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特·格拉斯是 20 世纪最令人费解，也最易遭人误解的作家之一。 凡是读过他作品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阅读他的小说就像进入了一个亦真亦幻、似梦非梦的世界，童话、神话、传说，历史、现实、未来，还有荒诞不经的比目鱼、母鼠、猫狗、蜗牛等等，构成了他奇幻的小说世界。对他的评论所形成的激烈对峙几乎成为一大奇观。德国《明镜》周刊曾将这样一幅剪贴照片搬上封面：德国“文学批评教皇”玛策尔·莱希·拉尼茨基将格拉斯的小说《辽阔的原野》撕成了两半。甚至有评论称，格拉斯与其说是一位真正的文学艺术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忏悔者”，他的文学生命在《铁皮鼓》之后就已衰竭。可是， 1999 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却对他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总是一再地将那些公认的批评家们的标准抛在身后，自己却在使人目瞪口呆的自由中转向新的计划。”从《铁皮鼓》到《我的世纪》，他的作品都“证明了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 1998 年 6 月到 8 月，德国不莱梅广播电台文学部主管哈罗·齐默尔曼与格拉斯本人先后进行了多次坦诚、真实的公开讨论，并在不莱梅广播电台和电视一台播出，后来成书为《启蒙的冒险》。这些访谈事先没有刻意的安排，再加上对话体特有的魅力，使得这本对话随意亲切，又不乏深度。格拉斯对《铁皮鼓》、《狗年月》、《比目鱼》、《母鼠》、《辽阔的草原》等作品的写作背景、创作过程、叙述手法等都作了介绍，尤其是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关注、对人类未来的忧虑，更是让人感受到格拉斯的深厚情怀。对于 不习惯格拉斯的读者，这本对话可以作为解读格拉斯奇幻想象的一把钥匙;对于种种关于格拉斯的非议，这本对话也以视为一次全面的回应。 格拉斯的全部作品都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我不把历史进程看作是精神世界的过程，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而把它看作一个荒诞的、对理性嘲讽的过程。它不断证明，我们是多幺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它同时又证明，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时又是多么无能为力。”确实，格拉斯的历史理念令人感动。他是针对逝去的历史在写作，通过写作去唤起被遗忘的历史，因为他知道，历史是无法被遗忘的，它会追赶上我们，直至未来。著名的“但泽三部曲”，就描写了德国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中期的历史与现实，对德国的纳粹时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让人重新了解被谎言改变的、被意识形态蒙蔽的东西。正如格拉斯所说，它们是“充满破碎想象与破碎形象的小说，我们时代的矛盾心理与双重意义为它提供了典范”。到了《比目鱼》中，格拉斯更是在人类演变的范围内虚构了理性的历史，对一切乌托邦的对时代终结的预料进行了质疑。它用深不可测的过去的深度与同样难以衡量的未来的前景，叙述了生命、爱情与性别的斗争，叙述了强烈的感性的由利益决定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过程。《母鼠》则进一步推动了“重新构建启蒙的世界意义与人类真实的合理性的对抗游戏。”没有人把我们拉向地狱，人类的终结是人类一手造成的，它不只是危险的核能对人类的毁灭，而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基础的破坏。对于格拉斯的历史反思而言，过去、现在、未来已经失去了界限，融为一体，这就是他所谓的“第四时间”，即“过去、现在、未来”( Vergegenkunft )。 格拉斯在世纪末的苍茫时分追忆消逝的历史，“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头在历史的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我终于明白，格拉斯作品的震憾力量来自他的历史忧思与独特的洞察力，来自作品中的历史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历史遗忘的一面。 1999 年，格拉斯推出新作《我的世纪》，以“一百个人，一百个故事”的方式去见证“我的世纪”。颇具意味的是，他在此书中文版前言中发问：“为什么不应该有一位中国的作家也来考虑考虑这个‘一百个人，一百个故事''的想法，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把 100 年的希望和悲伤，战争与和平，行诸笔墨呢?”这是一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也是中国作家无法回避的话题。我们期待着一本中国的《我的世纪》，来用文学见证自己的历史，用故事掌握自己的时代。我想，这样的一本书，一定是可以称为“巨著”的。 ( [ 德 ] 君特·格拉斯、哈罗·齐默尔曼著：《启蒙的冒险》，周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