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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黄玉顺，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玉顺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他是当今儒学重要学派“生活儒学”的创立者，中国政治哲学最新研究领域“中国正义论”的提出者；同时是易学重大成果“易经古歌”的发现者和诠释者，哲学最新研究领域“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着传承了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无论经过多少战乱与硝烟、多少苦痛与灾难，其文明和历史都不曾中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骄傲。但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据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正遭遇着一系列的挑战。我们曾经高扬的“仁、义、礼、智”在当代社会是否还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孔孟之道？面对传统文化一定意义上的衰落，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和改善？对于这些问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玉顺做出了他的思考，他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给出了许多值得践行的答案。 融贯中西，站在巨人肩膀上创立“生活儒学” 如何让传统的儒学思想和文化在当代社会释放出新的活力，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是黄玉顺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黄玉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通过“生活儒学”的建构，让儒学面向现代生活，来推动传统儒学的复兴。中学功底和西学功底同样深厚的他，在批判地吸收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后，2004年第一次提出了“生活儒学”这一全新的概念；同一年，“儒学复兴运动”这个概念也顺势而出。 “‘生活儒学’这个概念是在批判和吸收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黄玉顺介绍说。生活儒学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吸收，主要是接受其“存在论区分”，即严格区分“存在”与“存在者”：任何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给出的；存在不断地生成着新的存在者。然而两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都“遗忘了存在”，而是用一个形而上存在者来说明众多形而下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形成了一种“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而“存在论区分”对于儒学复兴的意义在于：如果两千年来的皇权帝国儒学，其形下学（家族社会的伦理学和皇权政治哲学）及为之奠基的形上学（心性本体论、先验人性论）都不能“原教旨主义”地照搬到今天来，即儒学的复兴意味着建构新型的儒学形态，这就意味着必须超越传统儒学的“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架构，回到孔孟原典儒学固有的、而被遮蔽了的“存在”观念。 但这并不是照搬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生活儒学认为：对于儒学来说，作为大本大源的存在，就是生活，就是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生活”的观念既非海氏的“存在”（Sein），也非海氏的“生存”（Existenz）。生活儒学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批判，是针对其不彻底性。按海氏现象学的初衷，一切存在者皆是由存在给出的，即存在先于存在者；但海氏又认为，有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此在”（Dasein），也就是人，他的生存才能够通达存在。这样一来，人这种形而下存在者就先于存在而在了。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黄玉顺认为，如果把“此在的生存”中的“此在”去掉，那么，所谓“生存”就是“存在”。这就是他的“生活”的观念。生活儒学认为：生活及其仁爱情感显现乃是一切东西——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主体性存在者和对象性存在者的大本大源；“此在”或人也是由爱生成的。 薪火相传，以人才培养为基础复兴儒学 在提出“生活儒学”这一概念之后，如何对传统儒学进行复兴仍旧是一个难题。近些年来，“儒学院”、“国学院”，还有各种各样的“书院”之类，纷纷建立，这对于传承儒学固然是好事，但称其为学术“高地”在黄玉顺看来仍值得商榷。黄玉顺说：“最近几年的儒学研究和儒学传播，都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是出现了一些很危险的倾向和思潮，诸如原教旨主义、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某种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都有泛滥的迹象。有些所谓‘儒家’似乎要再次给中国人民套上几大‘绳索’（毛泽东语）：君主主义的‘政权’、父权主义的‘族权’、男权主义的‘夫权’。这些‘主义’，都是违背现代生活方式、历史趋势的逆流。我认为，要复兴儒学、打造儒学研究与传播的高地，首先就必须警惕上述这些危险倾向。”复兴儒学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黄玉顺所在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把“打造儒学研究高端人才的基地”作为基本目标之一，博士生、硕士生、古典班的本科生的教育教学，都以此为宗旨。 对于究竟如何培养儒学人才，目前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人主张回到古代传统的“经学”体制、或者“经史子集”的“四部”体系，这涉及是否应当承认“古今之变”的问题；有的人主张仿照西方的“古典学”（Classic Studies），这涉及怎样处理“中西之际”的问题；而更为常见的做法则是沿用几十年来的“文史哲”等学科分类，亦即按照“国标”的一级学科分类；如此等等。此外，还有许多民间书院的做法。 在这个问题上，黄玉顺坦言自己也还没有成熟的想法，但是他提出，真正的国学具有五大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这种正本清源的思考对如何培养儒学人才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开放心态，以面向生活的姿态发展儒学 对于儒学未来到底该如何发展，走向何方，除了培养人才方面的问题，黄玉顺还认为，我们还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我特别想指出这样一股危险的思潮：以狭隘民族主义的‘中西对抗’来掩盖‘古今之变’的人类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现代’之实，用‘文化’来拒绝‘文明’。”黄玉顺说，“在形下的层级上，当代儒家的政治哲学必须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否则儒学迟早必定为时代所唾弃，不论当前如何‘虚假繁荣’；为此，在形上的层级上，当代儒学必须重建形上学，而非墨守传统形上学，否则必定‘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无法导出现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种现代政治怪胎。上述两点意味着，当代儒学必须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或者‘伦理-政治’之类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回归生活本源，面向当代生活、即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则不仅无法容纳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而且无法完成为之奠基的形而上学重建的历史任务，势必沦为时代的弃儿，甚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