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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斯年:《鲁迅全集》第10卷修订札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2-12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感谢徐斯年老师供稿

1980年初秋某日,当王仰晨同志在他的办公室里找我谈话,要我接替周振甫先生担任《古籍序跋集》的责编时,绝对是在“赶鸭子上架”,因为我既不是专攻古代文学,也不是专攻文献学的。只得采用笨办法:第一步,寻找手稿,核校有关篇目正文(这步工作当时做得不够细);第二步,逐条核对“红皮本”原注涉及的文献和相关资料,为审改注文掌握依据;第三步,逐项查核全书正文涉及的书名、引文、人名、地名、事件等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常需大海捞针);第四步,在第三步的基础上,选立并补写红皮本未注的条目和注文。这是一个自学过程,收获不小;任务虽算完成,却也留下一些遗憾。

这次又叫我兼做《译文序跋集》的修订工作,同样是在“赶鸭子”,因为我也不是专攻外国文学的,虽然学过一点俄语、法语,却早就奉还给老师了。依旧采取老办法,但主、客观条件已和当年大不相同,资料的查阅范围较窄,工作也做得不如那时细密。

“架”是趔趔趄趄地“上”去了,“鸭子”总归不能变成鸡或孔雀——“出身”所带来的局限性是无法消除的。这就决定了无论在1981年版还是这个2005年版里,都会存在因我而造成的不足之处。下面集录的修订扎记中,同样包含着这样的局限性。

这些札记,写的或是非交待不可的内容,或是修订过程中自己费力较多、思索较多而又往往尚未完全解决或想通的一些问题。其他内容,有的已经写过(例如《〈中国小说史略〉注疏补正》1里,就已包含一些关于《〈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的资料),有的过于琐碎,全都从略。

校勘工作的特殊性

《古籍序跋集》所收篇目,有一些是据手稿编入的,还有一些是虽曾发表,但印行于鲁迅逝世之后的。这些篇章正文校勘的底本,当然应是手稿。但是,手稿难免会有一些讹误;《〈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虽在鲁迅生前就已印附于《唐宋传奇集》里了,手稿和印刷本的讹误却又最多。所以,校勘工作除遵行编委会颁布的相应规则之外,还需制定一些特殊规则;下列规则基本都是注释1981年版时业已确立的,这次又经过定稿会议的讨论,并且得到认可:

(一)《〈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三篇,1981年版标题皆与手稿不同,修订时保持该版原题,其根据均见《〈嵇康集〉序》手稿。

(二)繁体字原则上均改为简体,但对个别体现鲁迅当时习惯或改动之后可能导致误解的繁体字,则酌情保留(前者如《会稽郡故书襍集》的“襍”字;后者如《〈嵇康集〉逸文考》中“託心”之“託”字和“記以”之“記”字,见05版52页1行)。

(三)手稿里的个别笔误和标点符号使用错误,均直接在本版正文中予以改正,不加校注(前者如《〈嵇康集〉序》中的“弥失其旧”,手稿原作“弥失甚旧”,见05版64页9行;后者如“余谓绿珠”,手稿原作“余谓《绿珠》”,见05版147页18行)。疑是衍文者一般保留,另加校注说明之(如《〈范子计然〉序》中的“计以”之“计”,见05版30页2行)。正文中的引语常有缩略,或者实为引述语(《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有这种情况),此类文字均不标加引号。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在尊重手稿、底本原貌的前提下遵行国家标准。应该指出,现行国家标准是存在不够严密之处的,例如:旧规矩有人名线和地名线,对于阅读理解很有利;现在取消了,容易出问题。05年版第一、二次印本127页12、13行的“或乌有。无是类,不可知。”前一个句号不知是怎么加上去的。旧版均作:“或乌有 无是类,不可知。”读起来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了。又如第103页第7行:“父誡令作《秋河赋》”,其中的“誡”是人名;若用人名线,也就不必再注文里特别说明了。

(四)手稿和旧时版本正文中存在的一般性资料疏误,例如征引古籍书名、卷次的错讹以及引语中的细微差异、脱失,亦均在本版正文里直接予以校补(1938年版已作如此处理,但是直至1981年版,仍然不乏遗漏之处)。凡此亦不另加校注。

(五)正文引用文献资料疑有笔误者,专列校注或在相应注文中用按语方式加以说明(前者如05版32页注[2],后者如7页注[4])。

(六)修订中查核相应文献内文,发现与正文所引出入较多者,亦用校注或在相应注文中加以说明,并且注明所据版本(如05版60页注[3])。

(七)正文所引文献内文,经查核发现出入甚大者,在相应注文中引录所查原文,并注明所据版本,以资比勘(如05版115页注[10])。

我的工作程序是先修订注释,后校勘正文。不料前项工作基本结束时眼睛开刀,《译文序跋集》的正文校勘只得转请王锡荣兄代劳。《古籍序跋集》幸有赵英同志与手稿做过认真比勘,并于生前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校读记》,使我获得捷径。我与她素未谋面,不胜感怀之至!

尽管在正文校勘方面比81年版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这个本子仍难视为“定本”;而且我以为《鲁迅全集》是不可能出现“定本”的,因为“定”的标准太难统一。不如出版一本“鲁迅著作重要版本比勘录”,将手稿、初版(初刊)本(篇)、其他重要版本(鲁迅生前正式出版者)与几种《全集》逐篇加以比勘,细致纪录异同,以供学术界、出版界参考。这项工作非鲁迅博物馆不能胜任,因为其他单位、个人都不可能直接掌握如许书刊原本。当然,眼下做这种事,除了“人”的因素之外,必须解决“钱”的问题,否则全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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