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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乐黛云 对话者：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 震(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原台湾辅仁大学校长) 邓守成(英国伯明翰大学传教学与世界基督宗教中心教授) 刘小枫(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 杨熙楠(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总监) 钱文忠(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时 间：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地 点：香港城市大学马会楼(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乐黛云：今天我们开一个小型对话会，小小的圆桌会议，很高兴诸位参加。诸位有的研究天主教，有的研究基督教，还有研究儒、道、佛的，希望诸位能够对二十一世纪的精神世界做一些展望，谈谈自己的意见。 李震：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学术界老朋友，能够聚在一起，谈这样一个问题。二十—世纪即将来临，不过，我想，如果要展望二十一世纪的精神现象，还是要从回顾二十世纪开始。从人类两千年的文化、社会发展来看，二十世纪是充满了各种冲击、灾难的一个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使多少国家受到波及，多少生命受到摧残。由于武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的人力、物力，造成的后果更是非常严重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一些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实现自己企图的政治野心家，他们带来的损害也是有目共睹的。世界性的大战、各种灾难让人感觉到个人的存在实在非常脆弱。因此，在“二战”以后，西方产生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在二十世纪，特别在那些战乱时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此后，由于战争的发生，各国政治家们也就比较警惕了。好几次，世界都处在战争边缘，可是，世界性的大战都得以避免。不过，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小型的战争仍然持续不断。 所以，二十世纪让人感觉到精神生活的不安定，个人有一种无力感。 人的生命没有保障。国家也不能使人活得安全，活得像一个人。这半个世纪，战争没有了，很多国家经济都逐渐得以发展，越来越富足，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这些方面是积极的，应该肯定。可是，这半个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到底如何?与此有关的文化品质是否提高了?对宗教，仍然有很多不同的、矛盾的态度和看法。直到二十一世纪马上就要来临之际，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生活得没有尊严。 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一方面有极端的社会主义，不重视、不尊重个人。甚至还有人继续主张，精神活动，人类作为精神主体。还是个没有客观基础的事情，还是要不断地强调物质的重要，一切精神、文化、道德活动，还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固然强调个人自由，可是，无限度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越来越厉害。 消费主义盛行，对许多人来说，追逐感官一时的满足，最为实际。 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海峡这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放开了许多，但是，个人的利益往往在集体利益之下受到忽视。 海峡那边的台湾，原来走的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道路，现在回过头来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确实也费过好多心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优长和中国文化的优良特质结合起来，还是相当平衡的。可是，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民主义也就日益不受重视了。这些年下来，一直到目前，大学联考还考“三民主义”。我记得十几年前，在一次研讨会上，台大一位教授说，在台大，如果学生将书随便乱放，可能一转眼就没有了，只有一种书没有人碰，就是“国父的三民主义”。这是笑话了。我们的联考制度好像在三年内就要取消了，好像明年就不考“三民主义”了，学生非常高兴，可以有多一些时间去念英文、数学。 我在台湾若有机会公开讲话，多次讲过，大陆的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不花些工夫还真搞不明白。台湾的唯物论则是最粗俗的唯物论。 现在，大陆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包括当局，都在呼吁，建设精神文明非常重要。我们也高喊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了好多年，只是一个口号。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想，我们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实在是活得很艰苦。多少灾难啊!新文化运动摧毁传统文化、所谓礼教等等。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这两个大运动彼此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就不多谈了。可是，宗教遭遇的困难是最严重的。 人们公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宗教都是精神生活的一个基础，只要研究一下历史，它所发生的作用，大家也都了解。世界上这些最古老的大宗教都发源于亚洲。在亚洲文化里面，比如印度、中东各国、日本等地，宗教的传统非常的重要，可是，若是比较一下海峡两岸，在大陆，宗教至今还是遭遇到很多的困难。可是，在八十年代开放后，宗教徒在持续不断的增加。我最近在香港的一份杂志上看到，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只是没有谈到道教，大概是因为很难统计，佛教徒有一亿三千万，回教徒四千万，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共六千万，也就是说，正教信徒已超过二亿二千万了。这在人口里所占比例不得了啊!加上道教、民间好多宗教，没有办法统计，合理的估计可能超过一亿五千万。所以，虽然二十世纪经过如此之多的困难、波折，到了二十世纪末都可以看到，宗教在大陆却发展得非常快速。这就让人想起古代一位神学家的话：“殉道者越多，流的血越多，新教徒的增加就越快。” 罗马帝国时期就是如此。最近几年发生一些所谓宗教混乱的现象—其实这些现象的起源都不是宗教，而是社会上种种唯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产生的一些后遗症，心灵的空虚给“神棍”制造骗财骗色的机会。台湾的一些“立法委员”、学者，包括内政部有意营造一个宗教法，可是大宗教都反对。而且很不客气地讲，台湾的“内政部”连宗教司都没有。国务院至少还有个宗教事务管理局，台湾却叫“科”，只有四个人，却要管整个台湾的宗教，台湾至少有近二千万各式各样的教徒，怎么管?居然还要订宗教法。凭什么来订宗教法?后来好多“立法委员”都认为，现有的法律就足够了，宗教人士，牧师也好，神父也好，犯法就用一般法律来制裁。可是在整个大环境之下，由于经济发展，大家都忙着挣钱，社会上最受崇拜的偶像乃是金钱，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传福音也传不动，基督教、天主教办那么多学校，那么多慈善、社会服务事业，两者加起来，教徒最多也就是一百二十万。有一次我在大陆开会，说，如果想叫老百姓不信教，最好的办法不是控制、限制，而是要给老百姓制造挣钱的机会。时间都用来赚钱了，就没有时间去教堂。波兰就是很好的例子，天主教教宗是波兰人，在没有民主化之前，每个教堂都是满满的，不止是星期天。 自由化后，教宗又去波兰，见到去教堂的人显著减少。因为工作太忙，要多挣钱，改善生活。台湾这几年就是如此，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十几年前，有外国朋友问：“台湾到底有多少佛教徒?”我们想，台湾二干多万人，大概除了基督徒以外，一半是佛教徒，一半是道教徒。 我到他们的理事会，问“你们的统计数字到底是多少?”回答是“八十万。”我说：“怎么可能，至少有五六百万，甚至于八百万。” 他们回答说，与佛教有关连的那些民间信仰信徒，不计算在正式佛教徒之中。民间的信仰当然也有作用，但没有一套体制，一套完整的教义。 我的结论，二十世纪是一个精神生活、精神素质非常低落的，精神受打击，不受重视的世纪。不过，经过种种的反省，我想，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精神生活更受重视的世纪。未来的宗教也好，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也好，还会发生力量。谢谢诸位。 邓守成：在座都是名教授，我是不多说什么了。我只想谈一个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就是二十世纪将终，二十一世纪即临之际的全球化问题。一般地，我们都看到，经济体制以及高科技影响下的全球化。 全球化对人类文明、文化有何影响，我们还在探索之中。我们搞的都是宗教研究，对此，也当然有些想法，从负面来看，有人说，全球化是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垄断整个世界，要使资本主义价值观成为人类的价值观。从正面来说，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全球化一方面能够有一个全球的意念，也有一个文化方面多元化的趋向。大家都要求多元化。多元化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我们不敢说是完全正面的。我们可以慢慢地看到，信仰多元化的发展。比如佛教，以前只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宗教，现在从很多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欧洲、美国的宗教。东欧、俄国，佛教的发展也是非常之快。再说，基督教也越来越受到亚洲社会与文明的接受，不是因为传教士或权力在驾驭这些文化，而是由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它对个人的尊重以及其宗教经验的开放。所以，我认为，信仰多元化也带来了两种宗教理解方面的发展。 一，有形的、体制的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人们追求的乃是非体制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比较侧重于宗教经验，以及宗教经验的加深。从基督教的观点，我们常常批评欧洲、美国人都不去教堂了，尤其青年人都不去了。可是，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一些社会学者所做的研究，发觉年轻人虽然不去教堂，他们的宗教观却依然很深。有很多人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在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灵性的世界存在，还相信一些价值的存在，如人类的公义、民族之间的对谈共存，这些价值比传统宗教的内涵更为重要。单从欧洲来看，年轻人不去教堂，可是却参加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游行与祈祷会。环保也是一样。所以，年轻人认同的价值是非体制的、非有形的宗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然如此，二十一世纪，有形的、体制的宗教影响力会越来越小;无形的宗教经验与认同可能更深。 另一方面，有形的宗教也会有不同的发展，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在宗教经验层面以至到我们更广的认同，我们还是越来越趋向超宗派的信仰。我的信仰不单只是基督教，它不能完全包括我信仰的认同，有可能它只是我信仰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当然，到最后，基督是我们的终点，但是，从起点到终点，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能要走过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宗教的路。 所以，很奇怪，宗教发展越是多元化、超宗派，就越觉得本土化的需要。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当然，二十一世纪有可能是伊斯兰教的世纪，说不定。从人数的增长，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更来得重要。我们希望，宗教在二十一世纪能够凭其新的教义以及宗教间对话，抵抗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价值、社会的异化，也能够推动宗教的合作，抵抗民族主义带来的危害。 刘小枫：我首先想对这个题目表示一点惊异。讲“二十一世纪精神”，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可能过于宏伟和比较漫无边际了点，不是我能够把握的。作为一个做点学问的人，我不可能谈得很宽泛。况且，一个知识人在考虑精神文化问题时，恐怕得分清社会的一般精神状况、或者民众的精神状况与知识人所追求的精神，这两者很不一样。民众想什么、信什么，大概不是一个搞点学问的人——哪怕他搞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学问——可以指指点点的，民众精神有自己的走向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理由甚至人性的理由，知识人很难左右。 知识人也有自己的精神走向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甚至人性的理由，我大概能谈的只能是知识人的理由;民众的理由就没有资格来谈了。 诸位前辈一上来就说到宗教方面的事情，乐教授也要我谈宗教方面的事情，好像我也是“宗教学专家”。好多人都以为或者认为我是“搞”宗教的，这是很大的误会。我有基督信仰，也做点基督教研究，但从来不“搞”宗教研究。我做的社会理论中涉及宗教问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研究，仍然是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宗教的事倩，其实我一向不清楚，更谈不上了解社会中民众的宗教精神。作为一个知识人，我倒是想自己活出(通过写作)一种基督教精神。至于社会上的基督教信仰的事情，就不是我想并能够解释的了。比如，据说欧洲上教堂的人的数量虽然下降，但欧洲很多人还是认为自己有基督教信仰，也许不再是一种教会信仰，许多人不上教堂礼拜，平时还是常去教堂坐一阵，当教堂是心灵休息的地方。于是，教堂与教会就不是一回事了。我还听说，美国有机构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国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人占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九十三认为自己有基督教信仰。如果说基督教在西方已经死僵了，从教堂和社会学调查中看到的情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我真的搞不懂。 因此，在谈“二十一世纪的精神与信仰”这样一个大题目时，就只能限制在我比较熟悉的基督教学术思想中的精神来谈，而且跑不出中国思想的语境。思想或者说精神，总是与问题纠缠在一起，没有同问题的纠缠，思想或精神恐怕不会出现什么新情况。从中国思想的语境来看，我觉得，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知识人在谈思想文化问题时无法摆脱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知识人尤其这一百多年来紧迫地感到的文化上或精神上的冲突问题。我觉得，这种冲突问题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是致命的、无法摆脱的命运。要理解下个世纪中国知识人思想的发展，恐怕得从这个角度人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