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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像王安忆这样多产又多变作家来说，企图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以一贯之的说明和研究，都是对批评者的挑战。在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她总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否定自己，从题材到人物，从叙述方式到文体风格，几乎每个阶段都有着出乎意料的变数。正如曾跟踪研究过王安忆创作的评论家程德培所说，“由于她的富于变化的多产，致使对其创作的描述与概括，都免不了马不停蹄式的浮光掠影” 。从王安忆的外国文学视野来考察她的小说观念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肯定也免不了这样的处境。 对王安忆的创作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已经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也有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进行十分精彩的比较论述，比如她的“三恋”等小说与欧洲自然主义思潮的关系;《小鲍庄》的神话象征与《圣经》的原罪意识和救赎模式的相似性;从“雯雯系列”到《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作品中的自传性因素与欧洲成长小说的关系等等，这种在中外参照中分析作品特点和作家意图的做法，显然有助于揭示对象的创造性因素。不过，也有论者直接将《小鲍庄》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比附，或者把《叔叔的故事》归结为后现代的原小说，一方面将这种创作的原初契机直接归结为某种外来文学思潮或者作家作品的启发，另一方面又以外来文学思潮和手法作为依据，评判作品的价值高低。这种做法，其实反而模糊了对象的价值，缩小对象的意义。 事实上一个作家的文学资源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来源于学养，也来源于经验、体悟和思考，而她(他)的文学独创性则更来源于其写作实践本身。不过，独创性这个词，肯定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王安忆所抵制和排斥的。外来文学资源作为文学传统和文学环境的一部分，当然无法全面有效地阐释作家的独创性，但至少有助于理解作家的某些创造性特点。按照T.S.艾略特的说法，任何一个作家，都是面对着传统在写作，同时他的写作最后也都要汇入传统经典序列之中，并因其对传统系列的调整而显现它的意义。这位英国诗人的话，至少在某一点上支持我在本文中的尝试，它应该有助于说明王安忆的创作与已有的其他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和区分。 作家的阅读大多是非常广泛的，他们的阅读书目往往相当庞杂，尤其对王安忆这样既敏感又理智且好学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作为一个写作者，王安忆在精神追求和艺术探索之外还有着广泛的知识兴趣，仅就读书而言，她不仅读经典的和当代的文学，读中外戏剧和音乐，读历史，读哲学，甚至还有读《化石》、《地理研究》、《历史》、《考古》一类科技杂志的爱好。但就她的文学阅读而言，外国文学是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在外国文学当中，19世纪西方包括俄国的文学又是其中的重点。这里的“重点”是就数量，更是就这种阅读和其写作的关系而言。 王安忆的文学阅读，开始于“文革”时期的少年时代，她在一篇散文中称自己是“吞书长大” 的，那正是她的人格精神发育成型的岁月，却遭逢了一个精神匮乏、文化荒漠的年代，因此读得饥不择食，博杂而没人指导，但正是这青春期的阅读，与她后来的文学理想、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整个写作历程都有着重要的关联。在一次谈话 中说到当年的阅读，她说她的整个古典文学的阅读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我注意到她用“完成”这个词来描述这个阅读时代。这显然不是说，她以后就不看古典文学了，事实上她在后来给复旦学生所做题为《心灵的世界》 的系列讲稿中还专章分析了包括《红楼梦》、《巴黎圣母院》、《复活》、《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呼啸山庄》等古典名著在内的一系列中外文学作品。也不是说她当年的阅读在数量上如此之多，以至后来的阅读累计始终超不过了，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里涉及的是某种在具体的历史时间和场景中的阅读，以及这种阅读与她的文学观念与写作实践的关联性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阅读关乎她对文学传统的选择和倾向。 我们先来大致看看王安忆的外国文学阅读书目。这份书目不是由作家提供，而是对王安忆所发表文字中相关内容的概括，因此肯定不会包罗殆尽，或者竟是冰山一角。这本属无奈，但也未必是憾事，因为但凡作者有所提及，甚而是反复提及的东西，正表明这种阅读对她的重要性程度，而如何提及，何时提及，又当与她对文学的整体理解和具体变化有关。从总体上说，王安忆的文学阅读在广泛涉猎中更多地倾向于西方翻译文学，其中被经常提及的作家包括英国的狄更斯、勃朗蒂姐妹，法国的雨果、罗曼•罗兰、福楼拜、都德，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柯罗连科等等，被提及的作品有《远大前程》、《简爱》、《呼啸山庄》、《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包法利夫人》、《不朽者》、《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初恋》、《贵族之家》、《前夜》、《普希金诗集》、《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我们同时代人的故事》以及英国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等。这些作家作品，都是在60年代之前已译介到中国，都是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尽管在“文革”中曾被相继排斥和批判，但的确是少年王安忆在那混乱年代可以获得并阅读的最新的西方文学经典了。 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环境里，王安忆这种阅读的选择倾向并不显得格外特殊，要说特点也是时代的特点，限制也是时代的限制。问题是这些阅读在当时留下怎样的心理痕迹，又在后来的不断累积当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在她的创作日渐成熟之后，阅读以其说是出于学习和借鉴的功利之心，倒不如说是她写作之外的一种享受，一种广泛的知识兴趣，甚至是一种生活习惯。按王安忆的说法，除了写作，如果几天不读文字——注意她说的不是文学——就会感觉没着没落的。因此，考古一类的科技杂志也就进入她的阅读视野了，更何况古今中外的其他文学作品呢。不过，在王安忆所有虚构和非虚构文字中所涉及的外国文学书目中，20世纪作家就只有福斯特、D•H•劳伦斯、乔依斯、詹姆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昆德拉和杜拉斯等有限的几位了。更重要的是，相比之下，上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仍是被提及最多评价最高的文学经典。她对20世纪西方文学有自己的评价，这种评价又是在与19世纪经典作家的比较中得出的，她觉得20世纪西方现代派作家告诉人们的都是方法，就像教科书一样的方法，而古典作家给你的是整个的教养。她还借用了余华的一个比喻，说托尔斯泰是银行而卡夫卡不过是一笔贷款。 可见，后来的更为广泛的阅读，并没有动摇这些经典文学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究其原因，首先是青春阅读的痕迹之深。王安忆自己的解释是，“在那个少年时代养成了一个阅读基础，像一个堡垒一样的，我对后来的东西有一点儿排斥，好像有种抵抗力” 。但这种所谓“抵抗力”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如果这种抵抗力仅仅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简单排斥，那只能是一种心智狭隘的表现。事实上，对王安忆来说，即使是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也有着重要的变化，具体表现是在不同时期对其中不同作家的偏好各异。比如，在青春阅读时代，她对于富于感伤主义倾向和抒情特征和普希金的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力斯朵夫》，特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十分沉迷，自称不知道“从中攫取了多少美丽的哀婉的忧伤” ，而很难喜欢《包法利夫人》的残酷的写实。直到成年后再读时，她才体会到福楼拜这种残酷中的“完美”。而且，王安忆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整体性有限性的评价，并不没有成为她排斥性的理由，相反，她在《小鲍庄》、《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等各个写作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中对叙述行为的强调，恰恰体现了其大胆的借鉴和改造。因此，王安忆对西方文学的这种选择性倾向和评价，并不是青春阅读本身可以全部说明的。在王安忆个人的阅读历史中，这种选择和倾向还包含了成长过程中反复的肯定和不断的修正。而这种修正中的选择和肯定，是与她的生命历程、精神探索和写作实践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她对福楼拜的重新发现，并不是福楼拜本身的特征可以完全说明的。进一步说，她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她所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本身所能解释的。外国文学对于王安忆来说，以其说是(当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倒不如说是她30年来不断发展自己、反观自己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观察王安忆的一个窗口。这就涉及到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王安忆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内涵，更关乎这些观念的历史形成，因此也与王安忆写作的创造性特征密切相关。 就途径而言，王安忆的外国文学阅读几乎全部是通过翻译作品进行的。因此，从对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理解角度来说，除了文本的限制之外，更有一层语言的过滤。这样，对异域文化的亲身体验就显得特别重要，其作用不仅体现为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更体现为对当代世界的文学使命和作家命运的领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阅读已不仅仅限于文本了。1983年的第一次出国旅行，对王安忆的精神历程和写作转型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她后来多次提到这次美国之行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冲击：“我想世上怎会存在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论的环境上、历史上、在文化上与我们有那么大的差别” ，她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对这次精神冲击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她称这次旅行是自己创作和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节口” 。尽管事后的分析会具有越来越明显的理性色彩，并非她20多年前所明确意识的，但这正说明了它对其精神发展历程的重要性。这次出国旅行，除了对异文化差别的震惊之外，她通过一起参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作家发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问题国家”，有那么多民族的命运比中国还要悲惨，而它们的作家同样面临着各种尖锐的困惑和问题。在这个背景的对照之下，她对自己以及整个新时期文化对西方世界的盲目憧憬和迷信，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那种个人急于挣脱与国家民族的干系而显露的怨愤，对文学中所泛滥的对现实苦闷、个人和历史创伤的耿耿于怀，对文学中流行的感伤主义倾向，等等，突然有了一种超越性的醒悟和反思。由此她再反过来质问写作的意义，质问文学的理由，就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 而这次精神震惊在创作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小鲍庄》的写作。王安忆自己的表述是：“我是觉得我运气好，回来不久，就碰到我们这边一个寻根文学，我觉得这两个事情简直结合得是天衣无缝，就等于说，正好是在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寻根运动来临。” 值得注意的是，她在说到《小鲍庄》写作与美国之旅间的关系时，不惜用“运气”和“天衣无缝”这样的字眼。虽说王安忆总是远离众多的文学潮流，但研究者又总能在她与寻根文学、性别文学，新写实文学等等思潮之间找到明显的共同之处。这本来自有其合理性，作者自己也承认：“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 ，不过，如果忽略了其精神内部的具体性，则往往将王安忆描述成这一思潮的代表。同样，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注意到了《小鲍庄》与“寻根文学”思潮的联系，而如果将它与作者的这次美国体验联系起来，从作家的精神转变的层面考虑，就会发现其新的内涵，就会看到这篇小说逸出“寻根文学”思潮之外的某些因素，更可以凸现它对于王安忆创作转型的真正意义：它处于从一个创作低潮到一个创作高潮的衔接当中，并在这个衔接中给作者以特殊的精神养料。这样的“关节口”在王安忆至今近30年的创作历程中还不止这一次，也并不都是以出国旅行这种具体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多少都与她的外国文学视野有关。而这次震惊的影响所及，我们甚至在王安忆的另一次转折性标志的《叔叔的故事》中，通过作者对于父辈一代的严峻审视和尖锐批评的眼光里隐约感受到，她后来的《我爱比尔》、《伤心太平洋》等作品中所体现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身份感和命运感，也可以从这里找到精神上的源头。 接下来要说到王安忆的小说观念了。这就是她那著名的“四不要”论，她把它叫做写作小说的理想，即不要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这一表述，最初是为她发表于《文学角》上的专栏文章结集《故事与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所作的自序，写于1990年12月24日，1996年又编入自选集，在2003年的一篇自述文章中再一次发表了这段文字 。这是作者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成熟之后的写作理想，也是最具个人标记的文学理念的表达。在前后相隔12年的时间里，这种表述被她一再地强调，可见她的这一态度没有什么根本变化，这也是她成熟的证明。结合她的文学写作来看，1991年前后是她的另一个“关节点”，这时候她刚刚发表《叔叔的故事》，随后又相继发表《歌星日本来》(1991)、《乌托邦诗篇》(1991)和《伤心太平洋》(1993)等重要的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1993)，这是她在80年代末短暂沉寂之后的另一次创作勃发期，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写作实践与这一理论表述之间是互为表里，相互阐释的。这也表明，这种成熟的观念和理想的形成，是具体的，历史的，它与王安忆的阅读和写作历史，特别是与她的生存处境和精神探索历程密切相关，其中的许多环节，也肯定与王安忆的外国文学视野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再来看看她对这一写作理想的表述方式。“不要某某”是一种否定式的表达，它只是排斥了某些东西，但对所“要”的理想是什么却没有正面说出来。这四个不要乍一看相当突兀和尖锐，因为它所否定的东西几乎都是别人所努力追求的;再体味以下，则又似乎不过是一种权宜和无奈的表述，它只在不要的东西面前表现得干脆利落;但如果完整地看待这一表述，并结合王安忆的写作与思考实践，其实它倒正是一种开放的、成熟的理想表述方式。它向多种可能性保持着开放姿态，又将自己的所有探索和努力置于通向这一理想的过程中。不要忘了，在这段著名的四点“不要”之前，她概括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历程，她说她的写作经历了自我倾诉的需要和创造的需要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她不承认小说的思想与物质的区分，她的情感都具有自然的形态;后一个阶段则要突破个人经验的限制而创造一个独立的存在物，因此她就特别强调小说的叙述方式和逻辑推动力，强调小说的物质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她写作中的思想与物质是分裂的、两歧的，或者说常常处于分裂的威胁之中。而“最高的境界，应当是思想与物质的再次一元化。就是说，故事降生，便只有一种叙述的方式。但在目前对我来说，这还只能是一种审美观念，我只可能叙述和描绘着一种观念。并且，我还只能从否定的一方去表述，就是说，我知道不要什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那么，我不禁要问，在王安忆提出并反复强调这一写作理想的时候，她的创作成果及其探索努力 又应该属于她所说的哪一阶段呢?这样的计较显得有点迂腐，它颇类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有多长这样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王安忆已经感受到并努力追求着这一“最高境界”，她意识到思想与物质相分裂的局限，但同时又坚守着各自的合理性，在新的和谐境界出现之前，决不肯轻易放弃其中的任何一种努力。因此，如果把王安忆的说法稍作改造，她的意思其实就是：凡否定性的东西，可以想明白了再做，而肯定性的东西，则只有做起来才能明白;说不清想不明白的就边想边做，既要不断探究和追问，同时又对理想的境界保持一种敬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四不”主张的革命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了。结合王安忆近十多年的创作探索，我们还可以分辨出其中的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对小说“物质性”的强调;一是对精神性的探索和追求。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两者之间有时各有侧重，但在总体上又努力寻求相互间的融合。她不要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代之以类型化、纪实性方式塑造人物，放弃了人物的独特性和戏剧性，追求概括力与普遍性，因此人物甚至可以没有具体的名字(比如《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而只是一种类型化的代表;与此同时，为了使对理想追求的表达不致过于虚幻而有所依托，她又不惜采用纪实性人物(比如《乌托邦诗篇》里的陈映真、《伤心太平洋》中的父亲等)。她不要材料太多，表明她开始摆脱类似欧洲自然主义写作的繁琐细节，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象征、隐喻提出批评(比如昆德拉的小说)，认为他们的材料太少太轻而不堪意义的重负，不得已才只能借助于阐释的拐杖 。她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开始放弃对人物语言的模仿性再现，努力追求小说叙述语言的整一性，以期完整地表达作者的精神追求，其实又在叙述语言层面上形成了王安忆式的语言，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众多的当代小说中一眼就分辨出她的作品来。她不要独特性，努力以客观性即群体性的经验和严密的逻辑推演来与现实相抗争，其实这种这种群体经验和逻辑推演的背后，又在在都有作者的眼光和精神的笼罩。总之，这四个不要，看起来都是一种决然的否定，而在王安忆的具体实践中，却总是各自显示了不同方向的张力。因此对于读者或者研究来说，有人从这些理论主张中明确感受到对“物质性”的强调，也有人则处处看出她的精神性追求 。这四个不要的特立独行的姿态，既针对她自身，也针对八、九十年代各种流行的文学思潮;它是超越了作家前两个写作阶段后的“物质”与精神二元的融合汇通，又是为通往“更高境界”所铺设的桥梁。而在这两个向度的探索努力中，我们都可以结合王安忆的外国文学视野进行考察，找到这一视野与她的小说观念和写作实践之间的往返回复的关联。 王安忆反复强调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物质性、逻辑性和技术性，强调艺术家就是一个工匠，他的工作都是做活儿。出于对中国文学传统和现状的不满 ，她认为中国文学不是缺乏经验，也不是缺乏情感和思想，而是思想缺乏质量，情感缺乏力度，原因是没有理性的有力控制和支撑，没有逻辑的步步推演，而“情感走向伟大其实是有着操作过程的”，中国传统讲求意境的艺术思维习惯，不过是一种趣味化的审美观念，它有着化险为夷的本能，再加上汉字多义和同义词众多，语义边界模糊，语法含混，这样，激情与理想往往成为分散的碎片，形不成大规模的整体结构 。因此她反复肯定福楼拜的“残酷”，托尔斯泰的“结实”，爱米莉•勃朗苔的“拼死力气”和“做加法”。她甚至还推崇侦探小说的严密推理。她对通常被视作通俗文学的英国侦探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做的专门研究，就是新近出版的《华丽家族》 一书。我一开始有意不提她早年阅读中对《月亮宝石》(威尔基•柯林斯)和《福尔摩斯探案集》(柯南道尔)的沉迷，其实这是王安忆阅读书目的另一条脉络。王安忆几乎读过克里斯蒂作品的全部中译，而且有的肯定不止读一遍。这可以看作她的特殊个人趣味，但当这种趣味被纳入她的整体艺术思考时，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地对待了。读克里斯蒂的作品，当然不会像那些欧洲经典作家那样给她带来思想和精神的震撼，她知道“探案小说肯定是造假的艺术，不必像现实主义小说那么认真地对自然负责，它的真实只在于叙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说要组织周密，不能露马脚”，因此她的“感受相当单纯，那就是‘享受’，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但是，王安忆特别钦佩克里斯蒂一种本事，即由一些简朴的理由生发出一连串令人目眩的谋杀案，“她就像编织毛线活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的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这些五光十色的谋杀案，就是克里斯蒂创造的“华丽家族”。王安忆尤其肯定她在叙述中所呈现的“精致与和谐的图案性”，她的“逻辑图案”底下的充沛的人性，她的“流丽的叙事线条”使普通的“人性焕发出绚烂的色彩”。在通常被视作“纯文学”作家的王安忆那里，通常被视作通俗文学的作品得到如此的宠爱和评价，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吧。 不过，就在王安忆带点夸张地强调物质性、操作性和技术性的同时，其实心里想着的一直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东西。她在许多场合一再地提及情感的力度、思想的质量和精神的崇高，她推崇雨果、罗曼•罗兰的思想力度，在肯定托尔斯泰的“结结实实”的叙述逻辑的同时，更注重其作品中的精神提升力量。她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呈现庸常之辈的卑琐和心计、展现平凡人群的日常生活，她严格遵循叙述的逻辑，不愿走入传奇性和戏剧性的狭隘当中，但同时又时时感觉到精神上的矛盾、困惑和不满足，所以她不满足于福楼拜对现实逻辑的过于丝丝入扣，佩服托尔斯泰能够从猥琐卑劣的人生叙述开始，结结实实地铺就一条通往崇高境界之路。她手上严格地遵循着批评现实主义，但脑子里却时时闪过雨果式的精神超越、罗曼•罗兰式的思想激情和托尔斯泰式的崇高，她渴望通过对中外传统的继承、生存体验的积聚和思想灵魂的冒险，探索着以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事“批判之后再能够建设起来” 的工程。其实，她在创作中或隐或显地贯穿着一个一贯精神主题，即不断地追问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到哪里去?从“雯雯系列”的倾诉，到《小鲍庄》的观照，从《叔叔的故事》的审视，到《长恨歌》的批判，再到《伤心太平洋》的寻根，都复如此。而《乌托邦诗篇》更是将自身的跨文化经历和体验直接作为叙述对象，不惜纪实性地塑造理想性的人物，以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在乌托邦理想的牵引下，展开精神传统的启示录式的叙事。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这种直接以精神或思想为叙述对象的作品中，她还是尽可能保持着对小说“物质性”的坚持。她一直坚持在写作中发现和表现思想的发生情景和逻辑过程，在《乌托邦诗篇》中虽然没有故事意义上的完整情节，但以五个与理想人物精神交往的具体场景，演绎着叙述着精神上的不断推进和提升过程。王安忆认为，文学中的思想不是像摘桃子那样摘来，然后振振有辞地演绎一遍，而是“需要的是一种理由，我想知道所有这些思想是怎么来的”，在这方面，罗曼•罗兰的克利斯朵夫是她的一个榜样，罗曼•罗兰通过“下苦力下死力”写出了一种自然力的精华，“它的光辉使它超越了真实，成为一个神话” 。同样，她在叙述方式上的不断探索，其实也始终围绕着意义的追寻展开，如《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这样的叙事变革，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叙述与精神的契合，从而使“叙事产生了内容”。这样，在王安忆的两种向度的追求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一种张力，她一直寻找着两者之间的统一和融会之路。在这个意义上，《纪实与虚构》虽然不算完美，但实在是这种统一性尝试可贵努力。 作者简介：宋炳辉，1964年生于江苏启东，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著有《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都市子夜的呼号：茅盾与上海》、《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追忆与冥想的诱惑》、《弱势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等，发表现当代文学论文80多篇。 ---------------------------------------------------------------- 程德培《面对“自己”的角逐》，《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这篇散文的题目就叫《吞书长大》，见《王安忆读书笔记》第6页，新星出版社，2007。 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一)：成长》，《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2期。 《心灵的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一)：成长》，《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2期。 见《残酷的写实——重读〈包法利夫人〉》，《王安忆读书笔记》125页，新星出版社，2006。 见《我做作家，是要获得虚构的权力——与台湾作家张灼祥对话》，《重建象牙塔》第17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二)：关节口》，未刊稿。 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一)：成长》，《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2期。 见《面对自己》，收入《王安忆自选集之四•漂泊的语言》，第440-441，作家出版社，1997。 前者题为《写作小说的理想》，刊《读书》1991年第3期;编入自选集时更名为《我的小说观》，见《王安忆自选集之四•漂泊的语言》第332页，作家出版社，1996。《自述》一文刊《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在这段文字之前，围绕“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又加上一倍以上篇幅的文字。 1996年和2003年前后，都是王安忆创作的丰收年份：主要作品有：《长恨歌》(1995)，《我爱比尔》、《姊妹们》(1996)，《文工团》、《蚌埠》(1997);《上种红菱下种藕》(2002)，《上海文学》(2002年第3期)和《小说界》(2002年第4期)各有两组共11个短篇，2003年又有长篇《桃之夭夭》和短篇《发廊情话》等作品问世。 见《事实与诠释》，《王安忆读书笔记》，第188-193页，新星出版社，2006。 参见李静《不冒险的旅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九十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王安忆的这种看似夸张的强调，有着自己的抱负，在一次谈话中她这样表述：“我的目的是做一种工作，培养出我们中国人以前不大有的一种思维习惯。也许这种习惯太远离世俗，对个人来说甚至根本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但是长远地看，还是大有用处的。也许这种工作要有几代人来努力，我们只是铺铺石子而已。中国缺少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一种成逻辑的思想，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哲学。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大都散乱不堪。写长篇需要一个井然有序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依靠逻辑来推动。”见《轻浮时代会有严肃的话题吗?》，引自《谈话的岁月》第152-1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参见王安忆《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我看长篇小说》、《我看短篇小说》及《小说的物质部分》等，均收入《王安忆自选集之四•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7。 见王安忆《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参见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三)：“看”》，未刊稿。 参见王安忆《心灵的世界》，第20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