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处身于一个王朝风华声教的背影之中，又面对另一群青年学子揭竿而起、振臂高呼的呐喊，晚清这个时代的过渡意义大于一切。“晚清民初”(或曰“清末民初”)，俨然是一折在无限乐观的线形时间督导下的“幕间戏”，虽无害有裨，却也不至于“功高盖主”，妨碍了“五四”这幕精彩正剧。 然而，百年之后重审晚清文学的历史，我们发现脱胎换骨的进化洪流中，自有另一路人马，借着千奇百怪的实验，开创出文学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以此将晚清与现代、与五四紧紧相联。他们自行其是的种种努力，虽然深染传统文学的色泽，却也无不与现代文学的符码若合符节。比如，“鸳鸯蝴蝶”的开山祖徐枕亚，写哀感顽艳的骈文小说《玉梨魂》，不仅耗费了世间泪，还萌发了现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心思(1);五虎将之一的包天笑，写小说《一缕麻》，痛陈盲婚，使得画界、报界、电影、戏剧轮番出动，父母见之落泪，纷纷要还子女婚姻自主(2)。“无心之举”，反收一鸣惊人之效。相形之下，倒是那些刻意再造中国的汲汲举动，竟落入了食言而肥的尴尬处境。梁启超力倡“小说新民、政治觉世”，引出的却是狭邪公案、武侠科幻的蓬勃并发，“政教中国”的渴慕最终无以为持。无怪乎有论者抱怨其虽新实旧(3)，摆荡在社会教义和自主创造之间(4)，犹豫不决，无法自裁。 由于本文较长，请点击这里下载PDF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