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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作者于2016年12月10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谢希德-俞吾金哲学发展基金主办的第一届俞吾金学术论坛“启蒙的缺失与重建”讨论会的发言。 【摘要】如今“反思启蒙”成为了一种学术时尚。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启蒙”和中国某些人的“反思启蒙”来自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前者是要更加彻底地兑现“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而后者却是“强国压倒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一切，其中既有前现代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思潮，也有作为现代性极端变异形态的极权主义思潮。这是“反思启蒙”的三种不同立场。在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作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中国需要儒家主导的启蒙。儒家的启蒙其实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必须承认，这种启蒙尚未完成，目前甚至出现了危险的逆转倾向。为此，亟需倡言“儒家启蒙主义”。 【关键词】反思启蒙；强国压倒启蒙；儒家启蒙主义；现代性；人的解放 这些年来，“反思启蒙”乃至“批判启蒙主义”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时尚，更是儒学界的一种时髦。但必须指出的是：实际上，西方人的“反思启蒙”和中国某些人的“反思启蒙”并不是一回事，毋宁说是来自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前者是要更加彻底地“兑现启蒙承诺”；而后者却是“强国压倒启蒙”。今天的中国，救亡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现实的运动是要实现“强国梦”、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亟需修正，即：压倒启蒙的已经不是“救亡”，而是“强国”。于是，涌动着一股必须加以高度警惕的思潮：国家主义压倒一切。在这种态势下，儒家当中的不少人也被裹挟或裹胁，以至存在着使儒家再一次陷入毁灭、乃至自取灭亡的危险。有鉴于此，本文倡言“儒家启蒙主义”。 一、“反思启蒙”的三种立场 仔细观察分析迄今为止的所谓“反思启蒙”或“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不难看出，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方向，出自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变异形态的极权主义。 （一）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兑现个体解放的启蒙承诺 有一种很普遍的误解，以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启蒙的反叛。其实，后现代主义绝非现代性的对立面，毋宁说是现代性的深化，即寻求更加彻底的个体化，亦即真正兑现“启蒙的承诺”（The promise of the Enlightenment）——“人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man）、个体的解放（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乃是个体性，详见下文）。我们看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诸如解构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诸如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其实都是在更彻底地强调个体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这恰恰是“启蒙承诺”、即启蒙所许诺的“解放的理想”（the ideal of emancipation），而不是对启蒙精神的否定。 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反思启蒙的同时，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更彻底的启蒙，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这是“一种历史-实践性的检验，从而也即是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自身所开展的工作”。 福柯所强调的乃是个体自我作为主体的自由存在，这恰恰是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 因此，需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启蒙”概念：一个是既有的诸如法国、英国、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另一个则是一般的“启蒙”本身（the enlightenment itself）。前者指既有的现代化历史，它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是应当反思、甚至批判的；后者指现代性的根本精神，即人的解放、个体的解放，这其实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坚持的。这类似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rung）：一方面，既有的“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的源泉”；但另一方面，“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要准备好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盲目统治的纠结中解脱出来”。这种“积极的启蒙概念”绝非现代性启蒙精神的对立物，尽管是一种“新启蒙”。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见解值得注意。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的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并不是由于实现了现代性的启蒙承诺，恰恰相反，是由于未能真正兑现启蒙承诺，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洞见。但哈贝马斯的观点也存在着错误：他误以为迄今为止的启蒙和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是由于观念上的“主体性范式”（subjective paradigm）；因此，要兑现启蒙承诺，就需要实行“范式的转换”（change of paradigm），从主体性范式转变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主体间性”）范式。这是德国哲学一向的毛病：总是把现实的问题归结为观念的问题。事实正好相反：启蒙承诺所要解放的“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而不是什么“交互主体”，真正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不是要推翻现实的自由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实际需要的乃是“前主体性”的、亦即存在论（Being theory）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的社会运动，由此促成真正的人或个人的诞生。 （二）前现代主义的立场：徒劳的传统型“复魅” 与“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相伴随的，是当今流行的“复魅”（re-enchantment）思潮，这是对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现代性“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叛。此所谓“魅”（enchantment）涉及韦伯所说的权力合法性的三种类型当中的前两种：（1）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其实并不看好；（2）魅力权威（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 Authority）（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也不看好；（3）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同），这是韦伯最为赞赏的，其实就是现代性的法制化的权力认同。 所以，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复魅”：一种是前现代主义的或原教旨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另一种则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变异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或克里斯玛型。在目前的中国儒家里，这两种“复魅”倾向都存在着，而且具有某种合作、呼应的倾向。 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儒家中，传统型“复魅”已成为了一种时髦。一些儒家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宣扬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男权主义、父权主义、君主主义、专制主义，主张中国人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抗拒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等所谓“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为此所进行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三）现代极权主义的立场：危险的克里斯玛型“复魅” 目前某些儒家当中的某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倾向，则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复魅”思潮的。当然，目前具有这种极权主义倾向的远不止于一些儒家。极权主义并不是前现代的或原教旨主义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但不正常的现象，其基本特征是“全能政治”，这恰恰是古代社会没有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的“复魅”严格来说并不是“复”魅，而是“造魅”，亦即制造某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精神崇拜、现代领袖形象的个人崇拜，例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对斯大林的崇拜、对查韦斯的崇拜、等等。 极权主义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本质上是对启蒙承诺——“人的解放”的背叛。这与后现代主义“反思启蒙”的方向正好相反。这里，李泽厚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同样适用：“任何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个体的消失，即意味着人的消失；剩下的只是作为空洞口号的“人民”、“国家”。所以，极权主义还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现代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利用民粹情绪。我曾说过，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并非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民粹主义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大众对社会之严重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因此，极权主义往往假“平等”之名而行。但是，假如不强调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平等就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基础；除非“平等”是说的人人同等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就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现代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来鼓吹国家主义（nationalism），如德国纳粹党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极权主义惯常利用的，就是“爱国主义”、对外“反抗西方强权”、对内“剥夺剥夺者（资本家）”之类的口号，结果它所剥夺的却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极权主义最爱打的牌就是“强国”，结果却如历史已经表明的：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给自家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