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空间，文化消费，历史重建 张英进 “城市”与“消费”这两个概念长期以来就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的“城市”一词可以一分而为“城”与“市”，前者可指“城堡”、“城墙”，后者可指“市场”、“集市”。这样，城市的概念既暗含了对政治上的稳定（帝王权威）和军事上的安全（家国一体）的需求，也包括了经济运作（财政经融）和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等方面。著名的西方社会学家马科斯?韦伯（Weber）对城市的几个分类基本符合中国的情况：政治－管理的城市（如北京）、生产的城市（如东北的工业城）、消费的城市（如上海）等。 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周希瑞（Esherick）近年也列出类似几种类型的现代中国城市：首都城市（北京、南京）、开埠城市（上海、天津）、旅游城市（如杭州）、铁路或交通枢纽城市（长春、徐州）、工业城市（唐山、兰州）、内地的城市（重庆）、边界城市等。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罗伯特?帕克（Park）另指出值得我们注意的两点：一是城市的心态（或“心灵状态”），即在城市的机构（政府、法律、经融、教育、医疗）、建筑（纪念碑、广场）和表象（标志、图象）之外的深层结构；二是城市的整体道德秩序或道德象征。 正是这两点使得不同的城市在历史、神话与文学中，被赋予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特征。文学批评家伯滕?派克（Pike）因此提醒我们，应该研究在可见的城市背后的下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情感的层面，这些层面反映了西方文化同时视城市为堕落与完善的矛盾心理：城市象征了负罪（凯因为城市的创始人）、危险（希伯莱）、傲慢（巴别尔）、堕落（巴比伦）、死亡（迪斯城）及启示（天堂的耶路撒冷）。在弗洛伊德（Freud）看来，罗马同时象征了西方的文明与负罪，西方的城市因此包含了人们对西方文明（在英语中，“城市”〔city〕一词与“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同源）和对西方文化的爱恨交加、既自豪又焦虑的矛盾心理。 要分析城市与消费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考虑与人相关的因素，尤其是心理与心态的层面。作为“市场”（marketplace），城市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建立社会、经济等关系的“市”（集市〔market〕、交接及交换处〔nexus〕），又提供了一个确定个人身份（identity）的“场”（场所〔site〕、地点〔place〕）。然而，由于市场固有的流通性，个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就随着现代社会的飞跃发展而愈加明显。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和跨国资本的流动，不仅造成了作为后现代社会特征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而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国家、地区中城市间的历史、文化差异。继纽约、伦敦、东京之后，香港、台北、上海也迅速步入“全球化城市”的行列，而北京等城市也正向这一目标迈进。 本文探讨城市空间、文化消费和历史重建这三个城市研究课题，力求描述当代社会转型中城市、消费及主体之间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城市空间：风景，价值，流通 莎隆?祖金（Zukin）在〈后现代的城市风景：描绘文化与权力〉一文中，指出当代社会中两种“原型的风景”：一是城市居住区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二是都市文化的“迪斯尼化”，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以消费为主的“全球文化”。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如今在中国大都市四处可见的居民小区这一新兴的城市空间。在《空间、地点与性别》一书中，英国学者多琳?马赛（Massey）提醒我们不要把空间视为一个四面界定、一成不变的稳定结构，而要将空间视为流动的社会关系的交接处，这个交接处牵连着权力、权威、阶级、性别等社会力量。 与马赛相似，祖金也认为城市空间可能是重整社会结构的一种动力，但在后现代社会中这一动力常常是为资本服务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创造性的破坏”，这在当代中国表现为整个城区的拆迁和大兴土木的重建。从北京的四合院到上海的石库门，传统的建筑和生活空间（及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记忆）迅速在城市的主要风景中消失。其次我们看到的是资本投入后的风景重建，取代传统建筑的是一大批不具民族、地方特色的国际化、全球化的摩天大楼（酒店、写字楼、公寓）和风格迥异的生活小区。后者或模仿欧洲的宫廷风格，巨大的圆柱建筑高耸如云，面对眼前的繁忙的高架公路（在上海南郊尤其明显）；或模仿美国的乡野情调，标榜小区的绿水青草，花卉树木，甚至到以“好莱坞”为主题的酒吧等消闲、娱乐场所（如北京地铁车厢的广告所示）。其实，许多“小区”并不小，而是集公寓、幼儿园、小学、诊所、超市、公园为一体的独立小型“城市”，这一城市与外界有着鲜明的边界（围墙、人工河，有如昔日的城墙、护城河）、森严的门卫（有如昔日的城堡、禁卫军）和移动的铁门（供业主的私家车进出）。“闲人莫入”成了都市新贵的身份、地位、品牌的象征。 祖金根据西方风景画研究的成果，分辨两种“风景”的意义：一是动态的，表现行动者拥有权力；二是“白话的”（vernacular，即平民的、日常的），表现不行动者毫无权力。我们不妨以此推测，动态意味着（市场）流动，流动意味着（资本）流通；与此相反，静止意味着停滞，停滞意味着落后。举一个近来中国城市白领周末消闲的爱好为例：驱车到郊外“吃农家饭”。驱车当然是动态，城市白领通过这一动态便有“权力”（哪怕是象征性地）“拥有”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乡野“风景”。驱车的动态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将“消费”带入“落后的”农家，为“静止的”乡村注入发展的“资本”。为了美化市郊，也为了鼓励城市白领“吃农家饭”的消费行为，杭州市政府不惜注入资本，将西湖附近的一片农家建筑的外观粉刷一新，重新修复“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风貌，让这些白墙黑瓦的农舍与远处的茶山遥遥呼应，以增加城市白领对“农家风景”视觉消费的美感。 应该说明，与白领的驱车下乡消费的动态相对，反向移动的农民（指无固定收入者）进城则毫无权力而言。农民进城后只能成为“民工”（或“城市的农民工”，一个不无矛盾的词语），他们是流动的劳工（有如昔日的苦力），为不属于他们（“农民”）的现代都市服务，因此不可能拥有、也没时间或心情欣赏城市日新月异的风景，甚至无法享受在城市生活的种种基本权力（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等）。一位杭州的朋友曾这样形容近年这两种不均等的城乡流动：当农民终于可以进城打工时，城市白领却选择郊外的小区居住；当农民终于住进楼房时，城市白领却中意别墅；当农民终于吃上肉食时，城市白领却讲究吃素（减肥）。仔细一想，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变化颇具历史的反讽意味，但新的价值取向却毫无疑问是由资本确定的。 就“价值”而言，同为低房，别墅与农屋的市场、审美的价值截然相反，前者为富裕的象征，后者为贫穷的符号。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卫?哈维（Harvey）在《都市经验》一书中精确地指出，城市的“空间实践”其实也是“阶级实践”：穷人被空间所困，只能关心其“使用价值”；富人拥有空间，所以讲究其“交换价值”。 从昔日的贫民窟到今日的民工区，超极限地利用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因其为贫穷、落后的符号，而早已不再是今日媒体关照的主要对象）。而富人讲究空间的交换价值的例子，则见于现代小区日益奢侈的消费：从花园、绿地、树林到游泳池、桑那浴、健身房、高尔夫球场。或许不是每一位业主都使用后面这些现代设备，但它们的象征意义（即身份、地位、品牌等“文化资本”）远远大于使用价值，其隐含的交换价值在市场的流通中不断增值，为业主创造利润（或“剩余价值”）。这也难怪如今人们通过新的“个人理财”知识，学会称购房为“投资”，称私人房屋为“不动产”，因为只要业主占有资金的流动（如生意上的盈利、雇主支付的月薪），“不动产”的房产仍然在市场上呈动态，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生产”或“再生产”。空间（平房米）和风景（街景、山景、海景等）的占有因此意味着资本、利润的加倍获取，而资本、利润的获取又意味着占有更大的空间、更好的风景的可能性。 文化消费：景观，幻想，欲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城市功能的重点已从生产转向消费，从行政管理转向市场调控；与此同时，城市的景观式建筑也从象征权力（政治）的纪念碑转向体现消费（经济）的超级商场。上海人民广场在90年代的变迁很能说明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力量。昔日在广场上集会、游行的人潮，今日已被跨国资本改造成了乐于光顾广场周边的超级商场、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的顾客，或云集广场地下迷宫似的“香港名店街”的消费者。城市的风景也已日益景观化。市民可以自由地“游戏”（或“戏游”）于不同的城市空间：或漫步在树木葱郁、鸟语花香的人民公园，观赏四周的建筑风格各异的摩天大楼；或“时光倒流”式地造访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底层的“30年代上海街道”的模型，满足一番人造的“怀旧”情调；或随心所欲的选择徐家汇商业区“港汇广场”的香港著名餐馆（如英文美其名曰“ZEN”的“采蝶轩”），充分感受后现代社会的“时空压缩”，不出上海而能品尝到货真价实的“香港”。 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Barthes）在〈符号学与城市〉一文中，指出阅读城市的乐趣：城市是我们遭遇“他者”的地方，也是我们将自己作为他者而与他者“游戏”或“玩耍”（play）的地方。阅读城市因此就像阅读小说或观看电影，既有对主体感知能力的智力挑战，又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快感。阅读城市也是阅读在一定结构内城市符号间的“游戏”（play）。 在许多场合中，这些符号的“意指”（signified）是不确定的（如“ZEN”或“采蝶轩”），因为它们的意指本身也是其他事物（如“香港”、南国风味、高贵品牌等）的“能指”（signifier），其意义不完全受其本身内容（餐馆）的限制，而更多地受周边其他能指（香港名店、港汇广场、徐家汇、新上海、改革开放的中国）的结构位置的限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