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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叙事”的转换、扬弃与消解——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围墙》、《单位》为中心 感谢作者特别提供稿件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文学进入了“当代”阶段，在通常的文学史分期中，“革命叙事”成为贯穿“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一条线索。“革命叙事”不仅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讲述，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讲述，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以及当代作家对“革命”认知的变化，“革命叙事”在“当代”的语境中并非以单一的方式递进，而是呈现了转换、扬弃与消解的复杂过程。可以说，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和把握不仅是我们在“后革命” 的语境中重新考察“革命叙事”的前提，也是我们考察当代文学转型的一个角度。考虑到“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某种内在联系以及“新时期文学”中1980年代初期与后期因文化转型而出现的差异，本文选择《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围墙》(1982)和《单位》(1988)这三个不同时期描述政府机关内部矛盾冲突的文本进行对照和分析，以此勾勒出“革命叙事”转换、扬弃与消解的轨迹，呈现这一变化的复杂过程。 在当代文学史的最初阶段，那些关于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历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那些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大公无私、以身作则、带头进行社会主义农工商业改造的故事，明白无误地承担着为这个新生政权确立和巩固合法性的功能。这些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革命叙事”不仅以它叙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塑造的高大完美的党员形象、张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激励着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普通民众，也为新的文学范式确立了基本的叙事成规和美学原则。“红色经典”随之成为十七年文学的主流话语并且获得了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 当十七年的“革命叙事”完成了关于夺取政权的叙述，完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叙述之后，这个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并没有终结。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不断地阐释，政权的纯洁性同样需要不断地重申。其实，早在1930年代后期，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就已经开始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自觉地建构党的意识形态，并对滋生其中的异质思想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改造。1942年延安展开规模浩大的整风运动，针对的就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连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阐述了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革命工作的危害。1949年3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全体党员要避免滋长“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然而，尽管如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党内不良作风仍然出现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令众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难以释怀。随着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以捍卫新生政权的纯洁性为主旨的短篇小说大量出现了。或许正是因为这类文本在叙事规范上偏离了“红色经典”的叙事成规，使经典的“革命叙事”发生了转化，文本提出的问题虽然始终不曾被政党忽视，文本本身在当时却无法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接受。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有限地容许甚至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鼓励了“革命叙事”的变化，另一方面却因其最终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甚至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是处于这一夹缝中的文本。 1956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经过主编秦兆阳的多处修改后，刊登在《人民文学》的9月号上。当时秦兆阳正在倡导所谓“侦察兵式的特写”，希望文学作品能充分发挥其针砭时弊的功能，所以他要求刊发的作品能在这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以此树立或巩固这种批判的文风。经过他的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果然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从叙事特征上来看，这篇小说极大地偏离了“红色经典”所确立的叙事成规，故事虽然发生在组织部这个共产党培养和管理干部的核心机构中，但组织部里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并不是“红色经典”所确立起来的那种坚毅、沉稳、果断、公正、忘我工作的高大形象，相反他们手中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却唯命是从、不思进取、明哲保身、官僚教条。比如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有压力时处理工作雷厉风行，没压力时本着凡是“就那么回事”的消极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党建组组长韩常新工作只重形式，脱离实际，最拿手的就是能轻易地将存在着缺点和问题的实际情况涂抹成一篇成绩卓著的工作总结。青年人林震来到组织部，发现了这个党的领导机关存在许多问题和缺点，但事情并没有像“红色经典”那样向着改善和胜利的方向发展，刘世吾和韩常新的工作做派并没有最终发生改变，而且韩常新还被提拔为组织部副部长，林震意识到“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并不容易。 不过，官僚主义并不是组织部工作的常态，仅仅是个别党员干部世故、圆滑和惰性的表现，只要他们愿意，主管领导还是能够改变局面的，而且整个机关的主旋律也是积极向上的。“林震参加的组织部一次部务会议也很有意思，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这时，皱着眉思索了好久的刘世吾提出了一个方案，马上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很多人发表了使林震惊佩的精彩意见。”“某些时候，譬如说夜里，各屋亮着灯：第一会议室，出席座谈会的胖胖的工商业者愉快地狱统战部长交换意见;第二会议室，各单位的学习辅导员们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争得面红耳赤;组织部坐着等待入党谈话的激动的年轻人，而市委的某个严厉的书籍出现在书记办公室，找区委正副书记汇报贯彻工资改革的情况……这时，人声嘈杂，人影交错，电话铃声断断续续，林震仿佛从中听到了本区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而区委会这座不新的、平凡的院落，也变得辉煌壮观起来”。 除此之外，小说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深夜仍在办公的区委书记等着和林震谈话，预示着组织部的工作作风会有转变。但是对“红色经典”的叙事成规的转换还是令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遭到了批评。 从1956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1982年陆文夫的中篇小说《围墙》问世，在这近三十年的时代变迁中，“革命”经由“文革”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而“改革”成为这一转变的原动力。王蒙当年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到了1980年代初期已经具备了正当性。被归入了“改革文学”的旗下的《围墙》正因其揭示了臃肿机构中的种种恶习，从某种意义承接了五十年代中期“革命叙事”的批判精神。 《围墙》的故事很简单，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了，所里的“现代派”、“古典派”和反对任何改革的“取消主义派”围绕修建什么样的围墙展开了漫长的争论，三方相持不下没有结论。长着娃娃脸行事干练的马而立借着自己平时积累下来的人缘交情，在修建站站长、技术员的帮助下，利用周末加班加点，两天建好了新围墙。然而快速修建起来的围墙并没有得到领导的赞赏，反而再一次成为他“不稳重”、“办事不牢靠”的例证，三派也纷纷指责新围墙在设计上的缺陷。可是半年后，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与会的外地专家对新围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过他们的高度赞扬却成为单位领导，各执己见的三派设计师邀功请赏的资本。 如果说官僚主义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仅仅是个别干部的不良作风，只要他们愿意，这种作风可以马上得到纠正，那么到了《围墙》中的建筑设计所，这种风气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内化为一种机制。吴所长秉承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领导艺术，抛出问题，引起争论，然后调和折中，以达到“大智若愚，持重稳妥”的领导效果，“他是过来人，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活泼鲜跳的，心理搁着一件事，就像身上爬了个虱子，痒痒得难受，恨不得马上就脱光膀子。其实大可不必，心急吃不下热粥，你不让虱子叮，就得被蛇咬，脱光了膀子是会伤风的，这是经验!” 设计师们先是两派之间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然后再跳出来一派和稀泥打圆场，争论的场面倒是热火朝天，专业技术性极强，只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互相扯皮、推卸责任、明哲保身成为体制的常态。 《围墙》从其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的确回到了十七年时期，这也符合当时对文学的期许，但是它并没有触及到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精神平面化问题，弥补这个缺失的是1988年刘震云创作的《单位》。《单位》否定“生活”背后的宏大意义，“注重对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 ，它对日常生活流的记述，对“意义”的深度模式的消解，对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的关注，以及对人性中精神性因素的消除和对人生凡俗性的展示都使之成为“新写实小说”的典范之作。 《单位》完全消解了革命叙事对党政机关内部不良作风的批判立场，转而津津乐道某部某局某处的工作人员为入党，为升职绞尽脑汁，殚精竭虑的小动作。毕竟，衣食住行、工资待遇甚至自我感觉都只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获到改善。副处长可以有两居室，副局长不仅有五居室还配专车，而且，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哪怕是个党小组组长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入党积极分子们都得赔尽小心。如果一对小夫妻已经为人父母，还要跟别人共享一套单元房，为了给孩子订牛奶，全家人吃顿肉都要精打细算;如果工作了大半辈子，还是一家四代九口人挤在十五平米的单间里，那么为了改善生存环境而巴结领导，搞些小动作，就不仅是自然的，甚至是合理的。 《单位》里的年轻人小林也早已褪去了所谓理想主义的激情。他每天早早地到办公室扫地打水擦桌子，却并不是《围墙》中的马而立只是想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而是表现给处领导和党小组长看的，目的还是为了有机会入党提干进而改善生计。刘震云在创作了《单位》、《一地鸡毛》等中篇之后坦言：“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服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解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调进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种困难都比上刀山下火海还令人发怵。……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 “单位”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是“革命叙事”中重要的空间构成。组织部是单位，建筑设计所是单位，某部某局某处也是单位，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也纷纷反映这些单位里。作为革命的实体，“单位”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构成了“革命”与“单位”，“革命”与“个人”的新关系，毕竟，在市场经济尚未推进之前，离开“单位”是不能讨论“个人”的。 “组织部”是政党建设的核心部门，是培养和管理党员干部的职能机构，组织部庄严的大楼赋予人们的是党员的崇高感和使命感。尽管它并不完美，或者如赵惠文的形容，“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 ，但是它仍然是革命的象征，指向光明美好的生活前景，这正是五十年代的精神气象。“建筑设计所”虽然只是个科研机构，讨论的也只是单位围墙的修缮工作，但官僚作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并非科研机构所独有。事实上明哲保身，处处和稀泥的领导和互相扯皮、推卸责任的工作人员正是1980年代提出改革官僚体制和不断开展整党整风运动的理由之一。但在此时，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对“革命”、“理想”、“政治”和“权力”的认识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革命与“单位”的同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了。一方面，因为蒙上极“左”政治等方面的阴影，“单位”作为革命象征物其崇高感已经减退，另一方面，改革的契机以及计划经济时的独特地位又让人们对“单位”怀有热情和信心。陆文夫和王蒙一样都是“重放的鲜花”，他选择了建筑设计所而不是组织部进行描摹，不仅是因为经历的差异，更是因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展开，“科研机构”作为一种“单位”更具有了那个时期的特殊性。到了1980年代末，与“单位”密切相关的国家前途和政党威信等宏大命题在政治论述中虽未消失，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中却被生存困境置换了，“单位”作为“革命”的空间已经被部分拆解而且融入了更多的世俗性因素。如果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提出了问题，陆文夫《围墙》提出了改革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那么在经历了一些年的改革之后，“单位”并未出现如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气象。于是，我们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看到了一个批文的命运：“小林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机关那一套还不熟悉?这事情说好办就好办，明天他给女小彭说一句话，女小彭抹口红的功夫，这批件旧丛她手里出去了;说不好办也不好办，如果陌生人公事公办去找女小彭，如果女小彭正在做气功你打扰了她，或者因为别的事她正心情不好，这批件就难说了;她会给你找出批件的好多毛病，找出国家的种种规定，不能审批的原因，最后还弄得你口服心服，以为是批件本身有毛病而不是别的什么其它原因，瘸老头说的这批件，就看小林帮忙不帮忙，如果帮忙，明天就可以批;如果不帮忙，这批件就仍然得压一些日子”，但小林还是决定帮忙，并且收了一个微波炉，还在“什么假公济私，人家几千几万地倒腾，不照样做着大官!一个微波炉算什么”中获得了心理平衡。 类似的状况散布在不同“单位”之中，“单位”因此成为当今社会的“病灶”之一。 这三部小说中，青年人都构成了与单位中不良风气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的转换因此值得我们认真考量。林震怀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激情，渴望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对“不合理”的事情不妥协、不退让、斗争到底，所以他动员麻袋厂的工人向党报反应问题，也敢于在区委常委会上大胆地批评他的领导，他把自己看作革命的一分子，革命事业是他个人生活的全部。马而立身上已经没有了林震的勇气和魄力，也没有林震那样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信念，单位里的不良作风与他完全无关，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他不发问不抱怨，更没想过对上级推拉扯皮的工作态度提出批评，甚至也不会为自己说句公道话。他的形象好似一颗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装，只是他缺乏对革命事业的主人翁精神。和林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林，他不仅没有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斗争精神，反而彻底认同了谨小慎微、巴结领导的机关做派。五一放假他坐着地铁给女老乔送礼，领导搬家他会留在最后洗厕所，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为革命也不为信仰，只为提干了进而改善生活条件。当党员的身份成为晋升的必需时，伟大的革命对个人来说只可能是书里写的歌里唱的一个虚幻的存在，而不是可知可感的现实。如此看来，“革命叙事”的变化，反映出的正是当代中国制度与精神的双重困境。 尽管我们一直试图寻找和建立当代文学自身演进的历史，但始终无法将“当代文学”从“当代”中剥离出来。这或许是当代文学的宿命。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围墙》和《单位》，我们看到了“革命叙事”的转换、扬弃和消解，也看到了青年人理想主义激情的高扬、衰退和终结，这是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同步反映，也是作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对时代、社会生活和个人精神状况的思考和读解。 19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热火朝天地展开，青年人被信仰和理想激励着，被欣欣向荣的伟大事业激励着，为了维护他们心目中光明的政权光明的党，他们坚定无畏地与不良风气作斗争，“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 ，他们相信通过斗争一定能够获得理想中光明社会的实现。然而，一个单纯的社会往往是缺少包容的，王蒙虽然善意，但难脱厄运。19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世故与理想主义的衰退多少与此时理想主义的挫折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革命叙事”的转化就不仅局限在叙事成规的偏移上。 1980年代初期是所谓“万物回春”、“百废待兴”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在舔舐伤痕，反思过往之后重新整装待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小到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亟待改革。陆文夫的《围墙》揭示了单位里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了社会改革的迫在眉睫，他说“我造墙的目的在于拆墙;造一堵有形的墙，拆一堵无形的墙，即拆掉那些紧紧困住我们的陈规陋习和那奥秘无穷的推拉扯皮。若干年来，我觉得到处都会碰上这堵无形的墙，弄得人一筹莫展，啼笑皆非。” 即使当年经历了与王蒙一样的厄运，陆文夫仍然怀抱着他们那一代人在1950年代的理想主义。《围墙》与当时许多被称为“改革文学”的作品一样获得高度评价皆源于其反映社会问题的主题，此时以改革为主题的“革命叙事”不仅继承了1950年代文学对社会问题的热情关注，也延续了其理想主义精神，毕竟，改革重新赋予了理想主义以生存的土壤。 “围墙”之所以有象征意义，是与整个社会的某种秩序有关，但有无“围墙”很快变得不重要了。198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引下，中国社会向着市场化、商品化迈进，社会财富逐渐增长，社会的开放程度文明程度也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经济腾飞所带来的副产品也是改革者们始料未及的。正如雅诺什•科尔奈在分析经典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时说：“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观念在改革阶段还是被完整地保存着，其他思想领域则经历了反复无常的修正。变化主要发生在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功能的看法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试图树立起一种英雄式的牺牲精神。但在进行时，意识形态已将英雄观念替换成了享乐主义观念。执行纪律的观念开始淡化，转而提倡要为人民提供物质刺激” 。如果说，王蒙在写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意识形态远还没有表现出无序和复杂，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没有出现激烈的冲突;陆文夫在写作《围墙》时，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尊重和强化了世俗性，但它还没有构成对严重的精神危机;那么到了《单位》和《一地鸡毛》的写作年代，“革命”被重新理解了，体制和精神的双重危机已经裸露无疑。当改革开放极大地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激进主义被物质的消费主义所取代，革命的理想主义被世俗的享乐主义所替代，革命事业的困境被个人生存的困境所置换，“革命叙事”的消解便成为无法避免的结局。 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两个向度上维护着革命政权及其自身的纯洁性。其一是对诸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作作风的批判，其二是对物质追求的高度警惕。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叙事对这两者都有涉及，既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这类对官僚主义等党内不良作风进行批评的短篇小说和特写，又有《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千万不要忘记》这样直接对贪恋安逸，追求物质享乐的生活方式提出尖锐批判的剧本。它们构成了“红色经典”转化为捍卫革命政权纯洁性的“革命叙事”的核心内容。在经历了彻底取缔物质生活描述的“文革文学”之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总体构想使物质生活的合法化成为可能，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得到了文学作品的适度描述和渲染。1979年王蒙的《夜的眼》就清晰地传达出这一点，“民主和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久的物质饥渴，中国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向着小康社会疾行，反映社会改革浪潮的“改革文学”或细述锐意改革者的艰辛，或嘲讽顽固守旧、拖沓扯皮的思想和作风，它们继承了“革命叙事”中对党内不良作风的批判内容，同时却舍弃了其中对物质诱惑的警惕和恐惧。这构成了“革命叙事”延续至“改革文学”时的重要变化。 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终于使“羊腿”/物质与“民主”/对政党政权纯洁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凸现出来。面对经济大潮裹挟而来的对速度、效率、利润的追逐，对消费、享乐、私欲的沉迷和对理想、信仰的遗忘，重建精神信仰、警惕物质诱惑重新被官方意识形态着重宣导。曾经被现代化话语所修正的革命话语再一次成为救世良方，那些“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共产党员一再地被树立为全民学习的榜样，但经济发展对人们物质欲望的刺激远比历史意义日渐暧昧的革命/英雄更有说服力。对消费主义的迷恋，对理想主义的放逐以及对革命的告别甚至否认使中国社会进入了阿里夫•德里克所说的“后革命”时代。文学随之也被世俗化了，它放弃了对崇高、神圣、责任感、道德感的追求，转而迎合现实生活的琐碎、庸常和卑弱。《单位》因此完成了对“革命叙事”的消解。 不断变化的语境使作家的世界观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到了1990年代，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也分道扬镳了，曾经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在《布礼》中表现出革命者顽强信念的王蒙以《躲避崇高》为名，肯定了当时颇受争议的王朔式的“玩文学”。他说：“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西方的什么‘派’什么‘一代’有关，但我宁愿认为这是非常中国非常当代的现象。曲折的过程带来了曲折的文学方式与某种精明的消解与厌倦，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它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和光同尘。大贤隐于朝，小贤隐于山野;他呢，不大不小，隐于‘市’。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 1990年代以后，“革命”依然被讲述，但是它与消费主义存在着互相利用互相借重的暧昧关系因而呈现出另外一种态势。 中国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想象的空间。中国社会从“革命”到“后革命”时代的转变是我们讨论当代文学无法忽略的背景和语境，因为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的审美趣味和表达形式的改变等诸多问题都牵涉于此。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围墙》、《单位》所描绘的革命叙事转换、扬弃和消解的轨迹也仅仅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解读当代文学转型的一次尝试。 ———————————————————— 本文注释 *本文系中山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德里克在对后殖民知识分子进行批评时使用了“后革命”概念，在谈到后殖民、后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全球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中的发展主义假定，而后殖民主义与全球主义不一样，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为当前权力结构做辩解，倒不如说它是对这种结构的妥协……我曾提议，把现在的形势描绘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贴切，因为作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选择革命，更倾向于去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72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8页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见《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北京出版社，1981，第51页。(该版本的采用王蒙投稿时的题目《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陆文夫：《围墙》，见《陆文夫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第82-83页。 《钟山》，1989年第3期，卷首语。 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一地鸡毛〉创作谈》，中篇小说选刊，1991，2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见《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第61页。 刘震云：《一地鸡毛》，见《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刘震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254，256页。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见《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第74页。 陆文夫：《砌墙与拆墙——关于〈围墙〉的创作》，《陆文夫文集》(五)，古呈轩出版社，2006。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393页(这个页码有问题，我要去查查) 王蒙：《夜的眼》，见《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第130页。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