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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做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论语 君子 章句 考据 诠释 经学是从两汉到明清中国学问的大宗。汉代治经，注重章句学；清代治经，注重考据学。清代考据学自诩为汉学，其实是与东汉学近而与西汉学远。章句学在西汉臻于全盛，到了东汉由盛转衰，而仍占据官学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章句学在对经典文本的整体理解与把握上卓有成效，即使在各种传世的经典文本的章句梳理工作早已全部完成的情况下，章句学仍然不宜束之高阁，因为还有一些篇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章句问题，需要重新审视乃至返工解决，《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就是其中的一例。 一 章句学，简单地说，是对经典文本的篇、章、节、句的梳理分析及其意义诠释。最初，经典文本大多通篇写在竹简、缣帛或木片上，不分篇章，没有标点，读起来十分吃力。因此，治经的基础性工作，首先是分析篇章，标明句读，然后再做一番意义诠释。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不易。每一部经典，大概都经过了几代人的疏通章句的工作，才使其明白可读。我们今天读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即使如此，经典文本中的章句问题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就存在着明显的章句问题。按照汉代经学家的章句分析，该章计27字，全文如下：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历代学人对于此章的讨论，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分章，一是文字训释。关于分章，清代学者毛奇龄、江永认为，汉代经学家的分析有误，从“主忠信”以下，应另分为一章，汉儒错在将两章合为一章。现代学者黄怀信先生在其2006年出版的《论语新校释》中，将“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单独列为《学而》篇的第七章，而将“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从该章中删去，理由是这些文字重复见于《论语.子罕》篇，在此属于衍文；而在2008年出版的《论语汇校集释》中，又恢复了汉儒的分章法。历经两千余年的研讨，至今连《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的分章问题都不能敲定。治经之难，可见一斑。 问题不止如此。在我看来，此章还有一个句读问题。以比较通行的朱熹《论语集注》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例，此章的句读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表示为：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句读与分章一样，直接关系到对原文的理解。按照以上标注的句读，此章有四层意思，分为四节： （一）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二）主忠信。 （三）无友不如己者。 （四）过则勿惮改。 问题在于，这四层意思有何内在的关联？正因为怀疑这四层意思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毛奇龄、江永、黄怀信等人才觉得这里的分章有问题。 总之，关于此章的理解，第一步是分析章节的问题，第二步是句读的问题，第三步是文字训释的问题。这三个步骤的问题都一一予以解决，才能获得关于此章的正确理解。 这三个步骤，可以简化表示为：章―句―字，这正是汉代章句学的基本程序与方法。两汉经学家对此心领神会，熟练掌握。比较而言，西汉经学家似乎偏重于前两步，善于从寻章摘句中探求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东汉经学家则偏重于后两步，主要从鲁鱼亥豕的文字辨析、草木鱼虫的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比较考释上，弄通经典原文原意。西汉章句学重义理不忘训诂，东汉章句学重训诂不忘义理，都能做到义理与训诂兼顾。 清代学者治经以考据见长，自以为是继承了汉学，且是汉学的发扬光大。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学术路径，是从语言文字开始起步的，把经典文本的语言文字看作是登高的阶梯、渡河的舟楫，认为必须从语言的音韵、文字的训诂入手，明其字义，通其词意，才有可能弄明白经文所表达的圣人之道。认为不知文字、音韵、训诂，不能治经；知文字、音韵、训诂而轻视之，不能通经；不能通经，即不能明道。而在治经实践中，他们却又往往徘徊在文字、音韵、训诂之间，久而久之形成错觉，以为学问即在于考据，而忘记了发明义理乃是更重要的学问。也就是说，他们只知修阶梯、造舟楫，而忘记了修阶梯是为了登高、造舟楫是为了渡河。其实，清代汉学家这种专心致志于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学，与汉代的章句学相去甚远。第一，汉代章句学是章―句―字三步并重，清代考据学却偏重于最后一步，着重在字、词上下功夫。第二，汉代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由大及小，步步深入；清代考据学反其道而行之，诠释的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即：从组成文本的最小单位——字开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问题是：越过了句，越过了章，由字词直接明道，有多大的可靠性？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仅有十二字，对于此章的理解，难点不在字词，而在句读。此章的句读，有人搞文字游戏，列出了十几种，这里仅举最常见的两种： （1）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望而知，两种句读，两种读法，两种含义截然相反：第一种句读有愚民的嫌疑，第二种句读全然没有愚民的嫌疑。句读直接关系到文本的理解，而清代汉学家却忽略了。 清代汉学家藉以自骄、且以骄人的，是其考据工夫和考据成就，而他们的考据工作大半集中在由文字辨释、语言声韵、名物训诂等所谓“小学”范围之内，所取得的成就的确超越了汉代。可是，“小学”只是经学的支裔流亚，戴震所说的“明道”才是经学的根本宗旨。就治经的目的在于“明道”而言，清代汉学家所标榜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字―词―道的程序与方法，不如汉代经学家发明的章―句―字的程序与方法更为有效，总起来说，他们的考据学也不如汉代的章句学更为高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