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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的长篇新作《受活》是一部异常罕见的奇特之作。从表面上看，它依然延续了作者在《日光流年》中所体现出来的叙事品质，大力发挥极致性的想象，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以及事件现场，都获得了夸饰性的展示。但是，在内在意蕴上，它却大大超越了《日光流年》对苦难的单一性思考，而以奥威尔式的艺术思维，于幽默嘲讽之中，凸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在寻找生存变革时的荒诞性努力，揭示了某些隐秘而又吊诡的意识形态特质，以及它们在与市场法则对接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颠疯式情形。可以说，《受活》是一曲乡村苦难的生存悲歌，但是它却通过强烈的喜剧化叙事情境得以彰显。 小说为我们设计了耙耧山区一个叫受活庄的偏僻山村。那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仅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时常六月下雪，冬日酷暑），而且绝大多数村民均有残疾，极少有健全者。这种生存境域的贫困与绝望可想而知。但是，土生土长的柳鹰雀县长却要雄心勃勃地带领全庄百姓踏上小康之路。他的致富思维是：在当地建立一个庄严宏伟的列宁纪念堂，然后从解体后的苏联将列宁的遗体买回来，让无数旅游者前来瞻仰并收取门票。为了筹集巨额的“购列款”，他不仅充分利用一切海外侨胞的关系，又通过“受活庆”的启发，大力发掘受活庄残疾人的各种特长，成立“残疾人绝术团”，在全国巡回表演……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动下，受活庄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富梦想，随即又在被劫与折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场颠狂式的求富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欲望的突围表演，而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各种伦理思维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纠缠，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梦魇所笼罩的苦中作乐式的“受活”。 这种直逼荒诞真相的叙事目标，最集中地体现在县长柳鹰雀和受活庄的精神领袖茅枝婆身上。这是两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人物，也是两个价值观念与政治愿望截然相反的权力符号，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要不留余地地让受活庄进入自己内心预设的生存轨道上来。由此，两人之间便出现了自由与颠狂、求存与发展、平静与骚动之间的尖锐对抗。这种对抗，既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又折射了权力的控制法则。柳县长内心的求富梦想，固然有其政绩和仕途的需要，有其“父母官”角色的自觉发挥，但从本质上说，还是由于他对权力规则的理解与纷乱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他在处理焦灼而又无奈的生存现状时，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荒诞的深渊。而茅枝婆作为一种革命化的经验符号，在历史的多次教训中，自觉地形成了“对权力不信任”的观念，所以，她的惟一抗争目标，就是要让受活庄自由而平静地活下来。同时，这两个人的对立，又凸现了欲望诱惑与理性法则、非理性的政治热情与客观化的生存秩序之间的潜在冲撞，也由此导致了柳县长理想的破灭和受活庄最后重归于“天堂般”的平静。 但是，在这种平静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作者对现实生存的不安和无奈，苦涩与悲悯。事实上，《受活》之所以让人颤栗不已，就在于作者通过极端的撕裂方式，对某种无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肢解，展示了权力思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构性本质。它以反逻辑的超验性叙事为支撑，通过对一些基层权力人物颠疯式政治思维、畸恋式致富追求、以及单一化领导方式的喜剧性披露，使我们在一种高度隐喻化的叙事场景中，看到了人性的许多悲剧真相。这些真相，不仅表现在某些具象化的真实细节中，还体现在各种奇异的想象和四处潜伏的隐喻性话语里——无论是人物命运的设置，还是植物性章节的命名，都预言了某种时空的轮回观；无论是结构的安排（故事主体与絮语的双重叙事），还是章节的奇数设定，都潜藏了某些特殊的苦难历史。它是想象的狂欢，幽默的舞蹈，又是尖锐的反讽，悲剧的裸示。正因如此，《受活》才显得十分丰沛，具有广阔而又奇特的解读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