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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的大名在 80 年代的大陆不说是如日中天，也是如雷贯耳。他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 是当时大陆最早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译著之一， 风靡一时，洛阳纸贵。他主编的“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选目精审，名家云集，更是给当时的知识界带来了朝气蓬勃的活力。要了解 80 年代的大陆知识场域与文化发展，这套丛书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后来沧海桑田，世事变幻，甘阳的文字除了偶尔在《二十一世纪》等刊物还能读到一点外，久已不在大陆露面，让我们这些爱读甘文者思之怅然。 最近三联书店终于出版了甘阳的一本思想随笔集《将错就错》， 此书大概是甘阳在国内所出的第一本个人文集， 收录了他近年来为报章杂志所写的一些专栏文字。 从学界趣闻到政界逸事，从学术争论到政治干戈，从书本世界到社会世态，纵横捭合，任意挥洒，端的还是那个才华横溢的甘阳。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 对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活动与学术精神的叙述(《社会思想委员会》、《席尔斯的图书馆》、《上帝不存在，奈特是先知》等)和怀旧忆人的文字(《记念洪谦先生与北大外哲所》、《记挂杨宪益》、《梦邹谠》等)，尤其是后一类文字读来尤为感人，平淡的叙述中浸润的是甘阳无限的真心真意。专栏文字一般都是很随意闲散的，但《将错就错》看似闲散的背后却包含着甘阳的思索，潜隐着作者的学养与气度，所思所写，都来自于自己独立的判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胸中自有泾渭 ”，颇耐玩味，令人爱不释手。 《将错就错》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甘阳始终带着一种深深的问题意识 ，去思考文化、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诸现象，对学术有着极强的良知的认同。虽然去国多年，身处异地，但始终把自己的目光投在关乎中国的问题范围内，这可能甘阳有别于其他游学海外的学者的特异之处，也是他的文字能够在大陆知识界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原因。他担忧当中国日益被卷进世界漩涡时，这个古老的文明是否还能保有她自己的历史文化意识呢(《英译〈论语〉及其他》);他告诫我们，一部基督教的历史说是不断寻找魔鬼撒旦，亦即不断寻找敌人，不断制造敌人的历史， 21 世纪或许将是东西方真正面对面的开始，这不是说谁愿意文明冲突，而是说，只有心怀文明冲突的警惧之心，才有可能争取文明不冲突的可能(《“末世论”与“启示论”》);他认为 90 年代以来大陆思想界已经日益走向保守主义，其基本形态就是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 “今日中国知识界一谈政治改革就争相标榜‘反对泛民主''，恰恰只能证明韦伯所言：一国政治落后不是其民众落后而是其精英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成天高谈‘民众落后''”(《市侩的年代》);在《十年来的中国知识场域》中，甘阳更明确提出，在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后，必须避免使中国知识文化场域完全服从于改革的需要，应该保证其相对的自主性，否则必将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特定位。这些论述尖锐甚至激烈，不乏“将错就错”的机智， 让人仿佛再见当年锋芒毕露的，才气横溢的甘阳，而 其中拳拳的中国意识、中国情怀却是令人深深感动的。 古希腊诗人阿奇娄库斯有一句谚语，说“狐狸知道许多小巧，刺猬却知道一件大事”。大概是说狐狸虽然诡计多端，但想吃掉刺猬却总是奈何不了满身倒刺的刺猥。伯林把这句谚语发挥成关于两类思想家的绝妙比喻：一类是追求一元论的思想家，一类是承认多元论的思想家。甘阳在《是刺猬，不是狐狸》中说，伯林本人一生纠缠在一元与多元的冲突中，他以为自己是一条狐狸，实际也是一只刺猬。其实，依照此论，甘阳本人也一直致力于实现多元价值，或许应该算是一只刺猬，但他广泛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却又说明他也是一只狐狸，至少是一只充满洞见的狐狸。 (甘阳：《将错就错》，三联书店 2002 年 2 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