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 “从历史上看，为了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秩序，中华民族一直在探索、转型。”在筑城新一期的“知行讲坛”上，主讲嘉宾、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秋风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历史转型的内在脉络，在他看来，从周朝礼乐制度“礼崩乐坏”时起，纷起的诸子百家即开始探讨那一时期的转型之道，而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儒家提出并实践的治理之道，成为历史的选择，且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儒家的这一治理之道又可称为华夏之道，其核心即是儒家道统。今后中国的任何转型，都绕不开儒家道统。” 自晚清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秋风先生认为，我们一直面临着现代转型的各种深层问题。“我以为，要解决转型问题，进而实现文明复兴之根本出路，关键也就在于精英群体更自觉地回归道统，在政体、法律、习俗等各个方面确立中华文明之主体性。”秋风先生开出了他的“药方”。 中国以儒家“道统”为本 秋风先生认为，最早由韩愈提出的所谓儒家“道统”，是这样一个思想谱系：儒家认为上古时代有一套理想的“圣人之治”，即由圣王、圣人效法天道、构建“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华夏之道”。禹、汤、文、武、周公秉承此道，创封建之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形成个体和小型共同体之间不同而合、以和而合、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 孔子认为“华夏之道”将周朝推向华夏文明之巅峰，所以他感慨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礼崩乐坏之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定六经，令华夏之道可道、可传，此为道之“文”;孔子以此教导平民子弟，造就儒者之“学”;儒家士君子是华夏之道的传承者，儒学则形成连绵不绝之学统，此为道之“学”。秋风先生接着阐释说，士君子以儒家道统化成天下，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信念、价值，它渗透在道教、佛教、民间信仰中，影响了国人形而下生活、形而上思想中的方方面面，由此塑造了中国人赖以追求尊严和幸福的制度，形成无所不在的风俗。 “在这里，‘道统’包括道体也即华夏之道，作为道之文的‘六经’，围绕六经而展开的绵绵不绝的道学也即儒学，以及在历史过程因时而变、而核心价值始终保持稳定的风俗。道就弥漫于华夏共同体各个角落，具体地说，儒家价值弥漫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社会秩序因为此道而凝聚、形成、维持。”秋风先生总结说。 “合群”是士君子的核心能力 秋风先生说，过去学者讲儒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篇幅多放在“修身养性”上，这和其佛家、道家的宗旨差别大不;一种是新儒家如牟宗三先生，在书斋里构建一套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把儒学变成了哲学。“但儒学本质是修齐治平。所以在我看来，儒学不是专业之学，也不是哲学，而是治理之学。”秋风说，尧舜禹都是知行合一、创制立法的人，“但道统能在现实中生长、从而实现社会的优良治理，其中坚力量是士君子阶层。” 秋风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士君子的重要性的：人的生存和繁荣就取决于群的缔造和维护，士君子就是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士君子有能力将一群人组织起来，建立并执行规则，从而建立稳定的合作;同时具备令人信服的道德威望，能合理地分配公共品，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 “而孔子的工作，就是在平民化社会中重建士君子群体，并通过这个群体改变社会结构。”秋风说。他认为，孔门弟子绝大多数是平民，孔子希望通过“学”，将其养成为士君子，《论语》就是士君子养成读本，也就是说孔子创立的儒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士君子养成之学。 孔子所缔造的新兴士君子群体，不再是等级制意义上的，而是德行意义上的。原来的君子出身高贵，现在的士君子则是平民中的卓越者。这就是孔子以后两千年君子的基本形态。宋明以来，这种士君子精神继续下移，形成明清时代基层社会的“绅士”。晚清，士君子精神伴随着现代工商业发展，又生发出“绅商”。 “可以说，中国文明是由儒家士君子塑造的。”秋风说。 儒家以“道统”重建文明的一次实践 孔子之后，士君子群体涌现，使儒家以道统重建文明的实践，具备了基础。“这次实践，完成于秦汉之际。”秋风先生说。 他认为，中国的制度文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周的传统即“周制”，一个是秦的传统即“秦制”。儒家的思想来源于周制，秦制则是法家政治理念的实现形态。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性善恶的理解。法家认为人性恶，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相互提防，以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合理合法的;儒家认为人性善，如孟子所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此而有恻隐之心，由此而有仁爱之情。人因此而合群在一起，继而创造文明，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如周朝的那种“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生活。 “但秦朝的忽然兴起、忽然灭亡，让秦以后的所有人、尤其是汉朝人，去思考避免重蹈秦之覆辙。如贾谊在《过秦论》中的‘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陆贾的‘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等。其中，董仲舒提出的‘去秦制’构想，最终获得了皇权认可。”秋风说。 董仲舒对“秦制”的反思，主要是指出，秦制的根本问题所在是“专制”——它有两大最为突出的表现：严厉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争鸣，消灭思想、学术、文化事业，进而消灭民间社会;任用刑罚、酷吏，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在价值被消灭、人人被权力控制的秩序中，人人自然都成为物质主义者。 由此，驯服秦制，即需要限制皇权、重建天道信仰，这也是董仲舒等汉儒所做的工作。自此，儒家士人进入政体，从而改造秦制，建立“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社会秩序实现稳定。 秋风先生说，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对儒家道统先是怀疑、批判。如古史辨学派，在一系列“反道统”意识和行动下，儒学完全断裂，家庭制度和观念遭到严重冲击，传统信仰遭到抑制，乡村精英消失…… “步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儒家有了复兴的自觉意识。”秋风说，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现代化必定是其文明之自主转型。 人物名片： 秋风先生，原名姚中秋，著名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时评写作，为国内重要时政、财经媒体上撰写经济、政治、文化评论。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和研究，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为什么是市场》、《寻找中道》等著作十多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