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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1] [美]鲁晓鹏（Sheldon Lu） 著 季进 译 众所周知，贾平凹在80年代是作为“寻根文学”的重要人物登上文坛的，他以家乡陕西为背景的乡土小说广为人知。整个80年代，西安、陕西以至整个西北一直是文化生产与创新的基地。这片土地诞生了一批大家都熟悉的文学作品、新电影（第五代电影）和通俗音乐。中国很多踌蹰满志的电影制作人和作家都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事业。西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和至今仍然落后的僻壤内陆，在各种文化和思想运动（诸如“历史反思”、“文化反思”和“寻根”）中获得了多重的象征意义。这样一个令人敬畏、无可匹敌的所在，意味着中国文化想象中的“深度”、“传统”和“历史”。甚至迟至90年代初期，对于另一位陕西作家陈忠实而言，它的魅力依然如此。陈忠实创作了关于西北的历史传奇《白鹿原》，成为中国最为知名作家之一，也再次证实了西北的不朽的神话。 多年以来，贾平凹作为一位陕西作家不断走向成熟，小说充满了鲜明的地方色彩。有人会说，他的作品背后的本土主义、人类学倾向，从总体来说，与以西安为基础的文化产品（无论是文学、通俗音乐还是电影）一样明显。这也就难怪他的一部小说《五魁》被第五代电影导演黄建新改编成了电影。《五魁》的风格跟张艺谋的电影，比如《红高梁》、《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非常相近，也在西方发行。当一部影片向西方观众标明“中国”，那它往往讲的是遥远乡村被禁锢的情感。虽然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废都》却是贾平凹的第一部城市小说。从乡村转向都市，从农村故土“根”的探索转向对城市表象与魅力的着迷，可以视为那个时代更为普遍的文化氛围的表征。 如果说人们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与流通表现出来的流行性无可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的评价却莫衷一是。很多人视之为色情文学、低级趣味、格调粗俗和商业主义而不屑一顾，而誉之者则视之为现代的《金瓶梅》和新的《红楼梦》，被视为明清通俗小说伟大传统的复苏，是文人小说和世情小说传统在当代的重新确立。它对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世纪末困境的生动描绘颇受赞赏。最为令人称道的是，《废都》成为“人文精神的危机”最精确的文学见证。“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是90年代初期最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论争。似乎没有哪部重要作品比《废都》更好地契合了这场全国性论争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价值的混乱和精神的困惑。 下面，我将重点关注小说总体的、形式的和修辞的特征，既注意文本间性和文类的问题，也注意现实主义与虚构性交织的问题。循乎此，我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立场，以把握文本的意义及其与历史背景的文化关联。 文学分析：文类、文本间性、现实主义、虚构性 作为一部写于世纪转折之际的长篇小说，《废都》沿袭了《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杰作的修辞与叙事方式。它没有跟从时髦的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而是更多地采取了民族化的策略。它的写作手法绝对是本土的。已经有人指出，小说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古典小说传统之中。说得更明确些，它再现了世情小说的某些特点，这种文类开始于《金瓶梅》，而鼎盛于《红楼梦》。作为明清时期建立起来的悠久传统，这种文类的小说，用鲁迅的话来说，描绘“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2]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废都》与以前的叙事性杰作（如《金瓶梅》、《红楼梦》）之间的文本关系，看看20世纪末期的文本如何激活了此前早已存在的叙事方式。小说的很多方面都直接令人想到《金瓶梅》和《红楼梦》：男主人公的性爱奇遇及其与多个情人的关系；对激情、感情及世情的描摹；对场景、聚会、饭局和对话的描绘；意味深长的梦境；或可救赎或无可救赎的社会与精神的堕落感；以及文本体现出来的象征性、幻想性和非模仿性的维度。 作者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小说的扉页上郑重声明，“情节全然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提醒读者不要信以为真。在《后记》里，贾平凹谈到了写作的技法问题，对中国文学经典的艺术性大为叹服：“姑且不以国外的事作例子，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3]同时，贾平凹还以一种宽泛的符号理论，或者说符号学/语义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y）来解说关于写作的观念。他说： 现在都在说符号学，对符号学我有我的看法。譬如说《诗品》，特别是《易经》，就是真正的符号学。《易经》谈到每一卦都有一个象。整个有一个总象。对于文章，严格地说，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才能变成象。 艺术就是虚构的东西。我就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意象世界。不要死扣那个细节真实不真实，能给你一种启示，一种审美愉悦就对啦。……尽量在创作时创造现实，在那另创造一个虚构的现实。[4] 贾平凹1996年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艺术观：“艺术没有形而上是绝不能成其艺术的，但太抽象，也不成了艺术。如何使形而下与形而上融合在一起，是我苦苦寻觅的。”[5] 虽然《废都》基本上是一部写实性的小说，可却包含了一些幻想、神话和隐喻的因素，特别是小说的开始部分。小说开头就写80年代在西京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漂亮的花，其外形看起来象牡丹，又类似玫瑰。花开四枝，分别为红、黄、白、紫四种颜色。西京城无人能识这些花，请孕璜寺的智祥大师占卜花之命运，结果却说花是奇花，可其景不久，必为主人所残。有的批评家提出，四枝花象征着小说中四位女性形象，即唐宛儿、柳月、慧明和阿灿的命运。[6]这种以象征的形象预示女性主人公未来的手法，开辟了重返《红楼梦》结构的道路，《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一生早已在第五章贾宝玉漫游奇虚幻境中提前交待了。 也是在小说的开头，西京城发生了另一桩不同寻常的事情。古历 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只鸣喇叭，人却胡扑乱踏，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是在看电影吧？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而音响还在进行着。一个人这么感觉了，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于是寂静下来，竟静得死气沉沉，唯有城墙上有人吹动的埙音还最后要再吹一声。[7] 小说很快暗示了理解四个太阳象征意义的线索，写到了西京城里的“闲人”。西京有两种“闲人”，社会闲人和文化闲人。社会闲人搞贩运，当说客，坑蒙拐骗，红道黑道通吃。其中的四个代表人物被称为“四大恶少”。而小说主要关注的是文化闲人中的“四大名人”：画家汪希眠、书法家龚靖元、音乐家阮知非和作家庄之蝶。前三位都与社会闲人有着秘密往来，内靠官僚，外靠洋人。庄之蝶据说是最清白也最有名的一个。西京出现的导致交通堵塞的四个太阳，可能正是指代四人名人。 西京城是十二朝的古都，文化资本丰厚，而经济发展却落后于沿海城市。地处内陆，干部和市民都很保守。新市长解决西京发展问题的办法，不是去建设经济生产的基础结构（既然它只能是无效的努力），而是挖掘它丰富的文化遗产以促进消费。它把自身形象定位为旅游、娱乐、本土文化和当地美食的中心。然而，这种由旅游产业和涌动人流所带来的繁荣，也使西京成为小偷、毒贩和卖淫的避风港。小说的细节描写因此突出了它的地方色彩：陕西西京（西安）的位置、景观、语言、俗语、风俗、食品和地理风貌。 小说的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构性因素是在叙述框架的开头、结尾及故事中间不断出现的老头形象。老头原来是教师，后来在西京大街上收购废品，这样一个显然被社会所抛弃的角色，却对城市社会有着很多充满智慧的评价。他的谣儿是对西京和中国世事的嘲讽，西京城广为流传的那首关于几等人的谣儿，荒唐而又充满预言，是对中国十类人的生动描绘，处于最底层的都是教员、知识分子、模范或无私奉献者。 小说最为人知的是大量的不断出现的对庄之蝶与其情人做爱场景的生动描绘。这样的情色段落无非是回应了象《金瓶梅》那样的小说。《废都》的新奇性在于，作者主动删去了一些作爱段落。每每在情色场景的描写中间，贾平凹用括号插入一行字：“作者删去XX字”。读者在读洁本的中国古典色情名著时常常会遇到类似的删节（“以下删去XX字”），贾平凹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到了情色小说的悠久传统之中，当然，作者的自我删节是贾在20世纪末期的自我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