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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 社科院 上海 200083) 提 要：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往的历史中，作为跨语际实践之一的世界语运动几乎被人遗忘。作为一场历时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思潮和语言运动，它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语言和文学都曾有着特殊的影响，并表征了中国现代文化生成中隐含的种种内在矛盾和紧张。 关键词：世界语运动 中外文化交往 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成 在20世纪中外文化的交往历史中，世界语运动作为一场波及世界许多地域的文化思潮，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以世界语(Esperanto)作为中介语的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 Practice)活动，在一般的研究叙述中也极少涉及 。但如果列出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巴金、萧军、萧红、丁玲、王鲁彦、金克木、楼适夷、叶君健、钟宪民、孙用等20世纪的作家和翻译家的名单来，也许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再扩大一点范围，这份名单中还应包括蔡元培、刘师复、刘师培、吴稚晖、李石曾、胡愈之、陈原等现代文化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尽管与中国现代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相比，这一运动曾经发生的影响程度和波及面比较有限，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现象。作为一场跨语际的语言运动和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思潮有着特殊的影响。大而言之，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起源及其特性的追问，它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域。 一，世界语运动及其理想在中国的引进 世界语作为一种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语言，其萌芽和产生，以至最后在全球一定人群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影响，都有着具体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它是自17世纪以来500多种人工国际语言方案中最终留存下来的极少数国际辅助语之一。自从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D-ro L.L.Zamenhof 1859-1917)1887年创立世界语以来，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语作为一项语言和文化活动，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与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并自然演化而来的方言和民族语言相比，世界语(Esperanto)作为一种近代人工语言，其诞生就包含有内在的理想色彩。它是一种典型的对人类“巴别塔”宿命进行抗争的行为。作为波兰的犹太人，柴门霍夫生长在波兰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犹太人最受压迫的地区。因此，消除民族的敌视与隔阂，建立人类博爱的大家庭，是他发明世界语方案的原初动力。这种理想色彩，集中体现在后来被世界语者称为世界语主义(Esperantismo)的表述中。1905年在法国波伦市召开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时所通过的著名的《世界语主义宣言》(Deklaracio pri Esperantismo)所归纳的五条内容中，就包括了绝对中立、绝不干涉人民的内部生活、也决不排斥现存各种国语、拒绝有关这个语言的一切特权等等运动主张，明确地以“人类一员主义”作为世界语的内在理想 。尽管这一原初理想是以中立性面目出现的，但其中已经包含了对于民族和语言强权的对抗成分和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因子。在之后的世界历史动荡和国际性传播过程中，它几经变化，其中演绎出许多曲折的变奏，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和矛盾。 作为一场国际性的语言文化运动，世界语运动在国际间的流播又与不同时空的其他社会思潮和文化传统相牵连。突出的现象就是它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联。这种关联既取决于世界语理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亲合性，也与世界语运动发生的具体时代文化背景有关。早在19世纪4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法国和德国兴起，出现了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之后又传播至俄国，相继出现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两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股社会思潮也波及日本和中国。而世界语的诞生并传播的过程，正是无政府主义盛行之时。事实上，世界语的内在理念尤其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正是俄国无政府主义兴盛之际，虽然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以暗杀等暴力活动抵抗国家政权的思想与柴门霍夫的设想相抵触，但很显然，在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设计方面，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个语言的影响是很大的。给世界语以特殊的精神，给运动以一种特有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贡献最多”。正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俄国世界语者，“对这个事业中促成人间友爱方面的继续坚持，在各国世界语者间，创造了那个十分美丽富有诗意的情感，这个情感，稍后，人们就叫做‘世界语主义内在理想’” 。 世界语诞生后不久，即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参与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几乎与世界语本身一样长。据现有记载，最早将世界语带入中国的可能是俄国人，哈尔滨和上海是中国最早传播世界语的城市，时间大约是19世纪末 ，至今有110多年了。而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同样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除了上述渊源上的关系之外，还与世界语传入中国的渠道有关。20世纪初期，世界语几乎同时从俄、日、法等三个渠道传入中国，而当时这些世界语运动十分活跃国家里，无政府主义恰恰十分兴盛。世界语与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渠道的重合，又加重了使两者发生连带关系的因素。事实上，中国早期的世界语介绍者大多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是直接是从这些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习世界语，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世界语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比如刘师培、张继等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正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学习世界语的。1907年留学法国的早期世界语者如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也都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其后来者还有作家巴金和卢剑波等。此外还有蔡元培、刘师复、区声白、黄尊生等世界语者也同时是无政府主义信徒。 另一方面，从中国接受者的文化传统看，无政府主义追求无强权、无约束、人人绝对平等的理想同世界语理念的内在关联部分，又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同理想”有某种亲和性。中国自孔孟以降就有“大同”的理想传统，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更是直接提出了“全地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的统一语言的主张。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将传统的“大同”理想与无政府主义理想相结合，又在柴门霍夫的“人类一员主义”中找到了共鸣。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者身份的交叉重叠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世界语开始传入中国时，第一批传播者和拥护者还不仅仅限于无政府主义者，之外还有“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甚至包括不持什么主义只是朦胧地憧憬某种大同社会，追求着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思想者” ，即使上述所列的那些名字，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纯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具有社会改革家的理想，都希望通过政治或者文化的努力，摆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衰退羸弱局面。特别当这种理想与中国弱小民族的地位和反抗强权普遍意识相契合时，更在那位波兰医生的理想中找到了共同点。后者曾这样声称：“在我们的大会 上，不存在大的民族和弱小的民族;也不存在有特权的民族和无特权的民族……我们的大会为全人类真正的大同做了贡献”。这种情形，几乎在以后的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体现，在许多文化层面都有相应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本身，折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某种批判现实、建构民族国家和改造社会的情感和理想。 在这一段并不短暂历史时期里，世界语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不仅在语言、文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渗入到思想、文化、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并一度作为体制化的语言教育规范，从而在思想观念和语言文字两个方面，同时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反过来，对于世界语运动整体而言，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也已经汇入这一国际性文化潮流，并将不同时期的某些中国文化因素带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改变了国际世界语运动的演化轨迹。 二，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 如上所述，世界语在被引进中国的初期，就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后在20世纪上半期，它又在各个时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许多文化思潮，并产生了各自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的世界语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工具——被知识界接受的。当时《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关于世界语的长达三年的论争，陈独秀、胡适、鲁迅、吴稚晖、钱玄同等都参与了讨论。其中陈独秀的看法最有代表性。早在1914年，他就表示了学习世界语的急迫心情。在那场争论 中，他赞同陶孟和的“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认为世界语正是通向这个大同的“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他认为，“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非若学说兴废有是非真谬之可言” 。之后不久，在答钱玄同的一封书信中，这种语言工具论的态度有所转变，他认为： “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 。 这里所说的在中小学以世界语代替英语作为外语教育一事，作为一种制度性实践，曾先后多次被作为方案被提出，并不同程度地实施。在蔡元培执长教育部时，曾力图付诸实施。1912年他下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17年执掌北京大学时还决定在中文系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通过蔡元培提出的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1923年他还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总之，自1911年沈阳(奉天)开办世界语学校到20年代末，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台湾、香港，乃至山西、陕西等省份，都先后成立各种世界语学会和世界语学校，倡导和学习世界语，因此可以说，世界语运动是与新文化形影相伴的。 到30年代，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的分裂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又有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各种世界语团体已经遍及一些中小城市，世界语学校或学习班更是多如雨后之春笋。同时，随着政治文化形势的变化，世界语运动也出现分化。许多激进的世界语者，包括鲁迅、巴金、胡愈之、楼适夷、叶籁士等，都倾向于推动世界语活动与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密切结合，九一八事变后，世界语开始用于国内外抗日信息的传播。“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正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分支机构之一。不久，“语联”转入地下，公开机构是“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世界》杂志，1936年才解散。抗日战争爆发后，“语联”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更直接地将世界语运动引入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之中 。 而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现代的文字改革运动相结合，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变革中的突出现象。建构新的民族语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课题，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努力，最终被历史证明具有长远的生命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特别是在旧的语言被新文化斗士所否定，而新的还没有成型和站稳脚跟时，未来的面目曾经是那样扑朔迷离。于是，新文化运动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语言方案，而当时被称为“万国新语”的世界语也是其中的一种。钱玄同、吴稚晖等人便提出将世界语替代民族语言的激烈主张 ，这在世界语运动史中是少见的。虽然这种初期的极端化的主张在当时就引起批评并很快从主流文化空间中淡出，但世界语理想在中国语言文化变革中远没有丧失其历史作用。一直到30年代，世界语理念及其语言文字模式仍在文字革新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它已经被进一步中国化，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在汉字拉丁化运动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许多世界语者都参与了汉字拉丁化运动，而后者的大众化、拼音化和拉丁化主张，正与世界语特点和理想相通 。 不管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作为文字改革方案，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展开相对于国际世界语运动而言，都体现了它所包含的理想在20世纪中国的变奏：从20世纪初期与无政府主义难解难分，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和平主义、中立主义到30年代开始所体现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使世界语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与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地宗主国的斗争相结合，与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都是中国世界语者迫于政治文化的压力和现实需要而做出的选择。同时也由此可以看出，世界语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密切联系。 三，世界语运动与中国新文学 世界语在跨语际实践中的功能意义，除了体现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语言文字变革等领域外，对中国新文学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它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构成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此笔者将另文阐述，在此只做简要的说明。世界语在中国现代思想的演进和现代文化的构成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对于中国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形成具有潜在的意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日渐显现。它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新文学作家都先后积极参与其中，比如，鲁迅曾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董事并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程;周作人于1923年担任北京世界语学会会长;瞿秋白、茅盾等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积极提倡世界语，丁玲当时就曾加入世界语班学习。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参与世界语活动或曾学习世界语的还有：王鲁彦、萧军、萧红、叶君健、金克木、楼适夷等。这些作家先后参与，使世界语运动显示了世界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结合。表现之二，就是世界语写作的出现以及世界语文学的翻译。中国作家的世界语的写作数量有限，除巴金、叶君健、李士俊、徐声越等人的作品外，影响也有限。但在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实践中，世界语作为一种特殊的中介语言，对引进外国近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提供外来资源方面则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虽然与20世纪上半期数量庞大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相比，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译作只占一小部分，如果仅仅从数量角度来衡量它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作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是该现象不被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所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文化运动第一代的倡导者中，许多就是早期世界语运动的提倡和参与者，他们关于世界语的主张及其活动，对于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而鲁迅对世界语的态度，对于新文学的作用更大，影响也更直接。早在1908年，张继在日本举办世界语讲座时，鲁迅也加入了听众的行列，为日后他同情、支持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尽管鲁迅没有在理论上对世界语的意义做过多少直接的说明，但他还是出任蔡元培执长的北京世界语学校董事，并担任《中国小说史略》的课程，称世界语为渡向“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之彼岸的独木小舟 。为了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特别是中东欧弱小国家文学作品，鲁迅热情支持世界语中译工作，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上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发表园地。即使在病危时，鲁迅仍然没有忘记对世界语的支持，体现了对世界语的一贯态度。 更重要的是，他凭借其在新文坛上的影响，积极推动世界语在介绍外国文学，在中外文学关系的跨语际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20世纪上半期的以世界语为中介的中外文学译介者中，包括巴金、王鲁彦、孙用、钟宪民、金克木、楼适夷、魏荒弩、胡愈之、叶君健、胡天月、叶籁士、卢剑波、劳荣、周尧等作家和翻译家，其中许多人都与鲁迅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受鲁迅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当中，翻译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巴金。巴金的世界语活动和文学创作几乎同时开始的，不仅一生积极参与世界语运动，翻译世界语作品，还曾用世界语写作，成为现代少有的几个直接以世界语写作的作家之一。据统计，他一生有关世界语的译著有90万字之多 。作为理想主义者，巴金对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关注，几乎贯穿了整个文学生命，被称为“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 此外，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较多的还有王鲁彦、孙用和钟宪民三人，都是浙江籍人士，其中王鲁彦作为“乡土文学”作家和世界语翻译家，是直接受鲁迅影响的;后两人以主要以翻译为主，也都因为世界语翻译而与鲁迅有过直接联系。 这些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大部分作家作品都是波兰、保加利亚、罗马里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俄国等中东欧国家的作家作品，只有极少数例外。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有意识选择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因素看，与这些国家相对弱小的国际地位相对应，它们的文学写作语言，在西方世界——因而在中国也都属“小语种”，极少有人学习，更无论精通。这样，世界语就成为一个十分便捷的译介通道。从译介者的主观选择来看，不管是作为倡导者的鲁迅，还是理想主义者巴金或者其他参与者，他们都对世界语Esperanto本身寄予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理想，其中，关注和同情弱小民族的生存状态，介绍弱小民族文学成就，以抵抗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的平等和解放，无疑是共同的。正是这些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动力，推动了这些世界语者借助于世界语这个中介，积极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一份特殊的努力。 四，中西关系压力下的现代化努力及其内在紧张 不过，如果反过来思考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寻找上述这些知识分子在世界语问题上的共识，不是直接收集和整理以世界语为中介的文学译介成果并孤立地对待它——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由此可以追问：在上述这些同情和支持世界语的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怎样的认同差异?这些差异又说明了什么?更进一步，即使在这些同情者的个体身上，对世界语和世界语文学译介的态度中，是否也包含着内部矛盾呢? 这种矛盾又意味着什么? 一个较为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世界语者对世界语所肯定的方式和理由并不一致。比如，鲁迅与其他世界语者在对世界语Esperanto肯定方式上的区别就不能忽略。鲁迅赞同世界语，有他自己的限度和独特方式。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他就同情世界语运动，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在学理层面上，他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对世界共同语抱以同情，并寄予希望，在他看来，这种共同语并不一定就是Esperanto本身，只是现在只有这Esperanto，便不应放弃，因为它毕竟是通向世界共同语的第一步，是到达“汽艇”时代的“独木舟”阶段，至于将来的世界共同语是否就是Esperanto，则并不一定。这与他后来摆脱单纯进化论观念，在有限的意义上肯定未来“黄金世界”的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他特别区分“学Esperanto”和“学Esperanto的精神”的不同 。这种辩证态度，他终身没有改变，只不过在临终之际的表述，仅就肯定的角度谈对世界语的意见而已。他虽然并不赞同世界语者对于Esperanto所寄的世界大同理想，但对自己同情世界语之理由的三点说明，倒是很好地概括了世界语Esperanto对于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现实意义：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吧。但是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已主义者之上。后来没有深想下去了，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确然如此，它究竞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 超越利己主义功利性;联合弱小民族以对抗列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尤其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建设民族的现代文学——这三点理由，显然不同于20世纪初期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语者，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成员的世界语主张，与巴金的理想主义也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一种语言方案，鲁迅最终放弃了作为汉语替代意义上的世界语，也不像世界语主义者那样，将未来大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Esperanto之上。它虽不能代表中国世界语者的全部态度，但对理解和解释所有从事世界语运动者的主观动机，有着相当大的概括力和典型性。从这种典型的认知态度和意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活动中的意识状态。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相关，它在中国现代语言变革、文学观念的蜕变和中外文学关系中都有相应的表现，都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20世纪一系列语言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世界语者的理想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文化上的西化思潮相伴而行，这种趋势表现为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取向的语言世界主义，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以世界语替代汉语的主张正是这一语言世界主义的体现。“正是在重视同一而抹杀差异的普适性哲学和历史目的论的推动下，在中国现代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否定汉语言文字之特性而努力寻求一种乌托邦语言(比如"世界语")的狂热运动” 。而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替代论”者的语言变革主张，都与创造现代民族语言这一民族建构理想有关，在取向上又都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世界语是民族主义和西方化这两种因素的一种特殊结合，在特殊语境下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另外，世界语的乌托邦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中也矛盾地体现着。世界语的大同理想本来与“世界文学”的理想有着亲缘关系，虽然“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中国引入比世界语晚得多，但在文学观念上的内在矛盾早就隐含。而世界语理想在20世纪中国的变奏，正是这一内在矛盾的体现，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意识斗争的展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迫于现实文化而做出的不同的选择。同样，借助世界语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也是弱小民族文学的自我认同和对于强势民族对抗的体现。正像诠释传统是为了建构民族意识一样，译介弱小民族文学也是为了现代民族意识的建构。只不过它是特定时代和特定国际背景之下的民族意识，即在“天下”观念向民族意识转变，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弱小的地位上，换一句话说，正是弱小的、被压迫的地位，催生和激发了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它几乎是先天地凸现了这种意识中自卫、对抗的层面，它明显地体现了一种民族自我认同，即弱小民族的自我意识，以及与之相伴的对于西方强势民族的对峙意识，从而宣泄了一种以弱抗强的情绪。 总之，这种认同和对抗相辅相存，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和流变中，体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诉求，与世界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和以西方化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追求之间的矛盾共存和纠缠不清的局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为什么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发展得如此持久、如此普遍。这种曾经吸引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语主义大同理想，虽然至今在整体上已经破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语者终于放弃了有朝一日Esperanto将成为世界共同语的乌托邦理想，换之于“共同辅助语”的现实观念，但是，它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作用，尤其是中外文化关系史上的特殊地位，仍然值得研究者关注。 -------------------------------------------------------------------------- 这一概念借用自刘禾博士，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6月。 2在世界语界，近年来的主要成果之一体现在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和北京市社联组织编写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一书中，但外界的影响相当有限。 参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20-22页，侯志平主编，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9月。 见《世界语史》，E•普里瓦著，中文第一版，第82、8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1891年，俄国的海参崴成立太平洋世界语学社，出版用12种文字注释的《三三课本》。以后一部分懂得世界语的俄国商人到哈尔滨经商，先将世界语带进中国。但具体的时间无法确定。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书后附录《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 见陈原《关于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随想——〈世界语在中国100年〉代序》。 指1905年在法国布伦市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关于世界语的争论1916、17、18历时三年，文章发表于《新青年》、《东方杂志》、《教育》等杂志。 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答陶孟和》。 见《答钱玄同》，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号 其前身即为“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简称“世联”，1931年11月3日，成立与上海，后又改称“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 建国后，世界语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主要用于对外宣传特别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工作。文革中几乎停止。80年代后又恢复了世界语组织和出版活动。但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已经从上半叶的理想主义立场退守至作为辅助语的策略，因而基本上没有进入当代思想文化的主流脉络。笔者认为，这也是世界语在现代中国这一学术话题被当代文化学者基本忽略是重要原因。 参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出版发行的这一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部(篇)，其中还包含一些重译篇目。 参见鲁迅《渡河与引路》(1918年11月4日)，《鲁迅全集》第7卷第34页。 参见许善述《从〈新青年〉杂志上的一场争论看巴金对世界语的贡献》，收入《世纪的良心》，第2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见陈原《我们的巴金，我们的语言》，引自《巴金与世界语》第1页，许善述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同注15。文中强调指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因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世界语，尚在其次;至于辩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 见鲁迅《答世界社信》，载《世界》月刊1936年第9、10期合刊上，引自《鲁迅全集》第8卷第402-4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郜元宝对现代语言的工具论与存在论两种倾向及其后果的分析十分精彩，不过，我这里所强调的是两种对立的语言观念在民族意识建构上的统一。参见郜元宝《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思考》，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