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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国儒学的核心地位 鲁国商时为奄，西周初年，以奄国为代表的拥商势力，纠聚邻邦徐戎、淮夷，与管叔、蔡叔一起，趁周在东方立足未稳之际，拥戴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了叛乱，险些颠覆了西周新政权。周公率大军东征，历时三年苦战，于成王三年（前1044年）镇压了叛乱。奄国敢与西周政权抗衡，说明其国力的强盛和丰富的人文基础。还因为它保持了完整的夏商文化底缊而仍具有东方文明的核心地位。 周公东征胜利后，将奄国国君流放于薄姑，建立了鲁国，鲁国与奄国疆域、国都等同。“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由周公长子伯禽赴鲁就国，鲁自周公始，至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被楚所灭，历34世800余年。鲁国在周初大分封时位列各诸侯国之首，受封待遇优厚，享有特权。《左传?定公四年》记伯禽替父“封于少昊之虚，”不仅“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即率领本宗族的大宗，集合其他小宗），而且还“将其类丑”、“因商奄之民”，即统领所属的奴隶“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其疆土广大，北及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包凫、峄诸山，加之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并还分得了“大辂、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即良弓），……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即赏赐周王室所拥有的辂车、龙旗、青铜器等最高级别的宝器，以及各种历史典籍，具备天子礼乐建制的人员和条件。除此之外，鲁国还享有两个特权：一是以天子仪效祭文王，以后稷配享；二是祭祀周公可用天子礼乐。在礼仪和规格上与周天子几近相同。《礼记?祭统》认为这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 到了春秋时，鲁国文化达到领先各国的境地。它完整地保存了西周文化内涵，从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人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进步。《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因此可以说，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而周文化则是礼乐文化，礼乐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两代文化的最大不同，即在于人文理念的提升。鲁国文化则是在有吸纳夏商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周文化的全力打造而形成的。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鲁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加上当地重视农业的传统，二者较相适应，这样就奠定了传统宗法农业文明的基础，因此说，鲁文化在当时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它保障了鲁国姬姓贵族的政治文化特权，又使鲁文化走上了一条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轨道。 儒家文化的产生基础是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的鲁国文化。因为鲁国的特殊地位和周公是“制礼作乐”者，才使得周族的礼乐典章制度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乃至于其后的鲁国统治者继承了这份遗产，以礼乐治国相标榜。凸显了鲁文化尊民、崇礼、明德、喜乐、爱诗、重文、尚仁的文化特色。在周王室的权威衰微后，鲁国便成了当时礼乐文化的中心。春秋时期，仍有不少诸侯或特使适鲁观摩学习礼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来鲁观乐，鲁国的乐工为他演奏了《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风》及《雅》、《颂》，还观看了舜、禹、夏、商、周各代的乐舞，倍加赞扬，叹为观止。《左传?昭公二年》载晋国执政大臣韩宣子来鲁“观书于太史氏”，见到《易》、《象》、《鲁春秋》，于此大发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生长在鲁国的孔子，能亲身感受到鲁国礼乐文化的氛围与精神，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乐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礼乐对于鲁国来说，不仅是文化文明的象征，它是一种“礼治”制度，它时时规约着国家政治生活，它更是一种礼乐精神，从历史的深层影响着鲁国的方方面面。也正是这种礼乐精神与东方仁爱习俗的相互融合，构成鲁文化的本质特征，并在礼秩序、仁爱诚信、重德保民、尊时重民等方面孕育滋养了儒家的基本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和缔造者，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是周代确立的封建制宗法制分崩离析的时代。社会秩序空前混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激烈。孔子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势的催发下，为社会的未来和解决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方案。他对三代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总结、归纳、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孔子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考察孔子思想内涵，既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有针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内容。因此可以说，孔子思想的诞生，是孔子对鲁文化发展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将鲁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聚众讲学起，儒家学派就建立起来了，而且形成了一个以鲁国为中心的庞大的儒学知识分子群体。到战国时期，形成了多个儒学派系，列诸子百家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学派群体。在百家争鸣中，子思、孟子脱颖而出，继续发展了孔子学说，创立了占据儒家核心地位的思孟学派，也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但由于孔孟儒学“拙于进取”，在礼坏乐崩、群英争雄的时代，还不适应诸侯争天下的环境，故没有受到各统治者的重视。后来儒学遇秦火而衰，但鲁国儒术仍续，出现了“鲁壁藏书”，鲁儒生习诵儒家经书也从未禁绝。乃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皆降汉，独鲁不下，刘邦攻楚到鲁(曲阜)，鲁地许多儒生还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对此，司马迁说：“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司马迁还曾“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因此有了“抵回留之，不能去云”。从而发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莫不折中于夫子”的感叹佳句。班固也说：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汉书·地理志》）。由此可见，鲁国以尚儒好学崇礼而著称，这些都是汉代经学赖以发展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