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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力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实际上，作为现代特征的，人们关注的所有主要领域，比如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从启蒙心态中受惠或汲取养分。而且，我们追求的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意识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如果不是在结构上，就是在起源上，与启蒙心态密不可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工具理性，我们能够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进步，主要就经济而言，是人类整体的渴望和需求。 我们在启蒙心态中呆了这么久，以致我们假定它的总体思想推动力是合理的。不言而喻，现代人都同意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它造成现代人的心理倾向：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源。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很难相信，任何一个国际项目，包括生态科学中的，不同意以下这些观点：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是众所渴望的，个人 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类，使人类发现了转变全球的潜力，实现了人类渴望成为万物尺度，做万物主人的愿望。它一直是现代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论述。几十年来，它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的毋庸置疑的假定，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对启蒙心态的公正理解，需要直率地讨论现代西方的黑暗面。那“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unbound Prometheus)象征着急剧发展的技术。它是人类智慧在工业革命早期获得的巨大成就。尽管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对，遭到人文科学前辈的批评，启蒙心态在浮士德精神(一种本能地去开发、了解、征服、压制的精神)的鼓舞下，一直是现代西方的主导意识形态。如今在东亚，它正被拥戴为毋庸置疑的基本发展理论。 然而，对启蒙心态进行现实的评价，将揭示出现代西方与“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的形象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现代西方霸道的论述认为，进步必须诉诸不平等、理性、自私自利、个人贪心。美国人的梦想是，拥有汽车和房子，拿着可观的工资，享受独处的、言论的、宗教的和行动的自由。这对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意识尚有理可言，可是从全球视野把这种梦想看作现代必需品，推销到外地，它的低劣品质实在令人叹息。确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不过是一个梦想，相当多的美国人也有同感。 生态危机和社群瓦解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对此深表关注的人，面临一个紧迫任务，即确保在现代西方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人和文化精英能积极参加精神联合行动，重新思考启蒙运动的遗产。鉴于启蒙心态给生命支持系统带来的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内在逻辑，然而我们又不能拒绝它在当前和未来与我们知识界自我定义(intel1ectua1 selfdefinition)的联系。我们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脱离并独立于启蒙心态，建立一个彻底不同的新伦理或新价值观体系，既不现实也不真心。它要么是愤世嫉俗的，要么是吹毛求疵的。我们应该开发这样的精神资源，它可以帮助我们扩展启蒙运动的视野，深化它的道德敏感。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创造性地改变它的天生束缚，充分发挥它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潜力，改善人类整体的生存条件。 启蒙运动明显缺乏共同体思想，更不用说全球共同体的思想。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是精神联合行动的关键。博爱是法国革命提倡的三种最重要的德行之一，其作用与共同体的思想相当。但是，博爱在现代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情愿忍受不平等，信仰利己之心的拯救力量，极度认可激进的自我主义，已经极大地污染了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理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为“地球村”的建构制定一个全球计划，在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与理想的人类整体之间指出可能的联系。这至少要求，用一种新的金科玉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替换自私自利的原则(不管其定义多么广泛)。这个金科玉律的肯定表达式为“己欲立而立人”。以反思者共有的、批判性的自觉意识为基础，形成一种包容性的共同体观，是一个伦理-宗教的目标，也是一个哲学的理想。 为了确保包容性的共同体观具有文化复合体的历史基础，有必要调动至少三种精神资源。 第一种包括现代西方的伦理-宗教传统，突出的有：希腊哲学，犹太教和基督教。它们促生了启蒙心态。这一确凿的事实迫使它们重新考虑自己与现代西方崛起的关系，为重新评估典型的西方价值观创造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物质与精神、身与心、神圣与凡俗、人类与自然、造物主与创造物，这些排斥性的二分法必须被超越。最高的价值观，比如地球的神圣，存有的连续性，人类与自然互惠互利的相互作用，天人感应要被容纳进来，并得到它们在哲学、宗教和神学中应有的显著地位。 第二种精神资源来自非西方的、轴心时代的文明，包括印度教、耆那教、东南亚佛教、东亚儒学和道家，以及伊斯兰教。从历史上考察，伊斯兰教对文艺复兴做出过贡献，应该被看作是现代西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智力传统。当前的做法，尤其是北美和西欧大众媒体的做法，把伊斯兰教看作彻底的异类。这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文化的麻木不仁。它事实上已严重地毁坏了现代西方的自身利益，以及它对自己的理解。伊斯兰教和这些非西方的伦理-宗教传统，在礼仪、世界观、风俗习惯、教育风格和人际关系模式等方面蕴藏着详尽而实用的资源。通过继承、选择北美和西欧式的启蒙心态，它们可以帮助拓展我们的生活方式。东亚工业国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已经发展起一种现代文明，在其中，对抗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成分较少。二战以来，市场经济与政府领导、民主政体与贤人政治、个人积极性与集体取向的共存，使这个地区在经济上、政治上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儒家伦理对东亚崛起的显著贡献表明，印度教、耆那教、佛教、伊斯兰教模式的现代化极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精神资源包括一些原初传统：美国土著人的、夏威夷人的、毛利人的，以及大量的部落本土宗教。对根的深刻体验是原初传统的一个特点。每一种本土宗教传统，都植根于一个具体的地方，代表着一种认识方法、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态度和一种世界观。鉴于启蒙心态造成的始料未及的危害，现代心理定势能从本土宗教传统中获得显著的启示。本土民族意识到自己扎根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自然而然地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着精细的了解。确实，他们的居住地与自然的界限很模糊。这种生存模式喻示着，实现人类世界与自然整体的息息相通和互惠互利，是必要而且值得的。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一种新的认识方法、一种新的思想模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态度、一种新的世界观。 本土生活方式的另一个同样显著的特点是，人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讲究礼仪。密切的亲属关系，丰富的人际交流，对周边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精细理解，与祖先的心灵沟通，都以种族、性别、语言、地域和信仰为基础，显示着共同体的存在。原初联系是他们存在和活动的组成部分。休斯顿·史密斯将他们的特点归纳为：在动机上，他们展示的是参与而非控制;在认识论上，他们展示的是同情性的理解而非经验性的理解;在世界观上，他们展示的是崇尚超越而非主宰自然;在人类经验方面，他们展示的是满足感而非疏离感。当我们开始质问那些我们最为信仰的思考方式是否正确或合理时，本土观点可以给我们带来灵感。 当然，我并非建议大家对“原初意识”产生任何浪漫的爱慕或怀旧的感伤。我想说明的是，作为启蒙心态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我们用所有这三种可获得的精神资源，丰富、转化、重建我们的公共遗产，以之表示我们对它的忠诚，从而树立起一种真正促进全球团结的意识。我们正着手从启蒙运动自己的核心中开发第四种精神资源。这样说可能并不过分。我们进行有训练的反思，共同行动而非单纯斗争。这是向宗教领袖和伦理教师所构想的“创造地带”迈进的第一步。女权主义者对传统的批评，对环境的关心，对宗教多元论的宣传，都明显地 表现出这种新的团体自觉的批判意识。启蒙心态信仰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在不破坏也不放弃这些的情况下，超越启蒙心态，需要把现代性作为一个象征，把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进行全面的重新考察。 现代性中的传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它是我们重新考察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基础。把传统和现代性看作是两种不能并立的生活形式，对它们做二元论的思考，将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更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探讨的是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绵延不断的相互作用。在这里，“现代性”是作为“合理化”(根据韦伯斯特的定义)的认识结果，“传统”则是作为“心灵的习惯”(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借来的一个表达)。现代性中的传统并非只是被动放置到现代意识中的历史沉淀物。就功能而言，传统对现代性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加强力，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廓。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了懂得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