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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台湾大学外文系，不由得人不心生敬佩，海外文坛一批呼风唤雨的人物，象李欧梵、余光中、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刘绍铭等等，竟然都出自台大外文系。台大外文系可真是秉天地之灵气了。与这些前辈相比，同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王德威是年轻了些，但更有冲劲，更见锋芒。 王德威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即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经任教于台湾大学和哈佛大学。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他的一些中英文著作，象《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散论》、《众声喧哗：三 0 到八 0 年代的中国小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 《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 20 家》、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 th Century China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在海外影响广泛。目前大陆仅出过他的两本选集，即《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 1998 ）和《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据称，明年三联书店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会推出《跨世纪风华》和《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大陆版，相信一定会产生相当的反响。 因为协助王德威编选《现代中国小说十讲》，我有机会系统地重读了他的主要著作。我认为，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重整汉语文学谱系，二是着重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三是理论穿透与文本解读的完美融合。 1996 年春天，王德威开始为台湾麦田出版公司策划、编选一套新的书系，名为“当代小说家”，希望籍此推荐汉语写作各个社群的杰作，促进彼此之间的对话，最真实地呈现汉语写作的文学版图。这套书系先后出版了 20 位小说家（朱天文、王安忆、钟晓阳、苏伟贞、平路、朱天心、苏童、余华、李昂、李锐、叶兆言、莫言、施叔青、舞鹤、黄碧云、阿城、张贵兴、李渝、黄锦树、骆以军）的选集。在每卷的卷首，都有王德威的一篇序论，既介绍作家个别的特色，也把他们纳入文学史的脉络里加以观照。这些序论写得才华横溢，汪洋恣肆，与所选作品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美文。不少人不先读作品，却抢着把序论先睹为快，倒也是一景。 2001 年，王德威还出版过一本《众声喧哗以后》，收了九十三篇作家作品评论，分为三辑：第一辑着重台湾作家；第二辑则涵盖大陆、香港、马来西亚、美、英、法、德等地的华文作家；第三辑综论九 0 年代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两本著作集中体现了王德威“反思中文小说的版图与座标”[1] ，重整汉语文学谱系的学术路向。 王德威曾以“众声喧哗”来描述 198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多姿多彩的文学状态，“感时忧国”之外，性别、情色、族群、生态等议题，无不引发种种笔下交锋，更不提文字、形式实验本身所隐含的颉颃玩忽姿态。王德威认为这与其说是“新时期”的乱象，不妨称之为“世纪末的华丽”。 [2] “当代小说 20 家”和“当代中文小说评点”就展示了这种众声喧哗的世纪末华丽，而展示的基础则是王德威所谓的“知识地理”的勘探。 [3]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大陆文学、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判别有序的划分不同，这些作家作品包括了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大马），其中又不乏越界迁徒（如平路、钟晓阳、施叔青、阿城等）的背景。它 越过的绝不止于空间与国界，更整合了所有以中文叙事构成的意义空间，既构成了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又构成了平行的交互文关系，构成了王德威特有的批评视界“中文小说语境”。 这些评论既是他批评成果的结集，也是对世纪末文学的一次重要“盘点”，而盘点的目的正是重新描绘整个汉语文学谱系与文学版图。他将一般人认为难以相提并论的 90 年代中文小说作一统整观。说它难，是因为除了都用中文写作以外， 90 年代的各个批评对象间既没有过大一统的历史，也没有试图建立乌托邦的努力，大陆学界对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划分，背后甚至隐含着某种中心论的价值判断。而对于王德威来说，两岸四地及全世界其它各社群中的中“中文小说”，具有平等且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汉语写作的有机整体。王德威在美国大学任教，可他的身份却是本土的，这些“中文小说”、汉语写作恰恰代表了一种本土想象。他希望把汉语写作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下加以考察，寻求中文小说自身可以充分发展的依据，而不是仅仅以现成的西方理论作为中文小说的发展规范。所以，他愿意在张大春的小说中勾勒“新台湾人”的素描；他从诸多作品来描摹现代中国的国族想象，既承认“从大中国的观点来看”，《来自热带的行旅者》马华作家“心向祖国的深情”，也肯定其地方经验的独特性；他既在“九六年保钓风云再起时”怀念“当年的战将安在？”，也热情地关注当代大陆小说家。被王德威所包容的汉语文学内部，也呈现出无所不在的对话关系。张爱玲与朱天文、朱天心、白先勇、王安忆、叶兆言串联起从“海派”到“张派”的渊源与传承；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不断激荡着我们原乡神话的想象；从世纪初的《新中国》、《新纪元》到世纪末的《迷园》、《泥河》、《酒国》、《废都》，形成了一种乌托邦想象的崩解……。其中“此岸与彼岸、通俗与高蹈、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往返”，[4] 个中“众声喧哗”的复杂性、丰富性，正是“中文小说语境”深邃广阔的内涵，其中的辩证正显示了王德威折冲群己、出入众声、重整汉语文学谱系的立场与印记。 王德威曾经提出， “众声喧哗”之后，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喧哗的伦理向度”，试图从自己开始一个“后众声喧哗”的文学批评实践的新起点，细腻描述“喧哗”与“伦理”间的张力与意义循环。他所谓的“伦理”，“因时因地，定义、协商，甚至质疑道德、信仰，乃至意识形态的内烁特质”，“它带来包容妥协，但更带来紧张反弹。”正是小说创作将种种可惊可诧的现象全盘体现，从而引发了层层的反思、批判、嘲弄与对话的可能。 [5] “现代与文学间微妙而复杂的对话关系，大自国家神话的形成与意识形态图腾的描摹，小至文类秩序的重组与象征体系的搬演，在在可见端倪。”[6] 王德威认为，这一百多年来，由文学所铭刻、体现的各种现代及后现代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小说中国》、《如何现代，怎样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等著作不妨视作王德威梳理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互动关系的重要成果。 王德威认为，自从清末以来，小说成为文学现代化最重要的表征，不仅形式实验推陈出新，更凭叙事虚构见证与介入现代中国公私领域的蜕变。《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一书，通过研读十九、二十世纪的一些中文小说，讨论了文学与历史的辩证，国家及个人主体论述在现代文学中的表征，“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流派、典律及典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学”与“历史”的紧张关系。王德威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 小说的虚构性想象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无论小说还是历史都要用文字来表现，文字意义的真实并不因叙述标示的文类而定。历史叙事的可信度与小说想象的真实性，孰优孰劣真不好一概而论。他通过对莫言等人小说的阐释告诉我们：“当历史不能满足我们诠释现实的欲望时，寓言升起”，又说“在历史的尽头，小说升起”，他强调“如何把历史变为寓言甚至预言的努力，才是我们的用心所在”。[7] “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牵涉到我们想象、界定知识空间的问题”；而“现代”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则引领我们重审知识时间的问题”。时间与空间，成为王德威论述文学与历史关系的两个维度。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就与国家叙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文学尤其值得深思。自从 1895 年以来，台湾与母国的数度割裂与重合，无不映照现代中国经历及叙述历史的种种波折。我们审视大文学史的现代性危机时，台湾正可成为一个极佳的座标。王德威认为，“徘徊在历史分合的必然与偶然，叙述的可能与不可能，意义的恒久与涣散等种种挑战间，台湾文学史的建构，将前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合法或合理性漏洞，表露无遗。”[8] 这种审视现代文学史的切入视角，无疑是令人惊醒的。此外，王德威孜孜于处理现代小说与政治的对话，从政权、国族、法治等角度，评价小说表现的得失；分辨国体与身体、政治与情色、公领域与私领域的错综互动等等，都为我们反思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提供了不同的向度。比如他的《三个饥饿的女人》就以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张爱玲的《秧歌》和陈映真的《山路》中的女主人公为例，将共产论述中女性身体、意识形态象征及物质消费的复杂辩证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9] 。 王德威最近刚刚出版了《被压抑的现代性》的中译本，那篇很有名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就是这本书的导论。它所论述的晚清现代性的问题，我以为最为典型而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里，晚清小说一向不受重视。近年来，随着李欧梵、王德威、陈平原等学者的倡导与重审，晚清小说研究渐成学界热点。王德威认为，“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及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现的活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因此，他打破以往“四大小说”或“新小说”式的僵化论述，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在其中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展开激烈对话。”全书共分六章，除第一章总论及第六章外，中间四章专论狎邪小说、侠义公案、谴责黑幕、科幻奇谭四大文类。对于王德威来说，它们不仅仅是代表了某种文类，而是直接指向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即欲望、正义、价值和真理（知识）。王德威认为，“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与辩难，适足以呈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化建构的主要关怀。”[10] 尤其重要的是，王德威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从晚清小说的多重现代性，转向当代文坛，通过对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台湾、香港、海外代表作品的考察，试图表明“中国文学已然重拾晚清即已开始、至今尚未完成的‘发明''现代的工作。”作者所要深思的是，晚清小说所包含的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是不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中文小说里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如果是这样，那么将晚清说部与二十世纪末的小说接合一处，重新解读，会对五四现代性的解读产生怎样的冲击？[11] 王德威认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四种路向，在晚清时代已可见端倪。一是中国当代作家通过探究欲望与情色的疆界，发展出新的一套狎邪话语。它们在描写纸醉金迷的社会以及一个奢华糜烂的文明时，固然回应了晚清的狎邪话语，但它凸突显了传统欲望及其压抑机制的范畴，同时也刻画出一个新的、更为宽广的社会与文学空间。欲望的政治与政治的欲望在其中你来我往；二是中国当代作家藉小说的形式探究正义与秩序，重新开启了与晚清侠义公案小说间的对话联系。晚清的侠义公案小说虽然肯定既存的权威，但它同样包含一个潜在文本，这一潜在文本质疑公与私、罪与罚的适切性，从而瓦解正义论述。而当代作家看出政治与诗学正义的虚妄，再次触及文字与正义的辩证问题，因此突显了晚清潜文本中那晦暗却也更为激进的维度。三是在力图全面演义现实的努力中，中国当代作家必须面对一个吊诡——他们摹拟再现的意图只有以怪世奇谈的方式，才能充分展现。四是在“后历史”时代从事书写行为，中国当代作家通过对历史本身的狂想，来尝试理解历史。这一倾向把我们重新带回了一个世纪前的起点。晚清小说藉助乌托邦与恶托邦的构造，想象着新中国未来，而当代作家则通过解构政治与科学上的先见之明，试着将新中国的未来设计得多彩多姿。王德威认为，所有这种四种向度都指向以五四为典范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并暴露其束缚：“一种以摹仿为旨归的写实主义典律，一种将墨完全等同于血的渴望，一种将利比多原欲意识转向狂热意识形态的冲动，一种写作与革命的结合，还有一种以牺牲个人的梦与幻想为代表的，对历史与真理的强求。” [12]显然，作者的这种洞见，是此前的晚清小说研究或当代文学研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其现实启示与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应该说王德威的这些识见，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不仅大量的作家论作品论是如此，而且大量的理论论文也无一不与文本细读紧密相联。他虽然出身于正宗的比较文学专业，对欧美各种新理论十分熟悉，但他从不生硬套用某种理论或方法，恰如他所言，“我们对任何方法学不应只是人云亦云的推崇或贬斥；它的合法性（ legitimacy ）应建立在其是否能增进我们对某一文学现象的了解之上。”[13] 一些西方理论（比如福柯的话语理论、布厄迪尔的文化生产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热奈特的叙事理论等等）之于他，恰如水中之盐，渗透于文章之中，却又无迹可寻。理论穿透与文本细读的完美融合，赋予王德威著作一种特殊的魅力。魅力之一就是他往往能从大家习焉不察的文学现象中，发掘出别具意味的话题，总结出令人深思的理论命题。 王德威论述晚清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切入角度，就是“翻译”，他甚至直接称之为“翻译‘现代性''”。他着力探讨的是翻译和晚清“现代”话语之间的种种关系，“翻译怎样‘再''（不是‘改''）造出晚清作者和读者对现实的憧憬，从而构成了中国追寻‘现代''过程中最有趣的一面。”[14] 他通过细读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发现晚清社会的“大叙述”（ master narrative ）在时序上的蜕变，可由小说叙述方法中得到有力的证明。尤其是科幻说部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时间方向和时间性（ timing ）的文类。但是晚清作家有关未来的观点，只不过是“昔日”或现时情怀的重现而已，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修辞语法——未来完成式叙述。它让作者不去处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而直接假设未来已经发生的事。这种叙述方式在梁启超之后一直流行不辍，甚至盛行于政治话语中。五四以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为中国的未来铭刻了一片美好的前景。不仅 1942 年到 1977 年的中共文学以一种“未来完成式”的乌托邦形式写成，而且渗透于社会每个阶层的国家叙述，其实都是按照这一时式执行的。[15] 类似的理论、修辞、文本的完美融合，在王德威的著作几乎随处可见。比如《未被伸张的正义》重新解读晚清小说，思考“正义”观念的微妙转换；《罪抑罚》勾勒晚清到四十年代末，小说如何成为辩证暴力与正义、血水与墨水的媒介。在法制正义分崩离析的时代，“文学正义”如何显现它的力量与局限；《叫父亲，太沉重》追踪半个世纪父权论述的消长起落；《文学的上海——一九三一》、《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则以上海和香港这两大都市为中心，处理城市写作、文学生产、历史的空间想象等问题；鲁迅与沈从文一向被公认为五四传统的两大巨擘，但王德威的《从头谈起》从两人有关砍头的故事中，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他们政治及写作姿态的另一面。身体与象征、刑罚与权威等主题，在两人作品中相互激荡，引人思辨。而长篇论文《魂兮归来》则成为王德威对当代两岸四地中文文学中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的一次总结，相对于现代文学彼端的“除魅”工程，当下文学所关注的是“招魂”。魂兮归来，“正是以此，我们终于能铺成现代及现代性的洞见及不见，也为下一轮的历史、记忆的建构或拆解，预留（自我）批评的空间。”[16] …… 王德威的这些话题与命题，都是所谓正统文学史所没有、却未必是可以被忽略的，相反，它们往往提供了我们切入文学史的全新视角与路向，通过这些视角与路向，我们触摸到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王德威所说的众声喧哗的伦理向度得到生动的体现。“它不仅预留对方的立场，并不断与自我对话。”“我们学者诉说他人的意见，倾听自己的心声，更交代不由自主的杂音。以此类推，人我对话衍生的繁复异同，使我们警醒意义生产过程中，永无休止的交会错失。” [17]这是王德威作为一个杰出学者的清醒意识，其实，这不也是当下文化语境中我们所应该秉持的基本立场吗？ 作者简介： 王德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从刘鹗到王祯和》、《小说中国》、《如何现代，怎样文学？》、《跨世纪风华》、《被压抑的现代性》、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 th -Century China 等。 王德威，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丁龙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主义散论》、《众声喧哗：三 0与八0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 th -Century China 等。 [1]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第 21 页，台北，麦田， 2001 。 [2]王德威：《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 20 家》，第 13 页，台北，麦田， 2002 。 [3]参阅徐德明：《“华文语境”中的当代小说批评视界》，感谢德明兄赐阅手稿。 [4]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第 19 页，台北，麦田， 2001 。 [5]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第 20 — 21 页，台北，麦田， 2001 。 [6]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第 11 页，台北，麦田， 1998 。 [7]参阅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论》，《跨世纪风华》，第 251 — 267 页，台北，麦田， 2002 。 [8]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第 14 页，台北，麦田， 1998 。 [9]参阅王德威：《三个 饥饿的女人 》，《如何现代，怎样文学？》，第 205 — 250 页，台北，麦田， 1998 。 [10]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文版序》，《被压抑的现代性》，第 9 页，台北，麦田， 2003 。 [11]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第 407 页，台北，麦田， 2003 。 [1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第 435 — 437 页，台北，麦田， 2003 。 [13]王德威：《“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想像中国的方法》，第 81 页，北京，三联， 1998 。 [14]王德威：《翻译“现代性”——论晚清小说的翻译》，《想像中国的方法》，第 103 页，北京，三联， 1998 。 [15]参阅王德威《翻译“现代性”》及《被压抑的现代性》（第 384 — 389 页）。 [16]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序》，《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第 5 页，上海，复旦大学， 2003 。提及的这几篇论文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台北，麦田， 1998 ）、《小说中国》（台北，麦田， 1993 ）及《现代中国小说十讲》。 [17]王德威：《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第 20 页，台北，麦田， 2001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