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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管子》堪称最为庞杂的一部。汉代刘向校定《管子》86篇，今存76篇，另有10篇仅保留了题目而内容早已亡佚，可见此书基本保留了汉代以来的面貌。在这部庞杂的古籍中，既有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还包含了天文、历数、舆地、农业、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和知识，读起来似乎杂乱无章，让人摸不着头绪。对于这部书的性质，学术界也有多种看法，如“齐国稷下先生的论文总集”“稷下学宫的学报”“齐国管仲一派的法家论丛”等，莫衷一是。 其实，我们只要弄清楚了这部古籍的年代、作者以及成书的时代文化背景，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战国中期，田氏齐国的君主为招揽天下贤才，创立了稷下学宫，很快就吸引了大批来自列国的饱学之士。齐国君主为他们建起了高门大屋，给他们“列大夫”的待遇，让他们在这里“不任职而论国事”，安心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切磋论辩，这些举措使得稷下学宫很快就成为了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主要舞台。这些异国学者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列国的学术与文化，他们在稷下学宫中极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在促进了齐国与列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丰富和繁荣了齐国文化的同时，必然对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异国思想文化，一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不甘于这种喧宾夺主的局面，于是，如何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挑战，弘扬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使其始终保持齐国特色，与外来思想文化争夺在稷下学宫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便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在这些齐国本土的学者中，除个别自成一派的著名人物如田骈、尹文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是佚名学者。他们没有田骈、尹文等人那样大的名气、地位和影响，他们需要一面精神上的旗帜，来号召和团结那些以继承和弘扬本土思想文化为职志的齐人。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辅佐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的大英雄管仲，共同创作了齐学的结晶——《管子》一书。他们不仅收集、追记和整理管仲的遗说佚闻，汇集在齐地产生、流传、发展的特色思想文化，同时又依托管仲之名并结合当时的现实来阐发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各有所主，各有所长，由此形成了《管子》书中的不同家派和《管子》书庞杂的特点。简言之，《管子》一书的主体是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一批尊崇管仲的齐国佚名学者的集体创作，是齐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汇集与结晶。在刘向校书之前，这些汇集和创作可能一直在持续，据刘向《管子叙录》，刘向在整理此书时，共收集到“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这样就难免会掺入战国以后甚至是汉代的作品，例如《轻重》等十六篇讲的是经济理论和理财思想，学术界公认乃是汉代的作品。南宋学者叶适认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堪称确当。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较好地梳理《管子》一书的内容，较好地解释关于此书的一些疑问和争议了。 《管子》一书虽托名管仲而非管仲亲著，但其中确实保留了一些管仲的遗说和佚事，这些遗说和佚事久已在齐国流传，经过收集和整理而成《大匡》《中匡》《小匡》等追述齐桓公任用管仲事迹的篇章，《牧民》《权修》《形势》《乘马》等篇则是关于管仲治国思想的遗说。 《管子》的内容虽然庞杂，但也并非杂凑，而是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主导思想，那就是关于法治的思想，以《任法》《明法》《法法》《君臣》（上下）《立政》《七法》《版法》《法禁》《重令》等篇为主体。这些篇章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战国时期，变法图强是列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法治的思想最为流行，《管子》以法治为自己的中心思想，正是反映了时代的主流思潮。此外，《管子》中浓郁的法治思想也与姜太公和管仲所代表的齐文化有注重法治的传统有关，《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也说明《管子》以法治为中心思想。对于《管子》的法治思想，我们要特别强调几点。第一，《管子》的法治思想不同于以《商君书》《韩非子》为代表的主张专任刑法、排斥道德教化的三晋法家，而是主张礼法并举，在坚持法治为主的同时也吸收儒家倡导的道德教化，这大概是和齐国紧邻鲁国，齐文化很早就受到发源于邹鲁之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正因为此，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的法家思想不像三晋法家那样的阴森残酷，而是比较温和，学术界通常称之为“齐法家”。第二，《管子》的法治思想不像以《商君书》为代表的早期法家那样缺乏理论深度，它注重对法治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特别是用道家的哲理论证法治的合理性、必要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因而《管子》的法治思想显得比较有理论深度和思想高度。这显然是受益于稷下学宫中盛行的道家哲学的影响。正因为此，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管子》法治思想也被学者们直呼为“道法家”。第三，从道家学说发展的角度来看，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理论模式把道家的“道论”应用于现实中的法治实践，是对道家学说的一个重大开拓，避免了道家学派因只谈抽象的哲理而在“皆务为治”的百家争鸣中被边缘化。《汉书·艺文志》把《管子》列在了道家类，正是着眼于《管子》对道家理论的重大贡献。《管子》在道法结合、以道论法的理论模式上进行的探索最多，贡献也最大。这种理论模式代表了战国中后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大方向。 《管子》中的《内业》《白心》《心术上》《心术下》四篇，由于提出了极具特色的精气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郭沫若等人曾提出此四篇是“宋尹学派”的作品，后来张岱年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四篇文章的思想与《庄子·天下》等文献记载的宋钘、尹文的思想不合。现在看来，宋、尹二人的思想差异很大，应该分属于不同学派。朱伯崑等人提出这四篇是慎到的著作，张岱年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内业》等四篇的作者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精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是人的生命、思维和智慧的源泉，当人心排除了私欲等不洁之物，达到了正、定、虚、静的特定状态时，就会吸引和积聚精气，最终成为拥有最高智慧的“得道”之人。《管子》以精气论“道”，丰富和深化了“道”论，是道家学说在齐地的新发展。精气论的产生，同齐文化注重行气养生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齐人很早就注重“心”和“气”的密切关系，探讨吐纳、导引等行气养生的方法，通过精气神的治养实现健康长寿和提高智慧。到了战国时期，《内业》等篇的作者把这种齐文化中固有的心气论传统同当时流行于稷下的老子的“道”论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浓郁齐学特色的精气理论，不仅丰富了“道”的哲学，也把中国古代的气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中还有一组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四时》《幼官》《五行》《轻重己》四篇。这四篇文章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阴阳和五行原本是产生于不同地域并且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互不搭界的学说体系，后来实现了合流，合流的原始证据就保留在《管子》中。很显然，以四时教令为主要内容的阴阳学说是偶数系列，而以金木水火土为主要内容的五行学说是奇数系列。这两种学说要实现合流，就必须解决奇数系列和偶数系列如何搭配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极难解决的，又是必须解决的，《幼官》《四时》《五行》和《轻重己》就如实地记录了阴阳五行家们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的几种方案。他们分别配成了以五行为构架，以阴阳消长为动力的不同的宇宙图式，并把所能观察到的各类事物和现象都按照阴阳和五行的分类统统塞进这些框架中，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运动变化的规律，并用来指导人类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活动。这些宇宙图式标志着阴阳说与五行说合流的初步实现，也标志着阴阳五行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正式出现。 阴阳说和五行说之所以合流于《管子》，也是由于稷下学宫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稷下学宫创立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们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思想和文化，来自南方的阴阳说和来自北方的五行说也在这里相遇。它们原本都是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万物的生成和探索宇宙万物变化发展规律的哲学学说，存在着交融合流的可能性。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先民力求更全面、更精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努力的结果，稷下学宫的长期存在，为这一合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良好的条件。阴阳说与五行说合流于《管子》还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稷下学宫荟萃百家，推动了齐国的强盛，齐、秦两大强国的君主曾一度酝酿并称“东帝”和“西帝”，这也刺激了稷下的学者们，他们为配合齐国的帝制运动，试图创造出一种包罗天地万物并解释一切现象，能够配得上“西帝”的身份和排场，并为之提供政治上乃至生活起居的具体指导的宏大学说，阴阳与五行的合流，就是这一理论努力的结果。对齐国的帝制运动最为热衷且为之造舆论的，理应是齐人自己，所以《幼官》《四时》这组文章的作者，最有可能就是当时活跃在稷下学宫的齐国本土的一批佚名学者。 参考阅读版本推荐以下三种：《管子校正》，（清）戴望，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管子集校》，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管子注译》，赵守正，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