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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中国共识无疑是当务之急。社会各界已经悄悄地起了一些变化：官方顺应民意，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落实执政为民的举措;商界不甘落后，推动企业公民运动的展开，企业经营开始兼顾利益相关者;文化领域国学热方兴未艾，祭孔、读经和温故运动如火如荼，国人开始重新打量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变化带给人们积极的昭示，中国共识不再遥不可及。 在寻找中国共识的过程中，企业家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企业为国家提供税收，为百姓创造就业，被视为现代社会最重要器官。没有人能够忽视企业家的能量和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今天重温杜维明几年前提的“儒商”意味深长，它契合了当下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天的人们比以往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儒商”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呐喊，更关乎中华文明的前途。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被赞誉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发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探讨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他景仰儒家“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继而转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研究，关心“启蒙反思”、“文化中国”“儒学创新”这三个问题。在他提起的诸多新概念中，“儒商”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它包涵了杜维明的期望和一个文明的梦想。 伦理化的儒家文化：被忽视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东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无法兼容。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儒家强调和谐、协作、集体和社会稳定，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伦理不符。到了70年代末期，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人们不得不质疑早期的假定。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其间必有另一种伦理在起作用。 杜维明在研究日韩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东亚有可能探索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日韩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发挥了导引和调节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儒家传统重视全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培养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强调为后代造福的习惯，这些文化基因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东亚企业精神的典范。他清醒地意识到，儒家伦理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狭窄的特定的因果关系，但儒家伦理对东亚的新型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虽然与西方的工作伦理基本一致，但儒家理论与“强调个人权利意识的新教伦理不同”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向。儒家理论基本点是对“责任感”的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对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集体或者我们的国家。”杜维明认为，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从而进一步对亚洲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等解释模式提出质疑，很难成立，除非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杜维明，认为与“东亚企业精神”有关的“儒家伦理”并不同于“政治化的儒家”。 后者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予以否定，才能释放出一个国家的活力，前者是指“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既然儒家传统包括政治化的儒家精神与伦理化儒家精神，而为东亚济发展提供驱动力的却只有伦理化儒家精神，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也应准确表达为“伦理化儒家资本主义”。杜维明不认为“伦理化儒家精神儒家伦理”存在于整个东亚，“甚至也不是儒家独有的”，因为它已经糅合了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东亚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一幅连贯的图景。 “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 1980年，杜维明的同事、政治学学者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在《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后儒学的挑战》(The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的文章。法夸尔认为，在当时的冷战时期，俄国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方面的;中东因掌控石油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上的;而儒教文化圈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这篇短文对杜维明刺激很大，对他刺激更大的是他的朋友朱谦做的一项调查。 1980年代中期，朱谦供职于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传播研究所，他做了一项名为“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以前叫汉城)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日本，再次是中国香港和台北，最后是中国上海。当时中国的儒家文化让人难以乐观，由衷热爱的杜维明为此痛心疾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