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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降，不仅在东西方之间，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续进行，其中关键性的论题涉及理论和政策等不同层面：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如何处理计划、调节等经济手段与自由放任的关系，如何处理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等等。这些尖锐的论战承续了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相关概念，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毋宁说是政治性的：应该选择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自由市场的运动，还是以自由市场瓦解国家干预，获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应该利用国家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是听任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当前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只有置于上述讨论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它并没有在概念的层次对这些争论进行回应，毋宁是在政策的层面调和两者的意见，以期找到一条适应当代社会变化的新道路。 自一九八O年代开始，上述论战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在中国知识界和国家决策过程中重新出现。这一论战发生在国家推动的经济改革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与改革这一体制、创造新的市场制度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对内，国家通过放权让利、发展企业自主权，以及私有化的方式，将市场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外，通过外贸体制改革，逐渐地将中国纳入到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基金组织主导的全球市场关系之中。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自由市场理论、自由贸易论，以及相应的政治理论迅速流行，构成了对于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的尖锐批判；而另一方面，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贫富分化、资本外流、社会不公、生态危机、失业、腐败等等现象迅速蔓延，社会对于公正和保护（社会福利和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从而在知识的领域重新出现了新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各不相同的批判思想。因此，几乎与一九四O至一九六O年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急切地探讨变革的方案，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理论冲突。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之时，立刻产生了热诚的呼应，对于那些既不满意于现实、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人来说，有什么概念比这一“第三种”许诺更为诱人的呢？ 我认为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思考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最近十年的中国知识论战中重新登场，他们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回应方式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特殊视野。这两位欧洲作者以历史研究的方式重新考察十九世纪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诸种论题，一方面颠覆了亚当·斯密以降逐渐形成的有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神话，另一方面也力图摆脱这一时代日渐盛行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模式，质疑论战双方所共享的一些基本前提。这两位作者均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规范式的叙述方式划清界限，从而清楚地揭示出历史中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市场的这一论断正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产生的结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模式作为社会改造的方案，但却从概念上构成了对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调和形式的质疑。 任何一种研究、任何一种视野都不应被夸大成为唯一的或者最为重要的发现，相反，我们能够做的是将这些新的视野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之中。没有十八、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没有那一时代的思想提供的种种预设，或者，没有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没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思考。从他们的著作诞生开始，已经有无数的学者从各不相同的方面对他们的历史预设和理论研究进行探讨和批评，而他们的后继者的著作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和争鸣。事实上，将历史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基本动力和过程置于思考的中心，力图从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另类方案，这一方法论本身已经招致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和误解。某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叙述性的方法，说不上是理论的研究，无法在规范的层次提供建设性的方案；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以为这一叙述保留了市场交往的概念，从而无法与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计划区分开来。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批评？在这本精心挑选的文选出版之际，我愿意将自己阅读这类著作的片断感想记录下来，陈述我的看法，供读者参考和批评。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许宝强先生已经就本书各篇论文的主要观点作了摘要的分析，我在这里不再重复这些具体观点；第二，我本人不是经济学家，如果本文在某些方面涉及了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么，我所做的批评不应被理解为对经济学的否定。这里有特定的语境，而且我也深知一些经济学者正在汲取各种理论的和历史的资源，突破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困难。本文所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重新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方法及其基本结论的思想史意义。 一，实质与形式 1，形式主义经济学与经济体的运动 博兰尼和布罗代尔被公认为杰出的经济史家，他们开创的历史视野为弗兰克(Gunde Frank)、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布洛克(Fred Block)、贝罗奇(Paul Bairoch)、阿尔利吉(Jiovanni Arrighi)等人所发展。这些学者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历史的、尤其是经济史的方式，从而很少有人将他们视为经济学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历史学家、人文学者认真研究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并以此作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学家们却很少有人仔细地阅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作品。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学科制度遵循着一套划分知识的基本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历史著作无法进入科学（经济学）的范畴却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正由于此，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下述两个问题才能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意义：第一，如何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方法论？这一问题可以替换为另一个听起来有些古怪的或不言自明的问题，即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是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第二，为什么现代学科、特别是以经济学为其“数学”的社会科学必须采用科学的或规范的形式，从而将历史叙述排除在理论范畴之外？我在这里将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概念并置在一起，一定贻笑大方：规范的概念与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如何能够混为一谈？例如，哈耶克、哈贝马斯的理论都是规范性的理论，但他们对于以实证主义为内核的科学主义给予尖锐批判，难道不是一个基本事实吗？确乎如此。但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科学形式与规范形式难以截然区分：科学在这里是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它要求将实际的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多样的历史关系，从而它与规范式的叙述一样都是形式主义的理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术语并无根本冲突。 让我从博兰尼的方法论开始讨论上述两个问题。在《经济：制度化的过程》(Chapter 7,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ed. George Dalt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p.139-174)和《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的若干章节中（尤其是第1，2， 6章），博兰尼反复地阐释了经济、市场等范畴的两层相互区别的含义，即实质的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和形式的含义(formal meaning)。博兰尼说： “经济的实质含义源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它是指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他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 经济的形式含义源于手段－目的(means-ends)关系的逻辑特性，这在‘节俭的’(economical)或‘节约的’(economizing)这样一些词语中体现得很明显。它指的是这样一个确定的选择状态，即因为手段不足会造成要在手段的不同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把决定手段选择的规则称作理性运动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逻辑变量用一个临时的术语来表示，即形式经济学。”1 在这里，博兰尼严格地区分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认为只有后一概念才能用于对实际的经济过程或经济的经验形式(empirical economy)进行考察。这是因为实质性的经济活动绝不是抽象的市场活动，而是被镶嵌在各种人类生活、各种制度和文化之中的过程，它无法按照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及其规范运动。此后有些经济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区分，例如布洛克说： “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个概念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当边际主义者提出关于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之时，这种思想才得以系统化。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都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买卖，因此价格变化将使供求达到平衡。许许多多交易通过价格机制媒介，达至一般经济均衡，其中所有资源都会按照可能采取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利用。”2 对于经济和市场的形式主义理解为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以价格体系作为媒介自动调节供求关系。按布洛克的说法，经济学家们可能对各不相同的市场如何促成了宏观经济整体疑惑不解，但他们仍然习惯于在边际主义的框架内解释这些市场。然而，除非存在着将所有各种市场连接在一起的完整的网络，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一市场的任何一种均衡会有助于宏观经济的效率。这里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困难，但为什么－－正如博兰尼注意到的那样－－现代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都混同上述两种含义，甚至像韦伯、帕森斯以及批评过这一现象的门格均没有认识到区分这两种含义对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性呢？ 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如下事实，即经济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重叠建立在一种“偶然的”发现之上。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曾把价格体系的协调作用看作是一种偶然被发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他认为，正是这一偶然发现为现代经济和社会提供了范式。按照他的理解，这一自生自发秩序既是历史的，也是非历史的：作为一种对历史关系的偶然发现，它是历史的（不是个别人的理性制造或设计）；作为一种不能等同于 任何历史的现实关系的自生自发秩序，它是非历史的。3哈耶克将那些经济学家的“科学模型”斥之为科学主义的谬误，认为这一思想方式可以追溯到欧洲思想中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传统。他的理论的核心在于呼吁人们尊重内在于历史的秩序。这一关于历史的“内在的”理解从另一层面将经济或市场的实质含义与形式含义重叠了起来，因为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一种明确的标准对此进行区分。博兰尼的解释与此略有相似之处，他认为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所以能够重叠纯粹出于“逻辑上偶然的情境”：“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种人类生活的组织形式当中，选择的规则恰好适用于此。此种经济形态是一种市场定价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易行为的进行涉及参与者对交易手段的选择，因此这一体系的运作适合于以经济的形式含义为基础的方法。“一旦这种体系支配了经济体，经济的形式含义和实质含义实际上就会重叠起来。”4 如果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重叠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那么，对于市场价格的形式主义描述或规范式描述（对于在给定情境中的选择方法的描述）就不能等同于市场体系的实质过程。哈耶克所以将价格体系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一种既从属于历史又不等同于历史现实的范畴即是为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价格体系和市场的研究仍然是一种形式的研究，而不是实质的研究。5博兰尼注意到了这一重叠的偶然性质，却没有把这一重叠视为一种内在于历史的普遍秩序的呈现；他相信如果仅仅借助于为特定的经济形式（它总是依赖于特定的市场）而设计的分析方法，就无法分析经济体的运动过程本身，因为所谓经济体的运动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各样的制度、国家政策、传统、习俗和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绝不能化约为单纯的以价格为中介的供求关系。换言之，尽管博兰尼也注意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的某些重要因素，但他拒绝对这些因素进行内在论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释，拒绝将这一秩序视为代表整个历史的秩序。因此，他根本不相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乃是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张的自然结果，恰恰相反，他指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由于国家的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亦即某些建国策略的副产品。所谓“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一分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安排。 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说明实际的经济过程与形式主义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悖谬，本书各篇的论点几乎从各个方面提供了例证，这里无需重复。我在此仅举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例子说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的短缺经济时以一种比较的方式解释说，中国不存在西方经济的那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恒等关系，原因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价格随供求波动，总供给的价值量与总需求的价值量能够自动调整以达到适应，而中国的经济形式是一种计划性的经济体制，价格受到管制，总需求经常大于总供给。但是，价格在具体交换过程中的这种平衡作用对于总量平衡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即使在价格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时期，剔除进出口因素，中国的国民收入总生产额也始终等于国民收入总使用额。6但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妨碍许多经济学家继续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处理各种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在他们看来，任何叙述性的研究都无法构成规范性的理论，而只有规范性的理论才能提供建设性的方案。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上述关于中国短缺经济的讨论犯了两个基本错误：第一，把“西方经济”这一实质概念等同于“市场经济”这一形式概念，从而误以为“西方经济”中价格是完全随供求波动，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现象中的所谓“价格刚性”现象；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价格调控一直存在着，今天，它仍旧存在”，其作用是保障竞争。7第二，把在微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扩展为宏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却完全忽略将各种市场和经济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制度条件。放弃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在所谓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出现总共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错误源自将作为一种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这一形式的概念（这一重叠在某种意义上也源于博兰尼所谓“逻辑上偶然的情境”。）即使在两、三年前，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承认中国存在市场疲软（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象，理由是：中国仍然处于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它的支配性特征仍然是“短缺经济”，怎么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博兰尼的方法论对于解释这一现象有着特别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他将实质性的经济体视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地提供能够满足需要的物质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了解所谓“短缺经济”中的剩余现象，就必须观察总需求和总供给获得平衡和出现失衡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仅仅在价格与供需的形式主义分析中寻找答案。换言之，有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类明显的判断错误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以经济的形式含义去描述实质性的经济过程。为什么如此？学科及其规训制度的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至少解释了形式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此盛行的制度基础。但问题显然不止于此。市场主义的抽象模型不仅是经济学的学科模型，而且也是国家和其它力量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规划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有关市场制度及其模式化的研究，也就无法在宏观的（通常来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现在已经发展为全球性的经济规划）层面对社会进行规划，也无法劝导或诱导人们按照这一模式行动（如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主义的经济和市场概念成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史（以及知识史、思想史以及伦理学）问题，它所追问的不仅是市场运动的规律，而且是为什么人们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行动！ 因此，市场经济规划的实质含义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互动的历史关系。博兰尼对经济体的运动的实质性的描述方法不是一般的历史叙述方法，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他对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不仅产生于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还产生于以新的方式重构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努力。博兰尼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完全一致，它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它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但博兰尼并没有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其它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之中，他的“重构”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在我看来，对于博兰尼的方法论视野的讨论需要置于双重关系中：为什么恰恰在经济学的时代，博兰尼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这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何在？ 2，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家以一种方法论的差异来表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他们嘲笑政治经济学家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与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现代经济学家的工作范围要狭隘得多，他（她）首先关注的是专业性的、学科性的领域，对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服务进行严格的研究，并以计算或统计数据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结果。因此，许多人将经济学家视为特殊的数学家，经济学也经常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它环境条件的研究，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习俗和情境，通常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或文化学家承担。换句话说，经济学与上述各种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瓦解的过程中诞生的。 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的起源，但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从而不存在用经济学的手段去衡量政治经济学的理由。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批判无非是现代经济学的自我确证。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十九世纪末，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的活动却早在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之前就展开了。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都被囊括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广泛得多的概念之下。8这些人物的理论相互冲突，但同时分享着若干预设、概念和理论，以至人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理论的历史学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这一社会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而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9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弥尔写道： “就国家的经济状况取决于自然知识的状况而言，它是自然科学的主题，艺术以此为基础。但是，就其原因是道德和心理的－－依赖于制度和社会关系或人性的－－而言，对它们的研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属于道德或社会科学，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0 政治经济学不相信存在离开社会政治体系的经济过程，也不相信存在离开经济过程的政治和其它文化过程。用安古斯·沃尔克尔(Angus Walker)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就是社会科学(Political economy was not a social science, it was the social science)。11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的关系，它认为经济过程是内在于制度的过程。上述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无非是一种历史视野。然而，现代经济学所以能够以一种科学模式的狭隘方式讨论经济过程，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解经济的历史视野，但作为一种知识，它没有能够将这一视野贯彻到底，即对经济体的运行进行实质性的描述。因此，博兰尼对于形式的和实质的区分针对的不仅是现代经济学，而且也必将引申出对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假定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得废点笔墨加以叙述。 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在那些各不相同、互无联系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提供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从这方面看，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存在于两个方面，即科学方法的方面与历史信念的方面。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说，苏格兰历史学派的诞生与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沃尔克尔在探讨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时将他们的工作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现用收集证据、组织秩序的方式说明自然世界，这一方式启发了亚当·斯密及其朋友重新总结牛顿、洛克、孟德斯鸠、林奈、重农学派及其他学者在哲学、科学方法、物理学、生物学、政治思想和法理学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发现这些伟大的知识进展未能形成对于人类进步的一般描述，于是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将科学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而在理论上论证现代文明的兴起。包括哈耶克在内的理论家将历史主义归入科学主义的范畴，其理由正是基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过分地依赖科学方法，它不可避免地忽略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与社会的根本性的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历史学派产生于欧洲的商业化或世俗化的过程之中。从马基亚维利到路德宗教改革，政治领域本身正在从宗教的世界向世俗的世界转化：政治逐渐从信仰的领域蜕化为一个管理的问题，进而又从对主权的关注发展为对于个人主体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市场关系的发展与个人主义政治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假定得以确立：市场的充分运动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假定立刻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自由获取他人的劳动和财产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它社会制度的保障。后一方面也可以表述为市场的运作无法离开个人对于主权的政治权威的服从。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洛克等人试图用商业社会的概念即个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契约”来定义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则相反，他试图将社会描述成为个人、阶级、法律制度，以及各种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社会安排不再被理解为政治决定的产物，而是社会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运动、自我调节的结果。 因此，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一八四六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论证了生产、商业和消费的假定形式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说：“假设一种人类的生产能力的特定的发展状态，你就会得出一个特殊的商业和消费的形式。假设生产、商业和消费的特殊的发展阶段，你就能获得一种相应的社会体制，一种相应的家庭、秩序、阶级的组织，一句话，即相应的市民社会。假设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你就会得出一种特殊的政治条件，即市民社会的官方表达。”12有人论证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不仅是亚当·斯密，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这是因为重农学派发展了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production)和流通(circulation)过程的分析，他们将经济的交换过程视为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和消费成为这一过程的相互依赖的方面。以此为契机，交换行为不仅被置于市场的共时关系之中，而且也被置于向前延伸的时间关系之中。这一循环过程的描述为一种自足的“经济”概念提供了基础。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被看作是洛克的政治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和魁奈的经济学的综合和发展，至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阐述。13 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们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或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欲求。《国富论》的主旨在于阐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它以一种实证的方式论证人类进步如何依赖于现代商业行为和态度的发展，社会福利如何产生于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的最小化，从而成为十九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宪章。这一世俗的秩序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的社会形式，它以经济、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内在结构。按照《国富论》的叙述，人类生活的互利原则是由“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纯粹自然的而非操纵的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个人对利益的追逐总是自然地导致总体的福利。这一秩序观内含的和谐概念不同于以往的秩序观的和谐概念，后者总是依赖于有关社会等级关系的理念的或形式的和谐。换言之，新的秩序建立在一种交换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外在于这种交换活动本身的和谐之上。因此，这一秩序的观念是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它的和谐的秩序关系产生于世俗的交换活动本身。 亚当·斯密对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的叙述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既是对于产生现代商业行为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实证性的叙述，又是一种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最佳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历史的，同时又必须被理解为“自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概念体现了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社会、市场和政治安排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立于政治的上层结构的体系。在这里，一种摆脱政治干预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经济或市场作为一种自足的体系的描述，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实质的历史过程的描述。哈耶克曾经分辨说，亚当·斯密与那些以经济人为中心概念的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的差别，他是以历史为对象的思想家。但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实证的历史叙述能够被转化为一套有关“经济人”的叙述呢？这部分地是因为，通过对于市场交换活动的分析，他提供了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不仅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被理解为经由不同阶段转向自由市场及其伦理的进程。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活动等充满了血腥的历史过程。我们看斯密的说法： “美洲的发现……通过为所有的欧洲商品打开一个新的、无穷尽的市场……提供了劳动分工和工艺进步的机会，在古代商业的狭窄圈子里，从未出现为了一种市场的需求而启动更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获得了改进，它的生产在所有不同的欧洲国家持续上升，并伴随着其居民的真正的税收和财富的上升。”14 我们能否把这种征服活动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我运转分离开来呢？我们如何计算战争的成本、计算奴隶的劳动时间与平民的劳动时间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始追问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对于人类历史的“实证的叙述”就变成了“形式的叙述”：自我调节的市场只有在一种形式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政治、伦理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十九世纪欧洲著作家的若干论述无非是上述逻辑的转换。我在《严复的三个世界》一文中，针对进化论的叙述问题，曾比较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相关讨论，并指出在这些极为不同的著述家那里，殖民主义的活动被描述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抗争的活动，不仅殖民地居民被贬低为有待征服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他们的利用、奴役和征服也成为自然演化的一部分，成为经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过程（市场扩张）的一个部分。正是通过这一形式主义的叙述，市场扩张本身变成了一种伦理的诉求，一种人类为了战胜外部自然获取财富的自然过程。15 二. 时间与历史 1，循环的时间与不可逆转的时间 博兰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贝罗奇、阿尔利吉等人对于“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充分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与权力、垄断、殖民、战争、掠夺等历史关系的内在的联系。那么，为什么如此明确的事实并没有妨碍苏格兰历史学派和亚当·斯密去构造自由市场和社会的模型？为什么市民社会、市场和现代法律秩序能够被理解为“自然的”？除了考虑十九世纪著作家的具体政治/经济语境之外，我们还有必要重新思考上述历史过程被转化为形式主义描述的认识论根源。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谈论洛克、斯密等人创造的政治、经济想象时，特别提及了“世俗时间”(secular time)的观念： “想象我们自己处于这个横向的、世俗的世界之中，亦即将我们从属于这些新的集体机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世俗时间的共同行动之中。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想象也必须把社会设想为脱离某种代理人视野的、一组具体的过程。” 这一世俗的时间观念把社会视为自我活动的舞台：社会活动与一种超越的或高级的时间(higher time)彻底分离。神圣时间将社会活动臣服于国王、古代法、上帝等更高的逻辑或规范，而世俗时间却把社会活动看作是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在相互关联中展开的活动。16如果我们将这一世俗时间的意识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之中，我们立刻可以发现，世俗时间的观念起源于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和市民社会自我运转的循环过程的描述，起源于魁奈式的生产过程的持续运转。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是一种自我循环的机制：它不是神意或其它外在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活动；在苏格兰历史学派及其法国同道孟德斯鸠那里，市民社会几乎遵循着同一个逻辑。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按照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的自我运转与资本的自我循环构筑了一个逻辑展开的、不断流动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内在于人的活动而又非人化的特点：就它是自我周转的（不需要外在力量的支配）而言，它是自由的（相对于干预的）；就它是自我展开的（每一阶段的展开能够被转化为另一个循环过程的开始）而言，它是世俗的（相对于神圣的）。 自我循环和自我进化的时间观念构筑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不但是对上帝和国王的摆脱，而且也是对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自然权利与经济。现代秩序观把自然秩序的信念与自我运转的社会观密切地联系起来，它把自然法的权利体系与市场的法则－－资本流动的法则－－看作是社会的内在规律。周转/循环/流通(circulation)这一概念是描述经济过程的关键概念，例如，由于金钱的作用（它被看作是流通的车轮），价格体系得以运转，生产和交换关系得以建立。然而，亚当·斯密从未真正解决个别物品的销售价格的决定因素，也没有说明这一价格与特定商品的平均价格的关系。他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来描述这些历史现象，进而将自己的课题设定在研究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原理。（例如，他指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量，这一论述为马克思进一步用劳动时间计算商品价值量提供了桥梁）在这个层面，他不关心具体决定价格和供需关系的历史因素，而是通过区别“名义价格”（norminal price, 即短期市场价格）与“真实价格”（real price，即在长时段中形成的价格）、以及短期价格的波动如何最终导致均衡来描述市场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没有提供这一波动究竟如何达至均衡的具体历史因素，而只是强调在这种由价格调节的供需关系之中，个人的寻利倾向总是有利于总体的福利，并最终导致均衡。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市场概念显然是一种假定或者虚拟的历史关系。这是亚当·斯密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 自我调节的市场建立在一种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之上，它的成立是以抽象的世俗时间观念（自我循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取代具体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师承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将这一自我调节的、自我循环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与亚当·斯密的实证性的历史叙述完全相反。然而，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所做的归纳加以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相似性。17斯密把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欧洲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现代、商业时代与欧洲社会具有内在的历史关系。一方面，斯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经济的描述是一种历史描述，但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市场运动模式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所以能够体现历史的精神，是因为他论证了这一市场模式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内在的规律。斯密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而黑格尔则赋予了这些不同的形态以空间的形式。马克思在阐述他所谓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演变时，采用了亚细亚的、原始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个历史阶段，我把它看作是对斯密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综合。 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时间的观念能够如此自然地被转化为空间的关系？为什么自我运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需要诉诸历史的观念？这里的秘密不在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而在这种辩证逻辑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在资本的上述活动过程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时间关系必须经过殖民、海外市场等空间活动才能抵达；另一方面，这种空间关系不是外在于资本活动的关系，而是内在于资本活动的历史关系，地域上的空间关系可以被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时间关系，即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现代时间的目的论是一种资本运转的目的论，它的彻头彻尾的世俗性质必须用进步、自然与绝对精神的神圣性加以保护。对于殖民主义的自然的秩序观和对于这一秩序观的反抗最终都被纳入了这一时间的辩证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通过对重复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观察，发现正是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本身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无穷膨胀，不仅在一个社会内部创造了人口的上升、分工的限制、阶级的分化，而且也迫使市民社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寻找新的市场， 从而“在遥远的国家与这类契约关系之间创造出商业的联系。与此同时，这类商业是文化的最为有效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贸易获得了它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18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经济活动、消费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联系诠释为“贸易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19从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上述描述本身颠倒了历史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内部的循环过程，相反，它依赖于长途的贸易和中心/边缘关系。不是生产和交换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而是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是这一循环往复过程的必要条件。在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所谓“总体”主要指国家或民族－国家，但其内部的运动总是促使这一总体的扩张。如果我们比照前面引及的亚当·斯密关于美洲的发现以及市场扩张的描述，那么，我们立刻可以发现充满了各种征服、战争和奴役的历史是如何被纳入到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的叙述之中的。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内部，循环时间观念总是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所取代，这是因为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自我运转不断地陷入危机，资本的运转必须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新的投机或投资的创造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循环的、世俗的、自然的时间观必须被一种直线向前的、超越的、同样自然的时间观所取代，前者是斯密主义的时间观，后者是黑格尔主义的时间观。如果仔细观察斯密对于历史阶段的描述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密的世俗时间观念内含了历史的和超越的时间观念，而黑格尔的历史的、超越的时间观念也内含了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马克思明确地把它们综合在一种资本的逻辑活动（《资本论》）与历史展开（《共产党宣言》）的双重过程之中，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把革命（既是中断又是发展、既是反抗又是延续）的观念纳入时间的洪流。这是新的进步概念，一种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向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转化。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时间溢出”机制，即从一种循环的活动中（资本的周转）摆脱出来，转向一个未知的领域，无限延伸。因此，周转的时间的观念必须被转换为展开的空间观念，而空间的关系必须被转化为时间的关系。经由这一概念转换，历史资本主义的“世俗活动”－－交换、投机、垄断、战争，等等－－成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向未来转变。 换言之，历史资本主义既不可能纯粹地自我循环，也不可能摆脱对于神意或目的论（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强制）的需求。“世俗”的概念永远是在一种对比之中建构起来的，无论作为对比对象的上帝或者乌托邦的形象是否明确。亚当·斯密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所谓“看不见的手”）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相互匹配，并无根本的矛盾，对于资本自我循环的信念使得现代社会无法摆脱对于目的论的需求，因为这种自我循环永远无法落实在实际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那种认为苏格兰自由主义能够摆脱欧洲理性主义支配的信念无法经受历史的挑战，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永久斗争。为什么这么说？“自我调节的”市场活动不仅孕育着资本的不断增殖，而且创造了贫富的分化和资源的匮乏，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危机”概念的起源：资本主义的运转必须不断地溢出原有的市场轨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殖民地或边疆），否则它就无法重建资本的循环过程。因此，时间的观念必须获得它的空间的表达形式，而空间的表达形式发生在一个特定时刻：即自我循环的时间无法自我运转之际。 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还是斯密的世俗过程，它们都从自身的运转过程内部发展了道德－伦理的哲学和秩序。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建构与把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理解为上帝的知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内，个人之间的道德困境内在于上帝自身的人格(personality, 亦译位格)。因此，世俗的冲突、灾难、困厄、痛苦和激情无非是一种反思的场所或契机，个人的磨难、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良心都附属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即世界精神获得自觉、认识并回归到自身这一目的。20在这一绝对精神的视野内，我们无法用道德的判断衡量亚力山大、凯萨、拿破伦等“历史伟人”(the great men of history)的行为，因为他们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代理人。换言之，道德反思仅仅是对这一精神过程的自觉，而不能被纳入到世俗世界内部。这一对待世俗世界的工具主义（即把世俗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受到当代自由主义的严厉批判：它不仅被诅咒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而且也被看作是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完全对立的理性主义传统。 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市场、市民社会和自身自发秩序作为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的更为基本的框架，醉心于世俗时间的观念，目的正是为了根除这种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统。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问：黑格尔的传统果真与苏格兰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完全对立吗？与黑格尔将历史冲突置于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有所不同，亚当·斯密将这一冲突理解为市场扩张的自然过程，即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安古斯·沃尔克尔在他有关马克思的研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就是黑格尔理论的主要源泉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是从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而来，目的是为了解决从个人主义论述中产生出的哲学困难。这与其说是对苏格兰思想的反叛，毋宁说是在德国社会现实中对于苏格兰思想家的问题作出的回应。“尽管这些苏格兰思想家赞成斯密的观点，即劳动分工促使社会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和行为－－经济的、社会的和知识的－－的多样性，……他们都认为劳动分工……可能具有相反的社会后果。但进步的这种负面作用从来不是他们著述的主要主题，……苏格兰思想中有关进步的理性的乐观主义叙述被德国作者用于说明他们的社会分裂。劳动分工被看作是社会分层、专门化的人类活动的理性。这种专门化的活动剥夺了人充分施展其潜能（自然赋予他的精神和体力的力量）的可能性。这被解释成为社会与人的联系的削弱，社会的内在联系的衰落。”21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David Ricardo)及其它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试图回答启蒙提出的个人主义框架内的认识、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等问题。22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辩证法力图将人与他人的世界内在地联系起来，他对总体(wholeness)的恢复是对18世纪以降中欧和德国分裂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对笛卡尔以来个人主义认识论所面临的困境的解答。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世界史理论和政治哲学提供了观察苏格兰社会思想的极为重要的视野。让我们首先看一看黑格尔是如何把市民社会和经济的观念纳入到他的权利哲学、国家的科学和世界精神之中的。在一八二一年发表的《权利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中, 黑格尔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建立，而国家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这一观点与苏格兰思想家以及后来为严复等中国思想家大为重视的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有着许多重叠之处。在这里，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及其法律体系成为政治共同体（国家）的内在结构，而政治共同体则是一个综合的演化过程的产物。23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财产权和契约等观念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对社会政治活动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身份认同的根源。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直接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斯密描述的市场机制及其规律：市民社会的成员以自己为目的，但这一自利的行为被组织在市场机制内部，从而能够促进共同的福祉，“市民社会的创造是现代社会的成就。”24 黑格尔把政治经济规律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如同自然科学的）偏颇的真理整合在他的世界理论之中： “政治经济学是从需求和劳动的观点发展而来的科学，但它的任务是解释总的关系、总的运动，呈现它们的复杂性、它们的质和量。这种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的状况。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想的有趣图景（如在斯密、赛和李嘉图那里），……”25 在黑格尔的视野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产生出了一种“强制”，它把自己“表述为普遍的、永恒的资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