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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引论(中) [美]刘剑梅著 郭冰茹译 本文由作者独家提供本站发布，如欲转载，请标明作者和出处 延续与中断 1927年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从长远来看更为政治化的倾向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结合。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加剧了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学的偏爱，这种偏爱使得那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左翼出版物。如果文学期刊《新青年》代表了五四运动所制造的文化空间，那么1928年由留日进步青年冯乃超(1901-1983)、朱镜我(1901-1941)、彭康(1901-1968)以及李初梨(1900-1994)创办的左翼期刊《文化批判》则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同化。在晚清和民国初期，文坛中曾有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但直到1928年马克思主义才产生了迅猛的影响。依照左翼批评家成仿吾(1897-1984)的说法，《文化批判》的创刊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替代五四文学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和左翼文学的关系暗示了革命和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革命文学的目标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不惜将五四文学贬低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表，但与此同时，它又依赖五四文学所宣扬的现代性理念中的革新和进步等概念，借以取得它在中国文坛中的合法性地位。因此，“革命文学”既是对五四文学的否定也是对其的延续。 “阶级”这一概念，好像是超民族的，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好像是没有国界的，然而这一概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神话已经由解放被压迫者的渴望所替代了。相反，由于民族处于危机之中，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用“阶级”这一概念来抵抗帝国资本主义，这里依旧包含了对民族—国家神话的认同。以往的研究者经常把“阶级”和“民族”看成是两个相互竞争与相互对立的概念。与这种看法相反，杜赞奇则认为“阶级作为一种比喻建构了一种特殊的强有力的关于国家的表述” 。的确，将“放之四海”的马克思主义放在中国语境中，中国左派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可同时还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中国的左翼作家对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非常感兴趣，他们不仅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跨国帝国主义对被压迫者的剥削，而且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个人与自我的立场。爱情在革命文学中不仅如同五四叙述那样，是现代性的标志，而且也是对个体和民族的乌托邦理想的标志。 冯乃超于1928年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短篇小说《傀儡美人》，是一篇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小说，因为它标志着“阶级”的概念已经完全渗透到对性别的表述中了。基于鲁迅《故事新编》的文学类型，冯乃超重新设计了著名的红颜祸水褒姒的传统形象。依据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描述，她惊人的美丽和魅力最终毁灭了周王朝。与传统的红颜祸水的观念相对立，冯乃超把受祖国和敌国双重剥削的褒姒描写成受压迫者的典型代表，极力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于是，性别关系和妇女问题被打上了革命文学中的阶级关系的印记。 然而，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文学的早期，虽然阶级意识已经完全控制了对革命与爱情、性、性别相结合的表述，但它们仍然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充满诱惑力的女革命者形象，有着放荡的身体加上革命的精神，这成为左翼意识形态最普遍的表述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性解放也象征着革命本身，它也是一种革命，与集体的革命激情并不矛盾。例如，在左翼作家洪灵菲(1901-1933)的小说《前线》(1930)中，年轻的革命者霍之远当女朋友答应了他的求爱之后，在他们的合影后面这样题着：“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二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 上述对革命和爱情和谐关系的表述，可以说是1930年左右早期革命文学中最流行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探索了彷徨的个体与自我，尤其是城市知识分子的自我，探索个人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的动荡社会中的位置。像洪灵菲这样的一位左翼作家，革命——集体的乌托邦目标——是个人的，因为只有通过集体的奋斗，个人的幸福才能得以实现，才能有所保障。虽然其他的左翼作家，比如蒋光慈(1901-1931)，喜欢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与集体革命运动的冲突，他们仍然将二者看成是互相可以置换的，互相等同的，因为二者皆产生于相同的力比多资源。用蒋光慈自己的话说：“浪漫?我自己是浪漫的，所有的革命者是浪漫的，没有浪漫，谁会参加革命?……理想主义、激情、不满现状以及渴望创造新事物——这就是你拥有的浪漫精神。一个浪漫主义者就是拥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人” 尽管“革命加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充满了政治的意味，李欧梵还是认为蒋光慈和他的同伴们是秉承五四文化遗产中的主体精神的“浪漫的一代” 。与将个人情爱和主体性压抑或者升华为集体力量的毛泽东时代相反，蒋光慈的时代高度赞颂个人自由和革命激情。郁达夫也曾经指出，“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到回白斯底儿的囚狱。” 郁达夫所强调的“小激情”，让我们想起马尔库塞非压抑条件的观点，在这一观点中，“性活动倾向于‘变成’爱欲——也就是说，在持续的延展关系(包括工作关系)中自我升华，而这种自我升华能够加剧和扩大本能的满足感” 。从“小我”升华到“大我”，从“私人的爱”升华到“集体的爱”，这都让个体得到一种本能的满足感。所以，这个所谓的“小激情”，成功地将爱情和革命、性活动和爱欲(性活动自身的延展扩充)连接起来，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创造社突然从个人情感的描述急剧转向集体革命激情的描述，而这样的一个突然转向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个人情爱与革命激情的和谐关系中也存在着分裂的人格，或者确切地说，在狂热地追求这一创作潮流的作家中存在着分裂的现代意识。那些左翼作家，被建立富强中国的乌托邦理想所驱使，不仅在小说中也在现实中热情地拥抱革命和爱情，但是却很快就感到沮丧与彷徨，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理想与现实、自我和民族、进步和传统、阳刚的革命精神与阴柔的感伤主义的两难困境中。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对“革命加恋爱”这种写作模式非常着迷，是因为这一模式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场所，让他们徘徊在这些困境与矛盾中，让他们的痛苦经验得以具体地表现。虽然他们显得相当浪漫，并且充满了激情，但他们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的——典型的现代精神状态，源于他们对个人幸福和国家理想的痛苦的追求。 在对左翼文学运动颇具洞察力的研究中，夏济安(T.A.Hsia)指出鲁迅时常体验到“他的个人生活与中国的现代生活互相矛盾，希望与绝望互相冲突”，总是体验到“阴影般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存在被光明与黑暗同时威胁着。”不过，他认为鲁迅不是唯一的一位有这种感受的现代作家 ;其他左翼作家比如瞿秋白(1899-1935)和蒋光慈也都拥有“双重人格”，他们既是情感丰富的人也是共产党人。“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写作公式，如同本书所试图证明的那样，是一个强调双重人格的特殊的文学类型,以此来挑战把现代意识看成是一个象征性的整体的传统观点。虽然那些左翼作家带着明确的目标来憧憬与追求进步、自由和乌托邦社会，他们同时也忍受着一种如同精神分裂般的症状，在这一症状中，他们作为一个个体对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感到巨大的困惑。通过制造和复制这一模式，个人不安的体验，他或她的痛苦的挣扎与备受折磨的焦虑感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性书写，而只有通过这种重复，焦虑感才能得以释放。 王德威在他的著作《历史的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和小说》中对茅盾(1896-1981)、蒋光慈、白薇(1894-1987)的生活经历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察与研究，为我们勾勒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引人深思的画面。他说“这些作家不仅仅是写，而且也是亲身演绎现代中国的虚构的现实主义” 。的确，“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决不仅仅是存在于文本现实中的文学结构;它也跟冷酷的真实的现实紧密联系，在这个现实中，像丁玲的第一个丈夫胡也频(1903-1931)这样的进步青年就因为追求他们的完美理想而惨遭杀害。无论是生活模仿艺术，还是艺术模仿生活，爱情和幸福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革命的标志;他们其实是革命的目的。也就是说，革命文学早期的作家常常把革命个人化或者把浪漫的和性的冒险革命化，因为这些全都基于乌托邦愿望。正因为此，他们能够接受苦难的考验，能够沉迷于疯狂的革命激情，同时也深深地感到焦虑。尤其是当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和谐关系受到现实的干扰与束缚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显示出作为现代人所拥有的双重的分裂人格。 左翼作家的个人经历让人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例如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在三十年代主动投身左翼文学运动的瞿秋白，与丁玲的好友王剑虹恋爱，但最终却因为革命而离开她。据瞿秋白对丁玲的忏悔，王剑虹死于被他传染的肺结核，他在临死之前还非常怀念王剑虹，一直感到负疚，因为当时他由于政治信仰而不得不背叛真实的内心 。在《多余的话》中，他重复强调自己投身政治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甚至使他的党内的朋友无法理解 。瞿秋白性格中无法调和的双重性生动地出现在丁玲的小说《韦护》(1930)中，这一小说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典型例证。 另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茅盾(1896-1981)，曾经和瞿秋白一起痛切地批评“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但他自己的小说却惹人注目地使革命与浪漫故事发生碰撞。在他的个人生活中，经过一段艰苦的家庭斗争之后，他还是无奈地选择了家庭包办婚姻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浪漫的革命情人秦德君。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新女性，秦德君令人眩目的性历险和政治兴趣给予他丰富的创作灵感，激发他写成了长篇小说《虹》(1930)。茅盾在传统婚姻与性解放之间的动摇，以及他在1927年这个特定时期的犹豫，暴露了一个现代男人分裂的双重人格，这一分裂也时时隐藏在他所写的与“革命加恋爱”的主题相关的小说中，这些小说刚出现时引起了许多争议。 “革命加恋爱”这一模式的始作俑者是蒋光慈，他也为爱情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自己。虽然他在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却因为迷恋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被中共除名。他的恋人宋若瑜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但他仍然娶了她，于是恋人传染给他的肺结核终于使他最终为浪漫激情而献身 。他和中共之间颇为曲折的“爱情故事”成了他自己以及他笔下主人公的浪漫精神的反讽。《冲出云围的月亮》(1930)中就描写了一位女英雄王曼英，她浪漫地把自己已经患有性病的身体当作武器与资产阶级战斗。可是蒋光慈自己在现实中想浪漫却总是受到集体主义精神的约束，最后他也不得不在浪漫精神与残酷的现实中徘徊。 左翼女作家有关革命与爱情的个人经历也同样的惊心动魄，她们的经历非常有趣地与男作家的相关经历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石评梅(1902-1928)是以她与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的爱情故事而闻名的女作家，她一直都拒绝接受他的爱，但是在他为革命和爱情献身后，她又悲痛不已，最终郁郁而亡。她对死亡的眷恋编织成了一个古怪而令人困惑的浪漫故事，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浪漫故事似乎与革命文学的宣传目的是相矛盾的。在庐隐(1898-1928)的《象牙戒指》中，石评梅对感伤主义和死亡近乎病态式的眷恋，以及她对乌托邦式的女性情谊的依恋和歌咏，成为男性建构的革命与爱情世界中的不和谐音，而这些不和谐音在石评梅自己的创作中也有体现。 1930年，当丁玲的第一任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处决后，丁玲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转变，她从一位描写现代女性的主体性和性意识的女性作家转变成了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左翼作家。当丁玲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她突然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并在1933年至1936年间被软禁。在被软禁期间，虽然她知道她的第二任丈夫，同是共产党员的冯达已经叛变革命，她仍然妥协，与他同居并怀孕。她解释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和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 。毫无疑问，丁玲经历了革命与爱情之间最为尴尬的困境，她对叛变丈夫的暧昧态度在延安时期以及文革期间被她的同志们所批判。她性格中的两面——一位有人性的女人和一位献身共产主义的党员——在她的杂文《三八节有感》(1942)和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中被强烈地表达出来，这两篇作品都极其关注延安时期的女性命运的问题。 另一个左翼女作家白薇的作品《打出幽灵塔》(1928)和《炸弹与征鸟》(1929)都强调革命运动中的女性问题。白薇本人与诗人杨骚同是进步的左翼作家，这对恋人有着失败的爱情经历。他们之间痛苦的爱情带给白薇无法医治的淋病，使得白薇无法参加革命。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1936)中，白薇细致地回忆她如何被病重的身体所囚禁，如何被排斥在革命和爱情之外，如何感到深深的绝望，而这一性病恰恰是现代爱情与性革命的产物，是追求个人的浪漫与幸福所付出的可怕的代价。 。自传小说中的白薇是歇斯底里的，而她的写作语言也常常是歇斯底里的：她被进步的历史潮流与逐渐残败的身体之间的矛盾所激怒。带着一身的病痛，她痛切地表达出她对激发革命与恋爱模式的乌托邦愿望的怀疑态度。 简要地回顾这些左翼作家的爱情生活，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他们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作为进步和革命的代表，他们亲身演绎自己的理想主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仿佛都很勉强地牺牲自我而认同集体主义。于是，他们有关“革命加恋爱”的文学实践中充满了矛盾和困境：他们猛烈地批判五四文学中流行的消极的感伤主义和个人主义，但他们自己的写作又不能逃脱小资情调;他们严肃地批判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但他们著作的销售却很大程度地依赖消费文化;他们对性大胆的描述，把性解放和革命的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这一描述中又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资产阶级颓废的元素。这些矛盾显示革命与爱情之间的互惠关系 (mutual enrichment)或者互通与互补关系其实并不简单;这种不简单不仅仅造成了这些作家分裂的“双重性格”，而且暗示了1930年前后革命文学中存在着复杂和多元的历史认同。所以，对这种矛盾与困境不厌其烦的重述，实际上是对整体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一种抵制与反抗的方式。 如果在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阶段，左翼作家从不同角度来描述私人情感、性和爱情，他们和新一代的作家到了延安时期和共和国最初十七年则改变了态度，对这些描述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也就是说，革命与爱情的紧张关系开始了：作家们不得不在毛泽东著名的延安讲话的压力下小心翼翼地处理对这一主题的描述。事实上，毛泽东鼓励革命的浪漫主义，因为乐观的浪漫精神能够将个人的性行为加以调整，乃至升华为政治文化的更高目标。然而，毛泽东坚决地否定个人主义和主体性，给它们加上了负面的定义，因为个人的私人情感和私人空间对稳固而纯粹的革命理念是有威胁的。所以，学者们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采取两种描述方式：个人情感、性别、性行为被政党话语如阶级、民族、国家所压抑;或者，另一种说法是，政治被性本能所驱使和牵引。孟悦对《白毛女》(1942)和《青春之歌》(1958)的解读显示出，在这一历史阶段，阶级胜利的神话与女性解放的神话紧紧结合，而有关私人的性生活问题、妇女的个性特征、女性气质的叙述纷纷被国家的政治话语所压抑、限制和取缔 。另一方面，王斑对在杨沫(1914-1995)小说基础上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的解读，借用马尔库塞有关“非压抑升华”(nonrepressive sublimation)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被性本能所驱动的革命话语会对普通观众产生巨大的煽情作用 。除了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对于性和政治的解释，我在本书中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也就是，个人的性意识与更广泛的政治中的性暗示有时会重合，会达到暂时的一致性，在这种时候，作家对个人情感的模棱两可的处理会导致“模糊的多重性”(ambiguous pluralization)的结果 。这个观点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现代分裂人的一面，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够达到自我实现与自我满足的目的，一方面又希望有一个稳定的集体环境来支持他们实现这一目的，于是只好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痛苦地摇摆与徘徊。从这一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私人空间与私人情感都被国家的政治话语所压抑，也并非所有的个人激情和小资产阶级情感都被升华为政治热情和集体的力比多满足;许多中国作家在延安时期以及第一个十七年期间仍然在个人爱情与民族革命之间彷徨与挣扎。也就是说，分裂的现代意识从未完全被威力无比的毛话语所消除;相反的，它持久地存在于对“革命加恋爱”这一文学模式的重复中。例如，建国初的第一个十七年期间，萧也牧(1918-1970)、路翎(1923-1994)、王蒙(1934-)、欧阳山(1908-2001)、宗璞(1928-)以及很多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创造了复杂的个人空间，并借助这些空间暂时地避开了铁板一块的政治权力的控制。 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私人情感、性和个人爱情则逐渐成了文学表现的禁区，这些被共产党认为是有害的毁灭性的因素被逐渐驱逐出文学作品。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作者描述了女英雄林道静和她的同志江华之间的两性关系，虽然隐含在“革命同志”和“革命友谊”的名义下，可是还是充满了暧昧的含义。这种对性和个人爱情的描述策略在浩然(1932-)的《金光大道》(1972)和著名的八个样板戏中就完全消失了，或者被严格地监控与限制了。在这些作品中，妻子(或者丈夫)的形象是缺席的，就像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一样，被完全驱逐出舞台，因为这一形象象征着私人空间、日常生活、情感和性关系。作为被压抑者的象征符号，女性的身体需要被纯洁化，不能与性有任何关联，因此喜儿被强奸的身体在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被删除掉了 。甚至连电影《红色娘子军》中虽然不明确但仍然看得到的吴清华与党代表之间同志式的爱情，也被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芭蕾舞剧的审查中删除。异性间的爱情变得不能言说、不健康，不恰当。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对集体革命和个人爱情的主题重述被中断了，因为“个人意识不再是特别的，而是广义的社会化和规范化的，是同质性的公有社会的局部标志” 。爱情、性和生命的本能冲动被引导向或者转化成更高程度的力比多满足。用马尔库塞的话，就是“生理驱动变为文化驱动” 。也就是说，“爱欲的文化建构力量是非压抑性的升华;性意识既没有被偏离也没有被阻碍地实现其目标;而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超越自身而达到另一个层次，寻求更高的满足” 。对毛泽东的宗教般的膜拜，对革命英雄的夸张处理，以及文革的疯狂都来源于这种被泛化的性本能和性刺激，然而对于个体意识而言，这绝对是灾难性的。共产革命在创建早期许诺个人的自我满足、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但在革命进程中却似乎丢失了这个最原初的目标。压抑限制个人情感和性意识与毛话语的民族建构神话相关，其目标是“清洗或者剥夺国家中不受欢迎的阶级，努力用理想的无产阶级形象来建构国家” 。毛话语始终带有的迫切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它所构制的民族—国家神话并没有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任何的空间，让他们能够继续徘徊在其分裂的现代意识中。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个人的爱情被重新发现，并且成为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中最普遍的主题。肩负着反思文革的社会责任，“伤痕文学”将爱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即使简要地看看伤痕文学的标题，比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被忘记的》，张抗抗《爱的权利》和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就可以发现这一历史时期的作家们对这一禁忌主题相当着迷。包含着一种政治无意识，这些作家笔下的爱情成为人道主义的旗帜，成为救世的良方，成为寻找丢失了的“自我”的渠道。然而，虽然这些作家用“爱”来批判毛话语，来谴责文革，他们仍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革命话语或者马克思主义多年来对他们的“洗脑”。他们甚至通过表现个人的爱情生活而试图将革命话语变得更加人性化。在运用文学公式——“文学的产生=X(指任何题目)+创伤+爱情” 的小说家中，张洁(1937-)把女性问题放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来质疑已经被接受的妇女解放的观念。 她的女性主体声音，显示出明确地对性别关系问题的关注，揭示了女性在爱情关系中的苦涩经验，而这些并不容易被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解释。 虽然伤痕文学承担着社会责任的重负，虽然它对爱情的描写还充满了非常严肃的道德感，但是过不了多久，随着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出现，作家们开始越写越开放，于是，夸张的性、色情和身体经验的描写逐渐占据了文坛。习惯于用传统的和革命的道德来衡量性意识与性行为的中国读者，被这一新的文学潮流所震惊。作家们对男人和女人性感的身体、原始的激情、力比多能量和色情欲望的描写比比皆是，几乎到了“泛滥”的状态。这一现象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批评家不再能够运用他们所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为其归类。 对于中国作家而言，走入性和色情的禁区是对毛话语最有力的一种挑战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很快就找回了个人空间、个人语言和主体性。例如，先锋作家莫言、李锐、刘恒、苏童和格非把对性的描写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以此来解构关于民族神话、革命历史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不像依然信仰社会主义的前辈作家，这些先锋作家对所谓的革命意识形态早就有一种幻灭感。他们将性描述为原始的、肉体的、狂欢的，嘉年华般的，借此来对抗政治话语中的崇高美学和革命理想等观念。然而，即使他们超越政治，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文学语言的革新和文学形式的革新，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他们作品中性的象征意义依然是非常政治化的，是对政治寓言的颠覆。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与全球化接轨，在更年轻一辈的文学实践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先锋派的这种隐含着政治寓言的叙述方式。以卫慧和美女作家的“女性身体写作”为代表，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创作既不会背负沉重的民族主义情感，也不会在意对文学主体性的追求。90年代后的作家更加肆无忌惮地描写性，但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官方的政治话语，而是为了商业炒作，为了能够盈利。比如，卫慧对女性身体和性的描写好像充满了叛逆精神，在某种程度中肯定了女性对欲望的追求与把握，但是她对商业社会毫无批判的认同，以及她对身体快感的纵情描述，把女性重新推回了商品的行列。女性身体的商品性远远大于对女性自身的认同，它在俗世间的随波逐流远远大于其社会叛逆性。有意思的是，曾经吸引中国现代文学想象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加恋爱”模式最终在后社会主义者(postsocialist generation)那里彻底失去了魅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书已列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由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月正式出版。若有评论与引用，请以正式出版本为准。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追问现代中国的叙述》，第12-13页。 洪灵菲：《前线》，第101页，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 这是郁达夫1926年为郭沫若《瓶子》做后记时写的一段话，原文见《沫若文集》卷1，第271页，香港：三联书店，1957。这里的译文转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i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第185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第274页。 转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85页.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9页。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61-162页. 王德威：《不受欢迎的革命》(An Undesired Revolution)见《历史是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和小说》(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三章。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4。 丁玲：《丁玲自传》，许杨清、宗诚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第51-54页。 瞿秋白：《多余的话》，转引自夏济安的译文，见《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45页. 关于蒋光慈与宋若瑜爱情故事的细节见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55-100页，也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01-221页，王德威：《不受欢迎的革命》。 丁玲：《丁玲自传》，第142页 关于白薇和杨骚爱情故事的细节，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59-173页,1989;也见杜林(Amy Dooling)《欲望与疾病:白薇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Desire and Disease: Bai Wei and the Thirties Literary Left); 以及王德威：《不受欢迎的革命》。 所谓“互惠关系”借用王斑的词汇，见《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第151页。 孟悦：《女性形象与民族国家》，见《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泰尼•巴洛编，第118-136页。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第123-154页。 克利斯托弗•瑞德(Christopher Read)：《革命俄国的文化与权力：知识分子以及从沙皇制向共产主义的转变》(Culture and Power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sarism to Communism)纽约：马丁出版社，1990，第94页;这个词也见巴克-墨尔斯(Susan Buck-Morss)：《梦幻和灾难：东西方乌托邦的逝去》，第51页。 孟悦：《女性形象与民族国家》，见《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泰尼•巴洛编，第118-136页。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和政治》，第217页。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0页。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0页。 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追问现代中国的叙述》，第12页。 《提高社会责任，正确描写爱情》，见《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1日，转引自路易(Kam Louie)《爱情故事：中国爱情与婚姻的意义》(Love Stories: The Meaning of Love and Marriage in China)载《文革后：中国文学与社会1978-1981》(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1978-1981)杰弗•金克雷编(Jeffrey C. Kinkley)，第63-88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对张洁小说的讨论见刘禾：《创造与妨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传统》(In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Female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见《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泰尼•巴洛编;也见佩雷斯尼亚克：《女性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张洁作品中的社会主义和新女性主义》(Feminist Humanism: Socialism and Neofeminism in the Writings of Zhang Jie)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德里克编，纽约：M. E. Sharpe 1989 这个论争见张散和马明仁编：《有争议的性爱描写》，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