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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商代原始瓷出现以来，中国陶瓷发展是漫长而辉煌的。两晋青瓷，唐三彩，五代越窑秘色，宋代五大名窑，元明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雍乾粉彩，提起这古代陶瓷业的一座座丰碑，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爱好者，都耳熟能详。但对于新中国陶瓷，知之能详者并不多。 在古代，陶瓷业的精英人物大多为皇家服务服务，精品瓷器具有鲜明的皇家文化特征。到了1949年，中国陶瓷进入了崭新时代。新中国之前的陶瓷，只具有观赏和使用两种功能。新中国成立后，陶瓷在兼具这两种功能的同时，又增加了为政治服务的功能。1980年代后，随着计划经济解体，新中国陶瓷逐步退出了国家体制。这个时间段中的陶瓷就是所谓的“新中国陶瓷”。新中国陶瓷与历代优秀陶瓷一样，属中国最高水平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  《送公粮》灯笼瓶 1955年 熊晓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绘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确立了服务人民的社会功能，并逐步体现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面貌。作为新中国十七年绘画的组成部分，江西景德镇等地的瓷面绘画也取得了相应的艺术成就。首先，陶瓷行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从业人员的生活得到保障，加之与陶瓷相关的工厂、研究所以及教学单位的创办，均为瓷绘创作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新中国十七年的社会现实和文艺政策，为瓷绘创作指出了新的方向，在创作方法上也经历了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过程。可以说，新中国十七年的瓷绘创作逐步实现着“思想的大转变与创作方法的大统一”的过程，与同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一同构建起新中国美术独具特色的视觉形象。 从表现内容上看，新中国十七年的瓷绘艺术大体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一是“古为今用”。新中国成立早期的瓷绘艺术多表现仕女、婴戏、文士、武将以及道释人物，承袭了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基本样貌。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文艺政策的影响，创作者对画面内容的扬弃和处理较之以往发生了转变，在延续传统造型特点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与象征意义。突出表现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减少，以及古代英雄形象的明显增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同时期连环画、新编历史剧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屈原、花木兰、岳飞等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画，进一步强化了对“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以及“男女平等”等价值观念的肯定和宣扬，赋予了这些传统形象更新的生命力。不可忽视的是，作者对于传统题材的理解和取舍，以及对新生活的种种感悟，自然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使之大体呈现出清新质朴、乐观积极的时代特征，并表达了人们对于新生活的歌颂。这是新中国十七年瓷绘作品的不同之处。 二是“推陈出新”。具体表现在工农兵、英雄模范、伟人等现代形象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其中，以劳动人民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伴随着人民大众社会地位的转变、国家建设事业的推进而大规模地登上陶瓷史的舞台。对这些人物形象加以表现，较大程度地拓展了瓷绘创作的表现范畴，明确了瓷绘作品的社会功能与服务对象。从最终呈现的效果上看，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也迎合了特定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客观要求，使之与陶瓷史上的同类作品有所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瓷绘中也出现不少有别于其他绘画作品中的劳动人民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场景。其中，较具特色的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窑业工人形象，这是同时期其他的纸、绢、布绘画在题材表现上所缺乏的内容，这一部分形象既是研究新中国美术史不可忽视的视觉图像，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关于该时期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此外，也描绘了新中国的教师、科学工作者等其他人物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及其他祖国建设事业的景象，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传递着新中国十七年的时代主旋律。多数作品与特定时期内的历史事件联系紧密，蕴含着较为丰富的时代信息和强烈的时代特征，成为今日见证历史的资料。 从表现手法看，瓷绘工作者的创作意识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强化了对写生的重视和发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景德镇瓷绘工作者集体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创作出粉彩“农村新貌”瓷板组画、粉彩“给军属拜年”瓷板画等一批立足于现实情境的优秀作品，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其次，在受到同时期国画、年画、连环画等艺术形式影响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欧洲的写实主义绘画技巧，提升了瓷绘工作者的写实能力。其中，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绘艺术与其他姊妹艺术之间产生了更多契合点，突出表现在对同时期国画、年画、宣传画的效仿和移植。同时，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作者们不仅善于批判性地借鉴，还能够对其进行较好的吸收和融合，这种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多元文化养分的做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除此之外，该时期瓷绘作品无论是布局、造型还是色彩，都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艺术特征，既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瓷绘作品，也与当时其他表现人物形象的绘画作品存在差异。 整体而言，新中国十七年的瓷绘作品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瓷器大多是作为观赏、把玩用的艺术品，而在新中国十七年，瓷绘工作者并不单纯满足于瓷面绘画的审美功用的体现，而是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上下求索，努力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特别是对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做出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描绘，拓展了瓷面绘画的表现范畴，赋予了瓷面绘画更多社会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内涵，其内在价值得到了强化和提升，与之相应的社会功用及观赏性质也发生了转变，使其渐渐与主流艺术相契合。从另一个角度看，以瓷器为载体的绘画创作，也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绘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既受到了该时期学院派艺术的影响，又流淌着古老民间艺术的血液，从而较好地集中了当时各个阶层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以自身独特的材质和表现形式，为世人留下了中国瓷面绘画的丰富样貌，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范畴，有利于推动人们对既往的美术史进行重新审视。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纸、绢、布绘画已产生一定自然损耗，这使得瓷面绘画更显珍贵，他们与中国其他绘画作品一样，不但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也能更真实地反映新中国成立早期时代主旋律的发生、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变迁。  《农村新貌》瓷板画 1962年 张松茂 王锡良 在中国艺术审美文化史上，新中国陶瓷艺术精品艺术特色鲜明。其现实主义的时代特征明显，包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和文化内涵。这些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精品，具有着独特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必将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