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网络 历史是“过去时的新闻”，新闻是“现在时的历史”。新闻先行，而后有历史;新闻累积，而后成史书。中国人重历史，更重新闻，特重“即时新闻”。上古的史官，其实就是一批新闻记者，而且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实况记者。 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孔子笔削过的“鲁史”，而王安石说《春秋》经文是“断烂朝报”，这就把“史书”与“朝报”联系起来了。这里先就“朝报”二字说几句。 “朝报”者，朝廷大事之报告也，唐时专称为“邸报”，是要适时发布的重要新闻。那么，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制度的呢?文献记载，商代君王身边有“巫”与“史”二职。“巫”负责事前的占卜，“史”负责事间与事后的即时记录，分别称为“卜辞、占辞、验辞”。占辞和验辞中，有具体确切的时、地、人、事，所记之事有因、有果、有过程，具备了新闻要素，其实就是商代的“朝报”。 据《周礼》记载：周代朝廷特设有史馆，史馆中的“史官”是“世守其职”的，负责记录君王言行、发布朝政信息，其主持人叫作“太史”。史官们有明确分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紧随在君王身边，负责现场记录。凡专记内庭之事、人事任免者为“内史”，凡专记外廷之事、国家军政大事者为“外史”，凡专记后宫之事者为“女史”，还有一批在史馆供奔走服务的“小史”。这些史官的第一责任是“现场记事”。他们是新闻记者，然后要把记录依年月日累积排列起来，就成了“历史”，历经之史事也。 春秋时，齐国太史董狐见权臣“崔杼弑其君”，因为及时地抢记下这一不义的政变事件，被杀害了;其弟立刻顶上去，又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又顶了上去。时在史馆服役的南史闻讯，也立刻抓起笔来，赶赴现场去记，得知第三个人已经记下了此事，这才退下。可见，那时当一名跑现场的“记者”，是要甘冒风险的。 下面讲讲王安石所指斥的“断烂”。说它“断”，不无理由。《春秋》经文，是被孔子“删削”过的，原文本是按年、月、日依次记事的，其时事是互相联属的，它被删被削之后，自然也就“断”了。所以《春秋》中有不少年、月下面是空文，全无记事。比如开章明义第一条，就只有“经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没有下文。不论后儒做多少疏解，都无法说明孔子何以没有记下该年月发生的任何一件史事;而其下一条“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卷三的第一条经文“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等，就都有“记事”。书中这种年与年之间、月与月之间被删后的“断”很多，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再说“烂”。经文“郑伯克段于鄢”“晋杀其大夫里克”之类，虽说行文有贬有褒，是非分明，但后人根本无法从这些字句中得知相关“史实”到底怎样，若没有《左传》等书为其注明原委经过，后人根本无法知其所云了!在王安石看来，此即为“烂”。 但是，话说回来，《春秋》毕竟是一本“经书”，其价值远非“断烂”一词可以抹煞的，试以如下理由说明之。 第一，《春秋》经文，只是片言只语，这只能是《鲁春秋》的“标目”或“索引”，而不能也没有取代《鲁春秋》之内文。从先秦诸子的各家文章看，诸子与各国“行人”引述《春秋》所涉之史事者不少，他们并非仅据《春秋》经文之片言只语发论的，他们是读了原著的。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左传》来，把“经文”所涉史事交代得头头是道，就证明了原始史料的存在。 我们知道，在简牍时代，书册翻检很艰难，孔子读《易》，尚且“韦编三绝”;读“史”，更易脱简。有此一本“要目”在手，何等方便!孔子编辑这个“标目”，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原因在此。 第二，今天，我们从新闻史的特定角度去看《春秋》经文，还会获得另一层重要启示。 从文化史的特定角度看，它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春秋笔法”“一字贬褒”“为尊者讳”“直笔”等词语的真实含义，它可以帮我们解开古籍阅读中的许多死结。比如“为尊者讳”之“讳”，通常作“回避”“绕开”讲，甚而当作“闭口不提”解。其实不是这样，孔子只是希望说得委婉一点而已，决不是不提某人某事。正如人们讳言“死”而说成“去世”“逝世”一样，一旦解开了这个“曲笔”，也就无所谓“讳”了。何况，前引“天王杀其弟佞夫”句，矛头直指“天王”，根本就不“讳”。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春秋》经文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明编者的评判，其字斟句酌、分寸尺度、爱憎立场、是非判断，均精确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地步。《春秋》经文，很像是当代《人民日报》之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其制作体例是非常严格的，其原则是十分严肃的。孔夫子说的“笔法”“义理”，今天仍在用。 从新闻史的特定角度看，《春秋》《左传》中的这些“史实”，原本都是当年的“现场记录”，是“新闻”，而且还是及时向“国际”通报的当日“要闻”，后来才变成了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闻史”应该把眼光放宽些，放长远些，不要只看到唐人的“邸报”就止步。 就新闻从业精神而言，要当个“出现场的实录记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无畏和求实的精神，是该发扬光大的。它又岂止是史官与记者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