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夏氏兄弟与中国文学”研讨会（2005年10月28日至29日）第一天的晚宴上，夏志清先生家的一位晚辈在面对来宾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到：夏先生很关心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真的。我们夫妇在纽约居住五年期间，有幸跟夏先生和夏师母经常见面，虽然我们都还是三十来岁的青年人，却常蒙夏先生体贴地问询身体状况，以及提供许多营养学上的建议。这看似极平常的小事，我以前粗心地认为不过是老年人的习惯，经夏先生家的那位晚辈点出，我突然醒悟到这里可以最为直观地看出夏先生的为人，或其治学的根本：夏先生对于人本身的重视。 会议结束后，我离开纽约之前，到夏先生家小坐。我问到夏先生一个幼稚的问题：您理想中的人文主义应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夏先生立即回答说：人文主义不是什么理论，人文主义就是（他的右手在空中用力比划了一下）自然的东西…… 夏先生的回答让我感到自己会问到那样的问题，或许表明早已丧失“纯真”。夏先生，还有同样才华横溢、却过早离世的夏济安先生，并不看重“理论”，而情愿相信某种“自然”的东西——这“自然”固然逃不过后现代的解剖刀，所以今天许多人谈到夏氏兄弟的人文观念，用“理论”的框框很容易就套出一大堆“欧洲中心”、“男权中心”、“普遍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比着“理论”的各种尺子来测量，这样一些说法或许都能自圆其说，但这样去管窥夏氏兄弟的学术，却或许漏掉了那“自然”的东西。而失去了对那“自然”的东西的认识与尊重，与夏氏兄弟的对话总会有些错位。 这所谓“自然”，对于夏先生来说，并非某种神秘的形上存在，而是与人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的感受与实践息息相关——正像夏先生会自然地关心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夏先生这一看似任意、轻松的定义，让我联想到的，是夏济安、夏志清两兄弟在世俗实践层面上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形象。 事实上，在前面一天半的会议中，“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年长的资深教授和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都讨论到夏氏兄弟的文学批评所受到的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或者充满怀旧般的赞赏，或者试图有所发挥、提出新的替代性思路，这其实也就把对夏氏兄弟的学术反省置于当下的文化讨论之中了。二十世纪崛起的诸种文化思潮——特别是七十年代之后在全球通行、塑造了当代学术风尚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都或多或少与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人文主义展开对话，人文主义或被说成是各种“现代性”思想的总源头，或是“万恶之首”（所谓本质化的普遍主义话语、西方霸权借以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幻觉）。然而，人文主义经过各式各样的“崇拜”或“打击”之后，依然存在一些不能被轻易定型的方面。比如，对西方人文学提出极大挑战的萨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本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出人意料地把当代批判理论——习惯上认为是人文主义的掘墓者——与人文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指出面对当代各种现实问题（从新保守主义到恐怖主义及反恐怖主义）时人文主义所能提供的抵抗性。萨伊德试图改变传统人文主义的精英面孔，而使之成为一种面向全体人类的民主力量，在这方面，他因之否认可以将人文主义本质化、定型化，强调人文主义是一种植根于实践智慧的创造性思想。 萨伊德虽是夏志清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多年的同事（两人都是在六十年代来到哥大任教），但长久以来，夏先生对萨伊德教授有许多不满，这或许是因为萨伊德的理论导致了在夏先生看来是“泥沙俱下”的文化多元主义，使夏先生感到对文化的“纯正”品质有所亵渎。但有趣的是，萨伊德教授与夏志清先生的学术思想同样浸润于英美人文主义批评传统，而萨伊德最后一本著作对人文主义的创造性发挥，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照亮了夏氏兄弟的人文思想。 夏志清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开始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夏济安先生自一九五九年来到美国，着手对左翼作家进行系统研究，至一九六五年逝世，身后出版《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这两本书都透露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理想，而其写作思路又都根植于夏氏兄弟飘零海外、“感时忧国”的生存体验。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政治情形迫使两兄弟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政治利用之下，文学还如何能是一种人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两兄弟从事的学术研究都是他们体验到整个生存世界的改变、以文学想象来应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一种实践性的思维产物。 在《黑暗的闸门》中，夏济安先生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也是后来许多左翼文学研究者都无能出其右者——是他努力从左翼文学的“黑暗”中打捞人性。他不满足于把瞿秋白、蒋光慈、五烈士、最后一年的鲁迅看作一个时代的政治受难者，而是在这些悲剧中寻找人性的光芒。瞿秋白在他的描述中是一个“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透过他的政治领袖形象，被呈现出来的是瞿秋白的心灵世界，饱含了错综的情感与复杂的意识。蒋光慈的左翼小说在夏济安眼中虽然烂到不忍卒读，但他却从其缺陷中看出人性的存在，最令夏济安感动的，是《咆哮了的土地》中革命者李杰在暴动农民将要烧毁他的家宅时，不禁焦急地想到家中有老母和年幼的妹妹。蒋光慈的浅薄、冲动、滥情、自负都使他有别于一个始终“政治正确”的革命者，在夏济安看来，这反倒使他的涂鸦之作也充满了“人的感伤”。在夏济安的描述中，左翼文学运动是一场为人性的弱点所导致的人性悲剧。而他本人的书写便是以文字来穿透政治，将革命神话还原为人的实践，虽然政治的暴虐令人沮丧、绝望，但这政治背后活生生的人性却唤起一线希望。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经过陈子善先生多年的努力，最近终于在大陆出版了简体字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个版本经过了严重删节，这令夏志清先生深以为憾）。这部不仅奠定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等新的研究方向的著作，近年来招致的非议固然不少，但需要理解的是，这是夏志清的一部“个人”作品，其中的种种所长所短都带有夏先生的个人特点。夏志清与其兄长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愿意从正面角度来建构“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济安透过“黑暗的闸门”去探寻历史中的人性光芒，而夏志清则试图在文学的品质上寻找光明。不同于此前此后的许多文学史的书写，夏著《小说史》建立在“文学质量”的尺度上——而这个尺度，依照夏志清的个人阅读经验，不可避免地首先来自于西方文学的启示，而且，夏志清面对西方读者写作，也很自然地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考察，他点出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和张天翼的优秀（后来夏先生又多次表示，萧红的优秀丝毫不亚于张爱玲），是他以此种“世界性的眼光”做出的判断——你可以说其本质是“欧洲中心主义”，但正如王德威老师所说，此中亦可看出作者切切要将中国文学推向国际场域的用心，而这种用心或许正可摆脱“国族寓言”的紧箍咒。但更重要的是，依照西方优秀文学的尺度（所谓“伟大的传统”）来进行评价，在这个方面，夏志清为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性”的传统，这决然有别于当时海峡两岸囿于政治论述的文学评说——虽然后来人们都指出夏志清的“反共立场”，但夏志清其实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依从“另一种”政治观念来进行批评，不然他也不会钟爱张天翼、萧红、端木蕻良等有鲜明左翼立场的小说家。夏著《小说史》可以说是透满了政治性，但并不盲从某一种政治，而是依据自己的人文判断来评说为政治所束缚、同时又企图超越政治的中国现代文学。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夏志清的《小说史》类似于奥尔巴赫纪念碑式的巨著《摹仿》，是在一个政治危机的年代里，以一己的人性力量，对一个文学传统进行追忆或是修复的工作，而背后的人文意图正是透过反省这一文学传统来挑战政治的限度。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偏爱本校已故英文教授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文学批评，也常在夏志清先生家听他聊起这位批评大师的思想、为人乃至私生活。我感到夏志清先生最欣赏的，还是特里林五十年代初出版的《自由的想象》，在那本书中，特里林提出要用文学的想象来纠正政治的偏颇。特里林的语境是四、五十年代美国政治（无论左、右）所造成的思想僵化现象，夏氏兄弟的写作也可看作是对同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弊病的“纠正”。就此而言，或许可以说，夏氏兄弟的人文关怀最终还是一种“不自然”，但重要的是，其中却充满了对人性“自然”（human “nature”）的想象与信念。夏氏兄弟的文学批评思想在根子上是基于对人的理解、同情和尊重，他们的写作为五六十年代的（海外）中国思想保存了一种健康、自由的精神，用文学的光明照亮了黑暗的闸门之外的天空。 005年11月5日写于美国麻省剑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