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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优秀思想文化而大成，与华夏民族上古时期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太极、儒、道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也是对中国上古时期华夏历史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太极、儒、道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下面就探讨它们之间一致性的关系。 一、太极五行、道教五色与儒教五德存在对应关系。 1、道教五色是对太极五行文化认识。 太极五行为：金木水火土，或西东北南中，等。 太极五行又分为五色，也是道教五色，即： 赤，代表火，主激情热烈； 黄，代表土，主平和安顺； 白，代表金，主素洁忧郁； 黑，代表水，主深沉宁静； 青，代表木，主清新明快。  极阴阳五行图 2、儒教“五德（常）”文化观念，是儒学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即： 仁，代表仁人、爱人、仁爱； 义，代表大义、正义、公平、公正、公道； 礼，代表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仪、礼制； 智，代表知者、明智、智慧、机智。“智”通“知”； 信，代表诚信、信任。 3、太极“五行”、道教“五色”与儒教“五德”彼此相互对应。 太极“五行”、道教“五色”与儒教“五德”之间，存在着彼此对应的内在联系。即： 木，主仁, 其性直, 其情和, 其味酸, 其色青； 火，主礼, 其性急, 其情恭, 其味苦, 其色赤； 土，主信, 其性重, 其情厚, 其味甘, 其色黄； 金，主义, 其性刚, 其情烈, 其味辣, 其色白； 水，主智, 其性聪, 其情善, 其味咸, 其色黑。  太极五行五方对应道教五元儒教五常（德）图 道教“五色”与儒教“五德”，均是建立在华夏民族太极朴素唯物观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以太极“五行”、道教“五色”、儒教“五德”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具备系统论的共同特征。儒教“五德”之间通过促进与制约的相互关系，而表现出太极“五行”、道教“五色”文化独特的系统性。 二、道、儒文化都具有太极文化的本质属性。 太极，也称“道”，是中国朴素唯物观和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生万物，又于万事万物中以百态存于自然。西周文王所著《易经》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1]意思是说，客观世界、宇宙万物起点为太极，太极一分为二为阴阳，阴阳合二为一称太极。太极也就是“易”、“道”，是客观世界、宇宙万物的本源、起点和规律。 而作为研究“道”的学说，被称作“道教”。“道教”探索地是客观世界、宇宙万物的本源、起点和规律。后来，“道”成为了华夏民族的最高信仰，而“道教”也成为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 儒教之“儒”，是古代对从事天文、医药、占卜、修仙等活动术士的统称。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之起源的是西汉学者刘歆。据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中引用刘歆《别录》的观点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2]说明儒家之流，最早是源自上古时期辅佐帝王负责管理民众、土地及教化等事务的司徒（职位相当于宰相）官职的后裔。而儒家教化中的“六经”和仁义礼智信“五常（德）”，都是以客观世界存在的自然规律，即太极之“道”为最高原则的。  术士图 可见，“儒”、“儒家”、“儒教”源于太极阴阳、易、道文化传承，并把掌握太极之“道”作为社会发展、政治主张、思想体系的最高境界和理想追求。 对此，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中认为：“儒,术士之称”。[3]由于儒术士具有“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职责，所以要掌握天地、自然、世界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生活、生产、祭祀等教化活动，是认识天地自然规律变化的先知、先觉，即现代掌握较高科学文化的人。 所以，商代姬昌在《周易·系辞》中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还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4]进而，西汉著名学者扬雄在《法言·君子》中也认为：“通天地之人曰儒”。[5]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儒”，不仅是指以“仁、义、礼、智、信”为理论核心的“儒家”之“儒”，也指掌握太极阴阳学说的“儒生”之“儒”，也就是“道教之士”，也称“术士”。对此，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序》中认为：“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6]  开封道、儒、佛归一的“三教堂”图 道教、儒教、佛教三家不仅最终要归结于文化的合一，而且是原始、根本和本源的合一。对此，明代罗教创始人罗清在《五部六册·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中进一步解释说：“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7]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道教、儒教文化的本质内涵，人为地加以分开。从客观上来看，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都源于华夏民族创造的太极文化，直到秦汉时期道、儒二教仍处于没有完全分离的历史进程中，大同而小异。正是在这种大同小异的前提下，开封宋代、元代、明代的道教、儒教、佛教才实现了三教合一，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道教、儒教、佛教三教的分合，是贯穿秦汉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 三、道、儒二教用太极“天地人合一”理论指导社会实践。  洛书九星五帝中宫方位图 华夏民族最先创造了朴素唯物、辩证的太极文化观。随着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理解，太极文化也有不同表述方式，又称阴阳文化、五行文化、八卦文化、河洛（九宫图）文化、易文化、道文化、儒文化等。道教、儒教都是从太极文化中繁衍出来的、具有华夏民族文化本质特征的中国文化。  太极五行中土方位图 因此，在中国道教、儒教文化中，阴阳合一为太极，五行以“中土”为核心方位，八卦以“乾坤”二卦为天地之位，九宫图以“中宫”为中正之位。这说明道教、儒教的根本源头是合一于太极文化的。 儒家的“中”为天下之大本。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意思是说，“中”，是天地的根本属性；“和”，是运行不变之道。追求天地“中和”的根本属性和运行规律，才能把握和遵循天地之间的自然属性和客观规律，万物就会按照各自的属性和规律生长繁育。因此，《中庸》记载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9]意思是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德行了吧！  中庸位置图 而道家的“道”是自然界（世界、宇宙、客观）的本源。春秋时期李耳（老子）所著《道德经》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意思是人受地的制约，地受天的制约，天受道的制约，道受自然的制约。原因在于天、地、人都是大自然的产物，都要遵循自然规律，即“道”。因此，道教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意思是天生地、地生人、人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万物生长离不开天和道。这里的天和道，也指大自然之“天”和大自然客观规律之“道”。 为此，道教把“尊道贵德，天人合一”作为最高信仰，而“一”就是指天地人共同要遵循的规律“道”。“道”的位置在“天地人之中”，是“中央”之道。所以，“天地人之中”的“中”，在“太极”核心之位；在五行“中土黄”之位；在洛书九宫图“中宫”之位。 华夏民族在这一理念和规律指导下，创建了自己的“中央邦国”，或称“中央之国”，简称“中国”。因此，三皇五帝以及夏商诸王率领华夏先民居住于“太极”之地。“太极”之地，实质上就是“天之中”的太极星（也称北极星、太一星）、“地之中”的太极山（也称太一山、昆仑山）、“人之中”的伏羲（也称太一、人皇）三者在地上的对应之地昆仑山，也就是上古时期的“中国”之地。  天地之中太极（北极、太一）位置图 这种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天上与地下相互对应的关系，被道教、儒教共同认可为太极“天地人合一”文化；这种相互对应的方位，就在道教、儒教共同认可的“天地人之中”方位。 因此，太极理论是指导华夏先民建设上古时期“中央之国”，即“中国”的灯塔；而“中央之国”，即“中国”，则是华夏先民在太极灯塔指引下创造的成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四、太极、儒教、道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 早在1687年，代表太极、河洛文化的伏羲八卦图就已经传承到了欧洲。十七世纪德国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是最早研究伏羲八卦图等中国太极文化和中国唯物辩证哲学的欧洲学者。  伏羲造八卦图 十八世纪，在莱布尼茨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影响下，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欧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由此催生了十九世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 可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来源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来源于莱布尼茨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而莱布尼茨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却受到中国伏羲八卦图，即太极、河洛文化的巨大影响。欧洲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吸取了中国朴素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用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欧洲哲学思想具有源与流的历史传承关系。 党中央深刻认识中国上古时期太极理论和朴素唯物、辩证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在党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普世价值中的“和谐”，也称“中和”、“和合”、“中庸”、“中正”、“同一”等等，具有太极“天地人合一”的本质属性。“和谐中正”是“大同合一”的过程和表象，“大同合一”是“和谐中正”的本源和结果。在上古时期，无论在华夏民族的自然观念，或是在社会观念中，“天地人合一”文化都归于“天地人之中”的核心方位，是华夏民族自上古时期以来所追求的“自然大同”、“世界大同”、“天下大同”观的本质内容。和谐是阴阳对立事物之间的相对、辩证的“合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大同小异、共生共存的关系。这也是十九世纪欧洲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同一观的基本内容。 这种大同、同一、和谐观，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和而不同”。事物的对立是分离、是过程，而事物的合一、同一才是本源、是结果。因此，和谐是具有差异性不同事物之间的结合、统一、同一、共存。就如同太极中包含着阴阳，阴阳合和既包含着“和谐”之大同、同一，也包含着“分离”之小异，终究不会脱离天地之道，即自然规律； 二是社会政治的和谐。是一种社会政治安定状态。阴阳合和、同一于太极中央，而中央就是中正、平和、公正、大同的象征。社会政治是人仿效天地之道创造的文明形式，天地人都是自然的产物。因此，社会政治也应该顺应自然规律，遵循太极理论； 三是天地人的和谐。遵循客观事物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本质内涵就是顺应自然规律，追求天地人整个自然界的和谐。 辩证唯物的和谐观，是对上古时期华夏先民太极朴素唯物、辩证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指现代中国人民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根本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所追求美好事物和处事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理论表述。 和谐社会就是大同世界，这不仅是一种天地人合一的自然环境与状态，而且是一种人类社会遵循自然规律所归宿的美好愿景。其目标就是形成一个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中正、公平、包容与充满活力的大同社会。 因此，在人类社会灭亡之前，只有更美好的大同社会而没有最美好的终极社会。那些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形态说成是“最美好社会”的理论，是背离华夏民族太极文化和朴素唯物辩证观的，也是背离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因而，它不是唯物、辩证、科学的理论，而是唯心、极端、伪科学的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政治和理论问题。 文献来源： [1]苏勇点校：《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8月版。 [2]（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1日版。 [4]（商）姬昌：《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版。 [5]路广：《法言》《扬雄集》词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1日版。 [6]（汉）司马迁 （南北朝）裴骃 （唐）司马贞、张守节：《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10月1日版。 [7]徐小跃 著：《罗教·佛教·禅学:罗教与<五部六册>揭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1日版。 [8][9]（春秋）子思：《中庸全集》,海潮出版社,2009年4月1日版。 [10]陈鼓应 译著：《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