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面和北面为崇山峻岭环绕,西部是太行山余脉——西山,北部是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这些山高不过海拔1500米,却起伏巨大,万峰壁立,崖陡壑深。它们既是拱卫北京的天然屏障,又是阻隔与外界交往的难以逾越的天堑。然而,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起,就能够勇敢而机巧地穿越重重大山,与山外的世界密切往来。原来,先人在密不透风的燕山山脉中,发现了100多处孔道,他们像今人穿行在胡同中一样,披惊历险于孔道之中,开拓着初萌的泱泱大都。 诸多孔道中,有四个孔道最为著名,它们是:卢龙塞孔道,榆塞孔道,虎北口孔道和军都径孔道。 卢龙塞孔道——京畿的咽喉 位于燕山山脉东段,在今河北省承德市、遵化市与唐山市交界处的重叠峰峦中,隐没着一个名叫卢龙塞的孔道。 它是从北京经今通州和今河北省遵化市,前往蒙古高原东部和东北平原的咽喉。因地势险要,早自汉朝就设置了关卡,名曰“松亭关”,后易名“喜逢口”,明朝始称“喜峰口关”。上古先祖开辟的由北京至喜峰口的“京喜路”,专家考证至少应该有5万年历史。 喜峰口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喜峰口关是依山修筑的城池,由三道城墙构成一个“日”字形的防御体系。外围主城墙高五丈,宽三丈,长一百丈,由石块从里到外整体码堆而成,中心竖有一两丈高城楼,叫望日楼。大汉国修建了一道大约两百多里的城墙,用以防止胡族入侵。 历史上的喜峰口远不像今天这样寂寞,东汉末年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 南宋诗人陆游在千里之外,吟出“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潸”的诗句,抒发自己收复失地的祈望和报国无门的伤感。唐代边塞诗人高适也有《塞上·东出卢龙塞》一诗,寄情于险关之巅。 1933年3月9日,日军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北侧长城一线山头。我驻遵化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为报国耻,组织大刀队500人于晚间潜登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死,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赵登禹率部埋伏在各峰峦幽僻处,待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给敌人以重创。11日晚,赵登禹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18门,烧其辎重粮秣。这便是著名的喜峰口战役,共歼敌4000余人。著名音乐家麦新的《大刀进行曲》,正是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的,一直流传至今。 榆塞孔道——天下第一关 提起榆塞孔道,恐怕少有人知。不过它的别名“山海关”,却是如雷贯耳。榆塞孔道位于燕山山脉南麓东端,与渤海为邻,属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它是通往东北大平原最便捷的通道。经考古学者证实,北京到榆塞的“京榆路”早在20万年前就被古人类开辟出来了,也就是说榆塞孔道的发现起码不会少于20万年。 毫无疑问,榆塞孔道的发现权属于“北京人”,因为那时,“北京人”是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唯一古人类。后来人们才明白,发现榆塞孔道的意义非凡:它使华北与东北两大平原从此连成一片,关内外携手发展,成为中华大地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大将军徐达在今山海关置山海卫,并将榆关之“关”移到山海关。从此“天下第一关”的盛名冠盖华夏。 1644年5月,明吴三桂引清兵,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中国就此进入大清朝时代。 1933年1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榆关保卫战”。日本关东军深知欲消灭我东北义勇军,必须首先截断义勇军与关内中国军队的联络,而这个联络要道便是榆关;而要进攻热河,也同样必须先夺取榆关。日军派遣步兵3000多人,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余辆,兵舰4艘,对榆关城猛攻。中国方面,驻守榆关者为东北军五十七军何柱国部,他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喊出“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为军人争人格”的豪言。数千将士与敌军展开了三天三夜的巷战和肉搏战,尸横遍野。虽然最终榆关失守,但令日军精锐部队死伤惨重。 如今,穿越榆关的不再只是先祖们开辟的“京榆路”,一个现代化的交通体系炫耀着今人的智慧:大秦铁路,津山铁路,京秦高速,承秦高速,河北省沿海高速,102国道等,在这里穿梭如织。 虎北口孔道——长城博物馆 虎北口孔道,凌绝于山巅之上。它坐落在今密云区古北口镇,距北京城区100多公里。因其比邻卧虎山,故得名“虎北口”。后易名“古北口”,传说是清乾隆皇帝所赐。 乾隆元年,乾隆帝前去热河途中经过虎北口,感叹于长城内外的美景,便问刘墉此地为何名。刘墉如实回答:“唐时叫虎北口。”乾隆帝心想:我来来去去从此口经过,怎能叫“虎北口”!于是取其谐音“古北口”。 出了古北口,穿过平缓的山地丘陵地带,即可抵达今河北省承德市。据考证,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辟出了北京到承德的道路,被人们称之为“京承路”,迄今起码有6000多年了。历史上,“京承路”时而充盈着异邦间的温情,时而又被征战的冷血所浸染。在人们记忆中,更多的是后者的刻骨铭心。 自古以来,强悍的马上族始终觊觎着关内的良田沃土,承德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桥头堡——古北口不可避免地坠入战争深渊。 从遥远的西周开始,各朝各代无不在古北口筑关设防。到了辽、金、元、明、清五朝,大大小小争夺古北口的战役从未停止过。 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令徐达建古北口关城,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砌石块以增强防御能力,加修关城、大小关口和烽火台等关塞设施,并增修门关两道:一门设于长城关口处,称“铁门关”,仅容一骑一车通过;一门设于潮河上,称“水门关”。 明弘治十年鞑靼王子率兵入侵古北口,被明军打得弃甲而逃。明嘉靖二十九年,北方少数民族又率骑兵近万人攻打古北口,最终未能越雷池一步。 隆庆三年张居正为了加强防务,特别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调来北方。谭纶任蓟辽总督,戚继光任蓟镇总兵。蓟镇所管辖的一千二百多里的长城,经戚继光的精心筹划,亲自督修,十数年间便建成了一道城墙高峙、墩台林立、烽火台相望的坚固防线。戚继光在修复古北口长城时,不仅保留了北齐长城,还在长城墙外又加砌了城砖,至此才有了著名的古北口双长城。 1933年年初,古北口抗击日军的战斗打响,360多名阵亡将士长眠于古北口。一座“古北口保卫战阵亡将士”墓碑矗立在这里,笑看着一瓦蓝天。 军都径孔道——京都发展史 早在两千多年前,军都山就扬名天下了。 军都径孔道位于今昌平区西北部,亦称“关沟”,是著名的“太行八径”之一。其南端今称南口,北端即今声名显赫的八达岭岭口。穿过军都径孔道,经今北京市延庆区可抵达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再向西南可往今山西省大同市,向北行则与蒙古高原近在咫尺。显然,军都径孔道扼守着北京城的西北门户,勾连着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多个省区。 军都径孔道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太行山与燕山的分界线,沟东属燕山山脉,沟西属太行山山脉。而径的南北两段也是“一沟两制”,分属今昌平区和延庆区管辖,而在古代它又是农耕生活区与游牧生活区的分水岭。 今天的昌平区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军都县,其名称即来自军都山和军都径。径中最狭窄处为居庸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燕国就扼控此口。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对居庸塞已有记载。“居庸”乃贫穷工匠居住地之意也,说明那时这里已经开始筑关了。汉朝时,居庸关城已颇具规模。南北朝时,关城建筑又与长城连在一起。此后历唐、辽、金、元数朝,居庸峡谷都有关城之设。 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东巡,返程时从今河北省昌黎县,经今北京市通州区、怀柔区、密云区,过军都径,抵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后,穿越今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最终返回咸阳。 元世祖忽必烈进京建大都城,走的就是军都径孔道。由于军都径成了元代皇族每年赴内蒙古上京避暑的必经之路,便在此大兴土木。先是在虎峪龙虎台建了行宫,后又在居庸关长坡店建过街塔,紧接着在其北侧兴建了大宝相永明寺。极具嘲讽意味的是,1368年元朝被明王朝所灭,元顺帝仓皇逃往内蒙古老巢,走的还是军都径。不过那时那刻的古道已是风萧萧兮彻骨寒了。 1644年明王朝覆没,李自成率兵杀进京城,走的竟然也是军都径。与军都径扯上关系的还有慈禧太后。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太后仓皇出逃,乔装打扮成汉族老妇人,带着光绪皇帝,没有扈从,乘上雇来的三辆骡车直奔居庸关。当走到军都径孔道口时,突然雷雨交加,把老太后浇成个落汤鸡。她不得不在关城兵营打了尖,混迹于散兵游勇中,之后便奔太原和西安去了。 今人前往军都径也似闲庭信步之事了,沟内拥有京藏高速、京张铁路、216市道,一条京张高速铁路已经开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