邸则更“像座坟墓，外面看起来富丽堂皇，里面却是空荡、冷清”。 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西安大街，走进富贵人家的高堂大院，或者走进平凡人家的日常空间，藉此，林语堂提供了现代西安的空间形象及其特定的文化涵义。小说另一条叙事线索的展开，围绕北平鼓书艺人崔遏云在西安表演被满洲将军扣留，且被西安军阀拘押，后来得当地民间帮会首领范文博救护，又得杜柔安帮助逃至兰州的经过，于是《朱门》的空间叙事从西安走向更为广袤的西北。在甘肃南部三岔驿和岷山“自成局面，遗世独立”的喇嘛庙，杜柔安的父亲杜忠约见了李飞，谈古论今、吟诗讽世，并首肯了李飞的才气人品。但隐居的杜忠心怀忧思，他极为反感杜范林及其儿子对回民利益的公然侵犯，他终于决定帮助回人，然后从甘肃自我放逐之地回返西安，向杜范林申明汉、回和平共处的大义，却脑溢血身亡。李飞看望过崔遏云之后，去哈密观察西北政治局势之际被汉人军方逮捕，而杜柔安则因未婚怀上李飞之子而被叔叔一家人逼出朱门。崔遏云因杜氏父子告密而被捕，寻机投水自尽。杜柔安在新年生下一子、机智搭救出李飞之后，被李母接回西安，李飞也终于寻机逃脱囹圄，历尽曲折与杜柔安成亲。杜范林最后被愤怒的回民围攻，误入泥沼身亡。 在《朱门》篇首的作者说明处，林语堂指出，小说的人物纯属虚构，但故事背景有史实依据，譬如“首先率领汉军家眷移民新疆的大政治家左宗棠;1864-1878年领导回变的雅库布贝格;哈密废王的首相约耳巴司汗;日后被自己的白俄军逐出新疆，在南京受审枪毙的金树仁主席;继金树仁而后成为传奇人物的满洲大将盛世才;曾想建立一个中亚回教帝国的，后来于1934年尾随喀什噶尔的苏俄领事康氏坦丁诺夫一同跨越苏俄边界的汉人回教名将马仲英等等”。 精彩纷呈、回肠荡气的现代西北传奇，促使林语堂在构造《朱门》的空间想象时极富野心，这是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到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空间诗学，其触及的范围固然可以从城市街巷到家居空间，从素朴的房屋到富丽堂皇的“大夫邸”，更可以从西安城的总体形象拓展到甘肃(特别是兰州)与新疆周边的城市、乡村、寺庙、鱼塘、社区，以及整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局势，《朱门》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情节安排便是明证。李飞在离开西安之前，离开杜柔安之前， 内心一阵绞痛。他永是西安的一部分，西安已经在他的心田里生了根。西安有时像个酗酒的老太婆，不肯丢下酒杯，却把医生踢出门外。他喜欢它的稚嫩、它的紊乱、新面孔和旧风情的混合，喜欢陵寝、废宫和半掩的石碑、荒凉的古庙，喜欢它的电话、电灯和此刻疾驶的火车。 林语堂曾将北京描绘成历经沧桑的男性老者，也许为了使西安有别于北京，作者以“酗酒的老太婆”来刻画西安之一面，颇有些蹊跷。而且上段引文中李飞的城市印象也是大开大合，不无醉意。与此同时，林语堂还借李飞离开西安，来到陌生、凶险、政治局势复杂的新疆去探险的空间之旅，将西安与西北作一对比： 他认为自己应该离开西安一阵子。西安像一位好熟好熟的老友，新疆却是新交，西安像一出家庭剧，有悲有喜，但是在新疆他可以见识真正的大场面，比方种族、宗教的大冲突。 但李飞在回疆旋即陷入汉人军队的牢狱之灾，杜柔安却在沧海横流之际，大显英雄本色。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嗜烟如命、百诫无果的林语堂，也让杜柔安偶尔抽烟，悠哉游哉，意趣盎然，做一回潇洒不羁的“瘾君子”和女豪杰。不过，作为新女性的杜柔安并没有放弃传统淑女的美德：“虽然饱受摩登教育，她倒有一份古老的情怀，知道女人的本分就是看家、等候、服从和坚忍”。 而至关重要的是，对李飞矢志不渝的爱情，让杜柔安的脸上放射出新的光辉与庄重感，并像《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一样，有大智大勇的作为。 早些时候，杜柔安因为帮助崔遏云脱离满洲将军与西安军阀的纠缠与拘押，就已经令李飞、范文博、蓝如水等一众男子大感钦佩，李飞也终于意识到，柔安虽然“看起来不过是个不切实际、在公共场合害羞、文静、又爱幻想的富家千金”，但在关键时刻居然胆气过人，雷厉风行——她竟勇气可嘉地私自借出市长叔父的专车，把遏云送出西安城外。 当李飞身陷囹圄之时，柔安更展现了机智果敢的行动能力：一位身怀六甲的女子，被逐出朱门，只身前往兰州，以便靠近失踪的李飞;她还想方设法多次往返机场，结识可以赶往新疆的飞行员;亲自到三十六师办事处找到回族中校，请他发电报联系自己的爱人;当回军方面找不到李飞，柔安又请报社帮忙，终于查到关押李飞的监狱，想方设法救自己所爱脱离困境。等到李飞获得自由身，迎来政局稳定之际，他还不知道是柔安为他生下儿子，并想方设法挽救他于困厄。林语堂藉此大发感慨： 很多学者、作家大半生与文字为伍，重复别人说过的内容，在抽象的讨论中乱挥羽翼，借以掩饰自己对生命的无能，他对这些人向来就不敢信任。现在他深深学到了有关男女的一课，女人比男性更能面对生命的波折，而这种生活随时在他四周出现，那些玩弄抽象问题的人往往忽略了渺小而真实的问题，他身为男人，也算得上作家，在生命中却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 从西安到回疆，那里应该是男性驰骋的天地。如果采用宽泛的人种学类比，西安乃至西北堪称男性的区域。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巴黎：现代性之都》一书以人喻城，便指出，与巴尔扎克的男性幻想恰恰相反，巴黎常被描摹成一位女性，有丰富的人格，撩人的身体，喜怒哀乐的表情，风云变幻的头脑。 林语堂曾经说过，“北平是像一个宏大的老人，具有宏大而古老的人格” ，可以慷慨地容纳古今。 西安又何尝不像一个“宏大的老人”呢?不过《朱门》一书因栩栩如生刻画杜柔安的言行举止，从而为西安这样一个历尽沧桑的男性城市，贡献了非凡的理想女性形象。 的确，在林语堂笔下，朱门内部的勾心斗角、斤斤计较并不能阻挡杜柔安冲破束缚，寻找真正的爱情。与《京华烟云》的姚木兰相比，杜柔安更是新女性的形象，她不像木兰在深闺大院之中巧妙周旋，而是直接挣脱门第的限制，走出朱门，与敢于冒险、富于正义感的平民知识分子缔结百年之好。林语堂极为叹赏的女性有李香君、《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名词人李清照等。她们的侠肝义胆以及同夫君相亲相爱、追求完美恋情的事迹，激发了作家对于自己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作为林语堂最知名的三部曲，《京华烟云》触及动荡的现代史，刻画理想女性姚木兰，同时凝练出一个不受时间与历史侵蚀的北京城形象。 《风声鹤唳》则将空间场景转移到江南名城，仍旧延续作者对现实局势(抗日战争)的关注，描摹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还有理想女性梅玲(丹妮)的成长经历。《朱门》的故事场景主要在西安乃至西北，但不少人物都与北京发生关联：杜柔安曾经住过北平，她忠心耿耿的女仆唐妈是来自农家的北平人，李飞和蓝如水都曾游历过北京。杜柔安在北平时就喜欢听大鼓说书，她被逐出朱门，在兰州找到家教工作，也是因为她的北京经验——一口流利的国语。《朱门》的另一条重要情节线索，围绕着移居西安的北平鼓书艺人崔遏云展开。有趣的是，林语堂没有书写陕西古老的秦腔里面“净的嘶声吼叫与旦的幽怨绵长”， 而是将北平流浪而来的鼓书艺人崔遏云的京韵大鼓，写得有声有色、余音绕梁：“她的歌声有如乡间的云雀般高唱，树影映在她的脸上，产生出一个完美得令人不敢相信的幻影”。 崔遏云“随着小鼓的节奏叙述着历史轶事”，而“观光客到了西安，观赏崔遏云的表演竟成为必看的节目之一”。 我们固然耳熟能详张恨水《啼笑姻缘》、《夜深沉》里的鼓书艺人凤喜和月容，还有老舍《鼓书艺人》的说书场景，崔遏云则是另一个光彩照人的鼓书艺人形象。杜柔安初次与李飞约会，就是在西安听遏云演出，柔安有机会点了一出《宇宙锋》，而遏云的京韵大鼓令西安的观众如痴如醉。甚至那个愤世嫉俗的蓝如水，也情不自禁地迷上了遏云。蓝如水是一个有钱有品位的游手好闲者，他曾经“在上海和巴黎认识了不少女人——漂亮、世故、又有成就——坦白地说，他对这些已经厌烦了。他根本不喜欢政治、商业和赚钱的事，所以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也令他生厌。他一直在追求生命的清新和真实。遏云的纯真无邪和独立精神深深吸引他”。 总而言之，在林语堂的西安想象中，北京要素，譬如小说人物的北平经验，譬如京韵大鼓在西安的风行等等，不断被添加进来，从而简约书写了西安——北京两个文化古都之间的一出“对照记”。 在林语堂笔下，西安仿佛是一个熙来攘往的移民城市：满洲将军、沪上闻人、北平艺人，满蒙藏回诸色人等，都在西安留下足迹，来去匆匆。这是李飞从上海失恋、历练归来，以成熟的眼光看到的西安古城： 虽然他生长在这里，这个城市仍然令他困惑。…… 整座城充满了显眼炫目的色彩，像集市场里村姑们的打扮那样，鲜红、“鸭蛋绿”和深紫色。在西安的街上你可以看到裹小脚的母亲和她们在学校念书，穿笔挺长裙，头发烫卷的女儿们同行。这座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有古城墙、骡车和现代汽车，有高大、苍老的北方商人和穿着中山装的年轻忠党爱国志士，有不识字的军阀和无赖的士兵，有骗子和娼妓，有厨房临着路边而前门褪色的老饭馆和现代豪华的“中国旅行饭店”，有骆驼商旅团和堂堂的铁路局竞争，还有裹着紫袍的喇嘛僧，少数因没有马匹可骑而茫然若失的蒙古人和数以千计包着头巾的回教徒，尤其是城西北角处更易见到这些对比。 如是一幅西安形象，其实与林语堂早期书写的北京形象没有根本的差别。在《迷人的北平》里面，林语堂如是状绘北平复杂的人类： 律师和犯人，警察和侦探，窃贼和窃贼的保护人，叫化子和叫化头脑，有圣人、罪犯、回教徒、西藏的驱鬼者、预言家、拳教师、和尚、娼妓、俄国和中国的舞女、高丽的走私者、画家、哲学家、诗人、古董收藏家，青年大学生，和影迷。还有投机政治家，退隐的旧官僚，新生活的实行者，神学家，曾为满清官太太而沦为奴仆的女佣人。 北京和西安作为文化古都，同样萦绕着历史的魅力，传统的魂灵，文化的底蕴，以及现代器物、制度、文化观念的冲击与挑战。不同之处在于，北京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拆迁改建、翻天覆地的巨变，西安却有幸保存下来完好的古城墙，见证古城久远的沧桑，也凸显西京意味深长的稳固结构。侯榕生在《北京归来与自我检讨》中曾经伤感写道，面对北京“城没了，城楼也没了，你认命吧”的当代宿命，她只能以老生的腔调，大喝一声“我的城楼呢” ? 西安却免去了这场毁城的厄运，而保留了古城的风貌。正如贾平凹讲述的个人轶事所阐明的，在他收集的清末民初西安城区图上，那些小街巷道的名称一直保存到当代，于是他有感而发： 西安是善于保守的城市，它把上古的言辞顽强地保留在自己的日常用语里，许多土语方言书写出来就是极雅的文言词，用土话方言吟咏唐诗汉赋，音韵合辙，节奏有致。 文字如此，城市依然，文化守成永远比文化破坏更艰难，也更令人敬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安的现代经验，西安的人文、风气、政治、服饰的改变是犹疑、不甘心、无可奈何的，却也是有迹可寻、混杂紊乱的。林语堂这“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书写的一章”(徐訏语)，则藉人物李飞之口，一语道破了他有关西安从千年古都向现代城市转型时的文化想象、历史记忆和人文关怀：“他就爱这一片纷繁的困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注释 因签证问题，笔者不能亲身前往西安参加盛会，非常感谢王德威、陈学超、刘乐宁教授以及王瑞智先生的安排与帮助。 林语堂，The Vermillion Gat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3, p. 4。中文译本参见 《朱门》，谢绮霞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2页。谢绮霞的翻译如下：“他看着这座沉静的古城，唐朝的首都，犹豫、不情愿地，却又显而易见地改变。西安位于内陆，是中国西北的心脏。他称西安是‘中国传统之锚’。这是他的故乡，他爱这里的一切。西安不会温文地转变。人们、风气、政治和衣着的改变都是紊乱的，他就爱这一片纷乱的困惑。”笔者的中文翻译根据英文原文略有修改。 参见贾平凹，《老西安》，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3-18页。 贾平凹，《老西安》，第87页。 对林语堂生平、著述之研究，参见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1989);陈平原，《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收录《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施建伟，《林语堂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林语堂在海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万平近，《林语堂传》(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刘贵生，《林语堂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金惠经(Elaine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91-121;Diran Sohigian的博士论文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n Yutang”(Columbia University, 1991);A. Owen Aldridge, “Lin Yutang,” in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钱俊的研究项目“Oriental Modern: Lin Yutang Translating China and America”;以及沈双的研究计划“Cosmopolitan and Migration: the Stories of Lin Yutang, Yao Ke, and S. I. Hsiung”。 林语堂，《朱门》，第18页。 林语堂，《朱门》，第150页。 林语堂，《朱门》，第1-2页。 林语堂，《朱门》，第33-4页。 林语堂，《朱门》，第50页。祖仁与其父杜范林为了从祖上的鱼塘获利，只顾效率和自己的利益，强修水闸，不知如何与回人和平共处，共享当地的水产资源。祖仁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西式教育，以为回人都是未受教育、未开化的野蛮人。却压根没想到人心有一条法则，以牙还牙，以枪还枪，当然他的银行或商业课程也没有教过这一门。他最终在回人手上死于非命。 林语堂，《论文化侵略》，收录《剪拂集 大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页116。亦见其《机器与精神》，收录《中国与世界：林语堂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页526-534。 林语堂，《朱门》，第77页。 林语堂，《朱门》，第1页。。 林语堂，《朱门》，第161页。 林语堂，《朱门》，第155页。 林语堂，《朱门》，第221页。 林语堂，《朱门》，第364页。 林语堂，《朱门》，第33-4页。 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50-51.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收录《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508页。 参见宋伟杰，《既远且近的目光：林语堂、德龄公主、谢阁兰的北京叙事》，刊于《现代中国》，2004，第81-102页;收录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504-532页。 贾平凹，《老西安》，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林语堂，《朱门》，第91页。 林语堂，《朱门》，第41页。 林语堂，《朱门》，第139页。 有关香港与上海之间更为紧密、也更为明显的镜像、镜城关系，参见李欧梵,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4-341. 中译本见《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337-353页。 林语堂，《朱门》，第18页。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收录《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511页。 参见王德威，《如此繁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47页。 贾平凹，《老西安》，第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