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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论述可知，《神农》既非李悝所作，也非商鞅所著。那么，《神农》究竟为何人所著呢?我们以为很可能系战国时期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所作。 许行，战国时楚人，其生平已不可详考，只知他与孟轲同时。孟轲在滕国时，许行曾“自楚至滕”《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根据他的请求给了他一片可以居住和耕种的土地。许行有门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儒家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经宋到滕，“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可见其学说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许行的言行，人们向来认为仅见于《孟子·滕文公上》。我们姑且以这种见解为基线，将《孟子·滕文公上》中所反映的许行的农业观与《吕氏春秋》保留的《神农》的农业观作一对比，借以推断《神农》的作者。通过《孟子》所反映出来的许行的农业观，就是力倡君民并耕。《孟子·滕文公上》记：“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许行坚决主张统治者在治理民事的同时，应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贤良的统治者。如果依赖榨取农民的生产品来供养自己，就不配称为贤良的统治者。这是他极端平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刘玉堂：《〈神农〉作者考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无独有偶，许行君民并耕的思想，在《吕氏春秋》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该书屡次提到君民并耕，其主旨同许行的观点如出一辙。如《吕氏春秋·上农》说：“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并主张后妃亲织：“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前文还征引过类似的记述：“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吕氏春秋·爱类》。前文已论证《神农》与《吕氏春秋》论农篇之间的传承关系，许行的农业观又恰恰同《吕氏春秋》论农篇反映的农业观不谋而合，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很难不使人对许行与《神农》一书的作者产生必然的联想。 君民并耕的观点，也不仅仅保留在《吕氏春秋》中，其他文献也不乏记载。《尸子》说：“神农氏夫负妻戴，以致天下。尧曰：‘联(朕)之与神农，犹旦之与昏也。’”《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尸子》。又称神农氏“并耕而王，以劝农也”《北堂书钞·帝王部·务农》引《尸子》。《淮南子·齐俗训》说：“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艺文类聚》引《淮南子·齐俗训》。《尸子》和《淮南子》，《汉书·艺文志》皆列入“杂家”。其中所记，多博采之于各家之书。《尸子》，相传为尸佼所著，恐不确。《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尸子，“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尸佼为商鞅的老师，又曾参与商鞅变法的策划，说明其政治、经济主张与商鞅应无大异。而前文曾论及商鞅坚决反对“行神农之事”《商君书·算地》，而《尸子》力主行神农氏君民“并耕”已于上所述，假定《尸子》为尸佼所著，岂不是自相矛盾吗?由此可见，尸佼虽略早于许行，《尸子》却略晚于《神农》，原因是《尸子》显然系后世人伪托，不然何以会违背尸佼的思想主张呢?事实上，《尸子》不仅在君民并耕方面与《神农》的主张相同，甚至连用词也无大异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只能理解为《尸子》的作者转录了《神农》之言。《淮南子》成书于汉代，不仅在时间上晚于《神农》，且系楚人后裔在楚故地主持纂集，转引诞生于楚地的楚人著作《神农》，则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孟子·滕文公上》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人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见仁见智，而分歧的焦点是对“为”字的诠释。历来注家多将“为”字释作“治”焦循：《孟子正义》。或“研究”杨伯峻：《孟子译注》，我们以为欠妥。先秦时期，“为”字一般作“替”、“做”、“伪托”或“称道”解，如“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尽管有时也有作“治”解的，但这时的“治”宜释为“治理”，如“为政”即指治理政事，而不能与研究等量齐观。“为”字作“研究”解，多出现于魏晋以后。上引《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为”，当作“伪托”解。且班固也说是先秦诸子“托之神农”所作《汉书·艺文志》。这不能说不是《神农》为许行假托神农所作的又一证据。 《神农》为许行假托神农而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特产”。春秋战国之世，人们笃信文化以古说为甚，所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五帝本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世风所及，连孔子、墨子和孟子皆开口称尧，闭口道舜，以至韩非讥讽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既然孔、墨、孟诸子能言必称尧舜，许行为什么不可以言必托神农呢? 许行托神农之言著书，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原因。在许行生活的时代，有关类似与民并耕的神农式的“圣君明主”的传说不绝于耳。其中最显著的如帝舜，据说就曾“荷此长耜，耕彼南亩”《文心雕龙·祝盟篇》；又如夏禹，也曾“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身执耒〓，以为民先”《韩非子·五蠹》；传说中的周文王，也躬耕田亩，“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尚书·无逸》；越王勾践为雪会稽之耻，也“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国语·越语》。这些君民并耕的传说，无疑给许行以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楚之先王熊绎以至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左传·昭公十二年》的事迹，更是给他以强烈的印象。凡此，显然是许行以君民并耕为核心的农业观形成的历史、社会渊薮。 许行假托神农之教以倡其学，也有地域上的因素。神农之传说，大概始于楚之早期邻国、晚期属国——随国。因为古代文献大多认为神农生于古随国即湖北随州市的厉山(或曰烈山)。相传为汉代学者纂集的《礼记·祭法》说：“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郑玄注云：“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郑玄是将炎帝与神农视为一人，故而互代。对此，唐人司马贞已有意会，因而他在为《史记·三皇本纪》作注时说：“郑玄云：‘厉山，神农所起。’”自东汉以降，言神农或炎帝生于厉山者代不乏人。《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杜预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前文已论证厉山在今湖北随州市境内。由此可见，神农部落曾生息劳作于以随国为中心的汉水中下游一带刘玉堂：《炎帝神农与远古文明》，《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随国与楚国山水相连，且长期处于楚国卵翼之下。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即有“神农育乎楚”之说。这里的“楚”，是指包括随国在内的楚地。作为楚人而又周游列国的许行，对神农之传说应知之甚详，故有感而发，就近取材著书立说是不难理解的。章学诚也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由于农家是以神农传说为立论张本的，故农家源于包括随国在内的楚地，关于神农的传说也应是源于楚地的。也就是说，从农家学派的起源之地也可反证神农的诞生之地罗运环：《战国农家学派与神农及神农故里》，《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此外，许行之所以托神农立说，还在于他的君民并耕的理想在阶级社会里近乎海市蜃楼，恐不易被人接受，所以借神农这尊偶像以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扩大其影响。对于这种“挟古人以自重”的风气，梁启超披露得淋漓尽致：“有许多书，分明是后人所作，又往往假托古人名字以自重。”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或许有人用章学诚“古人不著书”的名言来质疑《神农》为许行所著。其实，章氏的话与我们的看法并不矛盾。因为我们说许行著《神农》一书，并不排除此书经过其后学的加工整理，正如我们肯定《孟子》为孟子的著述，又不否认它经过其弟子纂集一样。刘玉堂：《楚国经济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