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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前言 [美]周蕾著 蔡青松译 本文由作者独家提供本站发布，如欲转载，请标明作者和出处 在我们生活的年代之中，批判西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也成为必要。就拥有族裔背景的人们而言，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得他们的文化背景已然「西化」，而对于西方的批判如何将拥有如此背景的人们定位呢?这是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首要问题。如同其它两位批评家所言：「每一次当我们用英语、法语、德语或其它较处边缘地位的欧语来发言或书写之际，我们即向西方的知识和政治霸权致意。」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要补充另一个关键的评论，也就是说，这些「欧洲的」语言已然成为非欧洲人生活中不可抹灭的一部份。我们所面对的任务并非是去提倡返回到纯然的族裔源头。族裔性(ethnicity)同时成为无可避免的文化处境以及集体反抗认同的可能形构之生发场域，而我们的任务应是去论述族裔性运作的特殊方式。 本书并非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概述式研究;本书并非企图涵盖全面范围或是完整无遗。相反地，我提供的讨论主题聚焦于现代中国文本之中关于主体性的问题，透过我阅读的方式，这些讨论体现出这样的主体性。受到西化之中国主体性实质展现不仅仅是主题，而且也是我论述的模式;那正是我同时所要「讲述」以及「展现」的(what I “tell” and “show”)。阅读过程的这项双重性质，我必须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明清楚，我用这种方式来强调某种「本土主义」(nativism)的论据失理，此种本土主义要求非西方的批评者处理非西方之议题时，必须得不加思索地拒绝西方之种种。本书所采用的「论据」(ground)既非中国传统也非西方传统可以独断含纳，而「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辩证，有着摆荡的不稳定性，因此其中所显示出来的主体性以及我所书写的主体性，并不是个人主义式(individual)的主体性，这样的主体性是超越任何个人化之「意识」(consciousness)，是历史因力所造成的结果(an effect of historical forces)。构成主体性本身的不稳定性——这是脱离个人化主体掌握的不稳定性——正是瓦莱德‧高兹(Wlad Godzich)在讨论文学之生发时所说的「所予性」(givenness)。关于如此的所予性，「我们要了解到…它并非被动的(或就此语词的语言学意义来说，它并非结果的)，而是主动的原则。所予性是能动性(agency)。如此一来，它并非给予它自身，而是在所予之物中被形塑出来，唯有透过其形塑过程，它才得以被认知。」 就形式而言，本书的篇章依循四种批判路径组织而成。即依照视觉影像、文学历史、叙事结构以及情感接受，这些途径回过头来展现出四种相互涵蕴的「中国」现代性面向——意即族裔观者、通俗文学中传统的裂解、透过叙事来建造出崭新「内在」现实的问题、以及性、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与阅读三者间的关系。围绕着四个章节的身体动作分别是观看(seeing)、分离(dispersing)、细节化(分割)(detailing/cutting)以及哭泣(crying)。 就我所知，我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以往未曾有人尝试进行过，我赋予自己一个双重的任务——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这两种批评无可避免地相互关联。为了要对抗汉学和中国研究限制采用专门的方法论去阅读现代中国文学，我必须揭示出如此的方法论是如何拒绝处理现代中国文本关于现代性之物质性层面，另外，我也必须揭示如此的方法论将现代性的不可逆转归划成「伟大」传统之下的意外事件。这般基本观念的僵结(conceptual impasses)的影响下，现代中国文学几乎总是以理所当然的方式来阅读，而这样理所当然的方式却忽视了其中的建构性(constructedness)以及诡巧(artifice)之处。用非正统的(perversely)方式去阅读现代中国的故事，是挑战这个领域里传统常规的一种方式，也是对非专家者提出疑问：为何这些故事普遍地受到忽略?我对于西方霸权的批判并非体现出某种精神，并非像是发出「看啊，这也是个宏伟的传统」这般话语。我透过文本问题的讨论来进行我的批判，这些问题形式上的复杂性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西方对于霸权范围之外的文学和语言的漠视，同时也是因为中国研究专家们透过实证主义的阅读方式来合理化其中复杂性的倾向，这往往让他们相信中国文化是全然不同于西方的对立文化。我认为只要将以下援引自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文章段落中的「日本」一词替换成「中国」，那么这一段引文便有助于阐明我的论点： 排外主义(exclusivism)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是以族裔为中心(ethnocentric)且运作于想象层面(fantastic)，本身既不恰当也毫无理据……日本文学就像任何其它的国族或地域产物一样，唯有与时空局限相关联时才得以被定义。其或许特别显著地被当作成「日本的」;但是在形构上却毫无形而上的神圣或绝对意义。牢记这点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等同于我们新近批判企图对西方准则进行去普世化(de-universalize)和独特化(particularize)的任务。 因此，此处必须提出数个主要的论点，首先必须要论述的，便是我阅读方法中被粗略归纳为「幻想」(fantasy)或「幻觉」(illusion)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欲提出质疑的其中一点，即是「现实政治中的」非西方与「想象中的」西方两者间的对立二分。我们的论述往往企图要展现出非西方世界里「事物真实的样态」(the ways things really are)，因而制造出一个没有幻想、没有欲望以及没有矛盾情感的非西方世界。非西方的世界不是战争和流血的场域，也激不起人文主义式的同情和慈善，这样的非西方世界要求着我们严肃地看待它，并且成为我们无法理解的它者。幻想的结构呈现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之中，例如在电影、通俗文学以及经典文本之中，而幻想的结构的确能显示出政治与其它任何的面向;如此一来，严格要求用「现实的」(factual)、非幻想层面的议题来阅读非西方世界(例如人口的变化、薪资结构、农业政策等等面向，这些议题主宰了像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这类的团体所举办的会议内涵)，如此的阅读方式只是进一步巩固并且僵化了充满问题的二元对立。强势的二元对立存在，是因为受到现今人文学以及社会科学之间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之影响，为了与这样的二元对立相抗衡，我认为必须要刻意且用「非实用」(impratical)意义下的复杂度来阅读现代中国文学，尽管我的阅读方式或许无法立即被吸纳进批判启蒙的线性进步之严密标准。 论述相同观点的另一种方式：因为西方拥有幻想的组成要素和构成法则，非西方不仅仅缺乏对于工业以及商业生产的控制力，而且也缺乏对于想象层面生产的控制力。刻板印象中的亚洲学生，在「困难的科学学科」中的表现如同天才一般，但是却无法以有趣的方式用语言(verbally)来表达自我，这样的刻板印象象征了「西方」与「东方」两者之间的划分，前者的霸权是在于语言、文学以及想象层面的生产，而后者对于非语言以及利益导向的学科过度投入，因此往往不知不觉中便与西方之霸权共谋。我想要挑战这般系统性的不对称情境，而我的作法便是突显出所谓谜样东方(Oriental inscrutability)的背后所存在的心理活动与挣扎。如同许多的压抑工具一样，「无意识」(the “unconsciouness”)确实是欧洲的舶来品。但在现代中国里，其变化如何?其如何被应用、传播以及在地化生产呢? 第二点，依循前述所提，整本书里我常常运用的精神分析理论，并非意图独尊精神分析而视它作分析现代中国文本里女性和现代性的最佳工具。我的理由非常简单，我要响应的是这个研究领域普遍对精神分析缺乏兴趣的现象，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缺缺常常受到合理化解释，其中的理由可于以下的描述中得以一窥：「精神分析是西方的实践，其研究焦点是私人的自我(the private self)，然而，中国人却不大关切『个人隐私』(privacy)，中国人较关心公众生活以及较为广泛的历史议题。因此没有需要去理会精神分析。」我们无法不注意到西方精神分析所享有的特权体制地位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然而，从一个现代的以及「受到西化的」文学之中排除精神分析式的理解，这样的排除动作本身便令人有所质疑。用违反本意的方法来阅读以上所提出的描述，或许我们可说，这种描述正是出自于传统上将「个体」压抑于国族之下的文化，无论是封建国家或是共产国家中皆然，以「主体性」为中心的探询模式，将会让迄今尚未提出的问题得以浮现。这并不代表自此之后中国小说必须就关切「个人隐私」的「自我」面向来阅读，但这却也表示我们揭示出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大叙事中，何者被排除在外?为何被排除在外?如果精神分析能够帮助解释现代中国「文本」里的特定议题，为何精神分析未能常常为人运用?对于精神分析兴趣缺缺，让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其它较为人熟知的方法论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空隙，而中国文学的研究只是被化约成单调的、理所当然的「现实反映」? 轻忽精神分析关联性的倾向令人不安，尤其当我们需要深化以及开拓我们对于非西方世界的了解。这样的倾向本身有其历史性，它显示出当代文化研究是基于相反的法则之上：就让「第一世界」的批评家继续处理抽象性的理论过程;让「底层的」(the “subaltern”)批评家谈论实证主义式的现实。换句话说，「西方」与「非西方」的意识型态区隔，在如此体制审视之中却也同时被复制了：前者是透过刻意琢磨出来的方法论来进行，其重点在于人类自我的绝对裂解(或是社会参与的基本单位);后者是透过合乎正确的心意贯注，以显示出再现「第三世界」集体抵抗以及/或再现本土传统的道德「正确」(就女性的例子而言，这种倾向可见于西方探索者对于非西方女人的「纯净」和「贞洁」的智性投入，在性方面以及国族方面皆然，就如同美国学界展现出多种关于「中国女性」的研究计划一样)。严格来说，这般意识形态的分野是西方不同诠释策略的内在冲突，那为何此意识型态分野也主导了我们对于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方式?在现代中国的脉络下讨论诸如欲望、幻想或精神官能症之类的精神分析课题，我的目的不在于赞扬精神分析本身的霸权，而是去展现出属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里的「抗议」、「抵抗」、「挣扎」等等，诚如「马克思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一样，而我们必须在构成现代中国书写的世俗情感里头辨识出这些「抗议」、「抵抗」与「挣扎」。我认为，排除精神分析作为阅读非西方世界的方法，实则显示出同样充满霸权的政治面向，其中的预设立场传达出何者才是非西方世界的「真正本质」。像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一样抱持进步论的西方批评家，他们拒绝欧洲传统的心理倾向之戏剧，转而着迷于中国剧场的身段和教诲训世倾向(didacticism)，但他们却忽略了非心理层面作为传统中国美学的主要面向，于是便无法处理现代中国读者和观众之间所新近浮现出来的知觉议题。 第三点，作为一名「已西化」的中国女性，我大部分的成长岁月，先于英属殖民地然后在美国之中度过，除了精神分析之外，我所能获致的理论分析工具既广泛而且都有其复杂度。这些主要的理论工具包括了文本细读或称之为「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早在我十四岁，于香港的英文中学四年级学习「英国文学」之际便已开始)、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通俗文化理论以及族裔理论。当我使用这些理论去解释现代中国文化的 时候，我是在向西方致意?无疑地，确实如此。但假如「西方」本身已然成为无可抹灭的背景，关键便不在于是否我们对其「致意」，关键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向其致意。汉学和中国研究强调「传统」(heritage)绝不可改变，于是向西方致意却长久以来以一种相反的形式存在着——观念上坚持独立、自足的中国传统，这样的中国传统能与西方传统相抗衡，即便中国传统无法胜出但却也和西方传统同样伟大。在这个例子中，「拒绝」西方被严正恪守;因为高捧「中国」，这样的方法却重蹈了原先欲反对的霸权意涵。 当一个研究领域里充斥着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谓「纪念碑式」(monumental)或「古物研究」(antiquarian)历史的实践者，我们如何开始发声?尼采所提到的第三种历史——批判的(critical)——是怀有特别需求的人所要实践的：「唯有受到现有需要压迫的人，以及欲求不计代价丢开此一包袱的人，才需要批判的历史，意即需要评断以及谴责的历史。」我把自己规划为被压迫者的分类范畴之中。因此，在接下来的各个篇章之中，我尝试去展现出对抗阶级、伟大、纯净以及爱国的譬喻语汇是如何的重要，这类喻辞是属于帝国主义宰制的语言，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却仍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学批评之中被合理化。就我的目的而言，我援引谈论边缘性议题(issues of marginality)的「西方」理论，企图解释女性与电影影像之间的关系、文学对意识形态的讽刺功能、「细节」与现代国族身分叙事建构的关系、以及感伤主意式阅读之中的「透明性」(transparancy)。我阅读的重点在于将「中国」一词加以括号并且细究其中意涵，以说明现代中国文学超越自身「独特文化」脉络的关联性，这是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全球影响的集体响应。 第四点，仍待定义的是「理论」(theory)与「族裔性」(ethnicity)之间的关系。凭借「理论」，能够谈论出什么以用来挑战西方模式的排他性?那种「排他性」的本质为何?我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成为恢复受到西化之族裔主体游移不定(elusive)现实的方法。所谓游移不定的现实，不是因为他们充满了神秘感或是异国情调，而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与文化上面之歧异，让他们与西方有所区隔，而就历史而言，他们是西方得以建构起本身主宰和霸权模式的基础所在。「西方理论」的丰富性和复杂度，主要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物质资源不平等分配下的结果，而从族裔主体的观点来看，「西方理论」的使用仍有其困境存在。「西方的理论」已然存在，超越个人的掌控;但是为了能够发声，我必须去和它产生相互关联。 对于拥有与我相同背景的人而言，族裔性议题的觉察是种迟至(belated)出现的意识，是我在其它「中性的」(neutral)议题获得启发之后才产生的。然而，如此迟至的意识是无可避免地从中产生，即便它的展现必须透过自身历史运用产生出来的复杂结果。由此看来，我们使用「西方理论」来了解非西方世界的方式是种历史的反转。对于大部分拥有族裔背景的人士而言，他们对自身被赋予的「他者性」产生意识的途径并不是藉由理论而获致，而仅仅不过是意外产生的缘故。如果理论拥有阐明族裔性意义的力量，那只是因为理论本身必须从病理学的方式来进行检视，将它视作现代性与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指涉，一方面重新设想过去历史的基础规画行为，另一方面也同时控制着他者，并且试图他者臣服。 例如，进入「象征秩序」(the “Symbolic”)的方法，即进入了拥有定义明确的领域疆界里头的方法，或许与拉冈式的阳具形上学(the Lacanian metaphysics of the Phallus)相关，这般的形上学发展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后期之中，这样批评理论的引进象征了多种的排他过程(exclusions)，出现在日常生活里不同形式的国族和文化「疆界」之中，也出现于没有合法的出生证明、护照以及居留与工作许可的人身上。这般的排他动作提供了「理论」大行其道的「基础」，如同今日在西欧与北美出现的状况一样——这是分工极为精细的产业，其中许多的部门，除了观念上「排他」本身的必要性之外，几乎无法彼此认可。对于凭借「同化」(naturalization)方式而归化成功的人来说，其中的过程无可避免地涉及到某种程度上抛弃他们的「起源」(origins)，他们的「起源」如今是永久地受到拆解以及掩盖，但这些受压抑面向迫切回返之前，他们才能够以「在地化的流利语言」与他们的压迫者/施恩者沟通。西方理论中似乎近来最热门的议题——剥削拥有「族裔背景」的人——是让西方理论得以开始建立起其深刻性的条件。如此的深刻性如今面对着其自身的历史起源。 因此，我对于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兴趣，其本质上并非怀旧。事实上，已然全面欧化和美国化的我，并非如今对于「我的」四千年中国传统产生了思慕之情。然而，我企图去理解一种经验，其中的边缘性是深植于帝国主义的历史之中，在此历史之中，因为「客观的」与「中立的」蓬勃学术研究而让中国历史与文化得以「开展」，但这些学术研究得以蓬勃发展却也是因为它们压抑了自身可能性的发展条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之中，常常可以听到以下对于中国的专断轻蔑：「来自台湾的人懂得中文，却不懂英文;来自香港的人懂得英文，却不懂中文;而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却是两者皆差劲。」在中国研究领域之中，即便所谓的历史成为了主导学科——以及规训的工具——这样的评论显示了因全然去历史化而产生的语言完整性观念，这样的观念被用作歧视华人的方式。这种被歧视经验，正是来自于对我们怀有传道抱负或是学术兴趣的人，其中的压迫性本质是经历过的人皆有所体悟的。但是，这般「族裔」经验对于西方思想发展的基本意义，包括对于西方思想自我批判企图的意义，仅能够藉由第一世界学术圈中主要探究议题的范畴优位已然受到翻转之际，才能以迟至的方式体现(belatedly realized)。精神、人道、传统、语言的「他者性」、认同的「他者性」、人的「他者性」、白人的「他者性」等等：如此认识论的排列秩序如今必须被彻底反-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书已列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正式出版。若有评论与引用，请以正式出版本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