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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似之似”论对明清文人写意画颇有影响。齐白石敬仰的青藤、八大、石涛都曾说过类似的话。徐渭就曾在《百花卷》题诗中写道：“葫芦依样不胜楷，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栽。”又题画蟹图：“虽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却亦非。”石涛也在题画中再三说：“天地浑溶一气……不似之似似之。”“不似之似当下拜。” 以上这些说法，是古代文人画家们的表述方式，明显地带有各自时代和身份的烙印。齐白石作为一位出生于农村、由“画工画”进入“文人画”领域的20世纪画家，他与古代文人画家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根本区别。伴随他毕生的儿童情结、农民情结、民间情结，决定了他的诗文书画虽“雅”亦“俗”。用淳朴、晓畅却又耐人寻味的语言，表达独到的理念和情怀，是他的特色。 “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是典型的齐白石语式，这种表述既避免了“不求形似”说可能被曲解的片面性，也避免了“不似之似”说的学究气和含糊性。具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特点，而且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对于白石老人来说“似与不似之间”其实是一种艺术境界，一种审美理想，只不过一般人往往将之导入“形神论”的窠臼。在较新的关于齐白石的研究中，马鸿增将“似与不似之间”提到中西绘画的界线高度的看法，是颇具眼光的。 在人类的童年期，即原始社会时期，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原始艺术的创造者们由于认识水平和表达水平的限制，作品都处于自发的“似与不似之间”状态。形象简略，夸张，突出大的动势，具有“天然去雕饰”的美感。在那一时期，中西绘画的差异几乎察觉不出来。 但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民族的形成，不同地理条件，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审美观的差异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性、地域性。讨论中西绘画分野的论著很多，无需我赘言。我只从“似”与“不似”的角度来说，西方绘画古典写实主义将“逼真”和“镜子”的功效发挥到极致，而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又出现了完全脱离自然客观对象的抽象主义。从极端的“具象”到极端的“抽象”，西方自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我们不必妄加评论。 我要强调的是，纵观中国画发展史，从未出现过如西方画史的两极，而始终处于两极之间的“意象”状态。这种“意象”游走活动的空间开阔，大体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侧重于借物写心，以文人水墨写意画为代表;另一种侧重于装饰意趣，以工笔重彩画为代表。从根本上说，它们都属于“似与不似之间”。 以上问题还可以继续延伸。当“似与不似”被视为对立两极时，对“之间”的理解便成了这句话整体精神的关键。《论语》第九章“子罕”篇中有句：“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孟子衍生其意：“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一般人据此以为齐白石说的“似与不似”是两极(端)，“之间”是“中间”，那么绘画可似可不似。更有等而下之的是以此来为自己无技无艺，无造型能力，只语“怪力乱神”瞎涂乱画而辩护，其实是忘了白石翁此语还有“妙在”二字。不知“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的“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间状态，而是“执中”(此处可解为一语中的的中[音重])。即是把握了轻松的精准，把握了“似与不似”的本质，把握了“神”才是最关键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应该是避免“执中无权”，即不知“权变”，不知“似与不似”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庸》中说“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这种中国智慧之用于政，齐白石所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则是此一思想用于艺、通于中国审美，这正是白石翁的高明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