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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200083) 文学交流与文学关系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前者以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实为关注的核心对象，而后者则以此为前提，又纳入了关系主体的理解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关系其实涵盖了文学交流的概念所指，在研究中也更要求从可以考证的事实深入到不可考证的对创造性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原因其实很简单，文学的文本及其创作和接受主体是所有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尽管文学关系研究更倾向于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但毕竟不同于史学本身。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研究实践，不管是文学的交流研究还是关系研究，又必须从文化和文学双向传播和影响接受的史料发掘开始。中外文学关系描述的对象，应该包括多个方面，而对中外文学交往事实的发掘和辨析是根本和核心。为此，研究必须在某种准备的基础上进行。 进行卓有成效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除应具备必要的语言能力外，还应有细致的资料收集、甄别和整理功夫和相当的理论准备。资料搜集是关系研究的起点，也是关键步骤之一。没有详尽丰富的资料发掘和细致的考辩，所有的研究都无从开展。这里所谓的文学关系资料包括：旅行、留学、介绍、翻译等交往记录;文学思潮的影响和作家个性化的借鉴、创造等三个层面。若按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传统术语来理解，这些交往的事实有渊源学、誉与学、和媒介学研究内容的区分。这三方面的内容，都有影响与接受;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正影响与负影响(前者导致正面模仿;后者即反动或拒绝接受，作为影响的焦虑，导致戏谑、反设计、歪曲模仿，从而产生独创性等)等等的区分。参照渊源学的内容规定，按基亚的划分，有旅游印象、口述来源、书写来源等三种。按照梵•第根的划分有口传的渊源、笔述渊源、旅行渊源、孤立渊源(作品对作品、细节对细节)、集体渊源等5种。至于誉与学，尽管研究主体的立足点有所不同，但处理的具体对象与渊源学相似。有所不同的是媒介学处理的对象，需要特别的注意，即译介学研究在进十年来的新进展，使其从传统的媒介学脱胎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新领域，它既是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分，又可以作为关系史研究整体的参照。对文字译介的途径、方式和过程的研究，包括其中的增益、损耗和变形现象的研究，处理的正是文学关系的核心证据和材料。我这里回到传统的影响研究理论，不是主张方法论上的复古，而是意识到它们作为一种关系研究的学术传统背景，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理论准备同样是文学关系研究所必须的。这里包括语言工具的掌握、资料的尽可能多的占有和甄别等，都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来支撑。首先，材料的发掘、分辨、校勘需要相应的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史料的发现是以理论意识为前提的。其次，史料并不都是指历史事实的记录，还包括对文本和事件的理解和阐释，它们都产生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往往从一开始就在不同程度上左右了文学交流的时机、方式和程度，反过来也受时机、方式和程度所影响，更带上主体文化意识形态的倾向，这种意识形态，又包含文化、政治、民族、时代等多重因素在内，而要透过这种文化因素的笼罩，对文学交往事实做出于今相对合理的归类、评价，就需要相应的理论准备，特别是对双方文化及其传统的系统性的了解，在这里，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三，从研究的学术期待与社会效应而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目的，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自身建设关系密切，其研究成果也无可逃避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是关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也不例外。而这种受制于时代文化的境遇又必须被研究者充分地意识到并尽可能加以克服，才能使研究具备时代性与超越性的张力结构，因此，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历史和现状的系统了解尤其重要。第四，当代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理论可以在方法上有助于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包括当代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借鉴，比如文化人类学理论，形象学理论，阐释学理论、翻译的文化理论等等。 进一步说，正确处理事实联系与关系阐释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身也是一种理论感悟在研究实践中的体现。文学关系研究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学间事实联系的勾勒、梳理，同时也是对于这些交往事实及其后果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以其探讨一定的文化和文学交往，包括它的文化背景、交往方式、交往的程度等对于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多元繁荣所起的催化、推动或者抑制、规范作用。在这里，清理事实联系是前提。即便是平行比较研究，也应该在弄清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才得以有效的进行，否则无法准确地分析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确定具体创作实践的独创性程度。 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意义，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学科理论的逻辑关系，甚至从学科研究方法的教学与传播来看，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季羡林先生则直截了当地称“比较文学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比较文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 ，而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与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和初期发展的情形相似，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同样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作为其前提和最主要的内容，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比较文学中国特色的一个领域。描述中外文学关系的方法多多，从大的分类来说，有历史构架和逻辑构架两种方法。前者又可以分为国别或者区域之间的对应性关系描述，如中英、中俄、中法等文学关系等，这种方式的特点是按照所涉及的语言来区分，便利之处在于使掌握某种外语的研究者做系统深入的展开，其局限则对一些国际性的文学思潮、文学资源流传的关系描述往往有所分割，难以获得其历史演变和多样分化的全貌。而从逻辑关系角度入手，中外文学关系的叙述大致可以有如下三个层次，这也表明其研究方法的三种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层面只是分析逻辑上的区分，在具体的中外关系考察中，往往相互交错的。 首先是民族文学之间事实联系材料的发掘、梳理和叙述。包括有关翻译、介绍、旅游、留学等，主要是一些文化和文学交往的记录，是最具体也是最表面化的，这些关系史实的发生带有较大的偶然性，比如许多个人经历往往具有随机性，也可能与社会思潮和文化风尚并无多大关系。它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特性，一是确凿性，即有文字记载;但同时这些记载的无法证伪性，特别当记载内容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胡适在新文学革命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与意象诗派的主张之间到底有没有影响关系?茅盾在上世纪20年代初先是提倡“新浪漫主义”而后又转向写实主义，其转变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当事者的记载之间就存有极大的矛盾，如何对待这些矛盾，材料本身并没有提供答案。 其次是文学思潮层面的梳理和叙述。在某一外来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群体共识，反过来对本土文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它反映在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或创作时尚中。在这一层面上的关系，既可以反映在译介、翻译中，也可以反映在作家对文学观念和创作问题的阐述中，还可以反映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由于以某种理论思潮为参照，这种描述较容易进行系统化处理，往往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与前一种叙述对象相比，思潮层面的关系事实较易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较少体现个人经历的偶然性，也可以较明显地显现某种思想的外来资源。不过，思潮往往对二、三流作家，或尚未确立其创作个性风格的作家发生较大的影响，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家，最能够反映某一时代文学创造的高度和特点的成就，往往逸出思潮之外，或者难以被某种思潮所涵盖，比如，鲁迅到底属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象征主义?这也就意味着其概括和描述的有效性是有其限度的。 这就意味着，文学关系研究深入必须朝作家的个性化、独创性的分析和阐发层面推进，也就是深入到作家具体的创作对外来资源的吸纳融化层面。这是外来影响深化与泛化，如盐入水中。与前两个层面相比，它更多的带有作家个人化因素，它驱除了文学思潮表面化的时尚成分，较少受外来的、或本土的文化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我们往往很难从作品中逆向推断其确凿的外来资源，它是一种深入的、综合化的创造性转化，它融合了作家个体的全部独创性，是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最深层次，也很难确切地在独创与借鉴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总之，文学关系研究的这三个不同的叙述和研究角度，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各自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它们各有其不同的分析材料和依据，大致上各自以传播和译介性资料，观念性的阐释及模仿性写作，以及独创性的文本等为其核心对象。它们又有各自不同的分析误区、盲点，乃至于陷阱。如：资料的不可证伪性;观念阐释与模仿写作和作家(批评家)自身体验之间的不一致性;独创性作品本身具备的多种阐释可能等等。因此，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言，这三个叙述层面都有其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即对对象阐释的有效性，同时又有它的有限性乃至陷阱，我们必须在充分意识到各自局限的前提下，自觉的探讨各个层面的分析可能，寻找可行的分析理路和范式。 本文注释：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收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载《读书》，198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