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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企业面临着由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变。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我们企业治理的文化基础和理念抉择，应立足于由“道”的层次延伸至“术”的层次，修己立人，自正正人，身企共治。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同样出现了举步维艰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情形。作为现代经济的组织“细胞”，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形势。和任何有机体一样，企业固然有其“生命”的周期。一般认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周期大约是三五十年，而我国中心小企业的平均周期则只有三五年。怎样使企业保持一个良性的、长期的运营呢？经济学家、政治家作了很多有益探索，处在一线的企业家更是殚精竭虑，有的可以说身心交瘁，欲打拼出一条生路。本文欲就企业治理的文化基础和理念作一探讨。 一、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背景 企业作为一个由人和物组成的“生命体”，除了追求经济效益、满足人的生产生活物质需要之外，它的指导思想、规章制度、社会声誉等实际上组成了企业的“精神”系统。最高管理者是企业的“大脑”，其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变化的思想和决策，又在企业的“神经系统”中占据“出令”的“中枢”地位。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大中小企业、公司纷纷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助推器。以西方近现代文化奠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经营理念成了时髦的追求，企业家以拥有MBA、EMBA等文凭为荣耀。这些建立在“资本”“私营”理念基础上的现代经营文化，极大地迎合了第二轮改革开放人们对物质实利的进一步“欲念”，一定程度上也确实促进了经济生活的极大繁荣。 让这些企业经营者为当前社会的人心失范、道德滑坡等“颓废萎靡”的精神现象来负责，可能是夸大了其“责任”；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甚至企业家自身也身受其害：比如说，诚信丧失的恶果，无形中增加了许多难以计算的“成本”。2008年以后这次外来的冲击，使我们的企业蒙受又一次巨大的损伤。在反思客观因素之外，看看我们的蓝天、瞧瞧我们的河水……历史和未来又一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交集”，繁荣背后的人们可能很少想到这些问题。 不管是多么大的企业，它的经营后果一定是影响到这个社会的；每个企业多多少少都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义务，在企业和企业家的身上反映了社会的良心和状态。企业家作为自己企业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分子”。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内心的追求和欲望、个人的胸怀、希冀的愿望和志向，往往在有形无形中引导着企业的前行。管理层和员工层的心理取向、价值目标之综合，组成了整个企业的精神面貌和无形财富，一定程度上包含在被社会大众所认同的你这个企业的“品牌”中。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几乎同样成本或相差不大的产品质量，那些品牌或贴牌者的价格能得到倍数的增长？秘密即企业有机体的精神文化层面的物化或价值化，其中有的是上百年历史的累积或者空间中数以亿计的口碑相传（不完全是广告的力量）。 企业最高层的功能一般被定义为“管理”。这一术语主要来自于西方人的思想，其中蕴含着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管理中的“人”和“物”区分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在这一模式指导下，似乎管理者高高在上，被管理者只能处于执行的层面；管理者外在于、超越于所制定的规章和制度，只有被管理者才真正照章行动：管理者的权益和被管理者的权益无形之中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像很多管理中的称呼，比如老板、总经理、董事长，这个“长”那个“长”，与员工、职工等低下的“职业”区分隔离开来，加之制度和职责，组成的所谓“金字塔”式的结构成了很多管理活动中的模型。其中的优势是，自上而下的渠道可能非常畅通；其中的劣势是，自下而上的渠道则可能被“堵塞”。一定程度的“差异化”是企业乃至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过大的“差异化”则可能颠覆其发展的前景。 很少有人反思“管理”理念上出现的根本性危机，而把经营的不善、运营的恶劣归罪于环境的因素。最近几年，在国际上出现“全球治理”，在国内出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时髦说法。其实，儒家经典《中庸》里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我们的传统一直讲的是“治”，当前的时髦术语与我们古老智慧“暗合”。“治”从字形上分析，与对水的疏导有关，强调治理者的以身作则，被治理者的自动“跟随”。因此，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是“一体”的，有时很难分清这二者的界限。治理首先是“正己”，然后才是“正人”；首先是“出令者”先“身行”，而后才是“不令而行”，蕴含着从“有为”向高级“无为”治理模式的转化。中国古代“德治”实质即在于此。[1]按照这一原则的极端要求，没有自己身心之外的所谓“管理”。当你把自己置身于企业的管理之外，靠所谓规章制度，那你实际上在市场大潮中根本驾驭不了企业。 二、建立在“身企共治”基础上的治理学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为此它实际指向一种对奠基在这种经济制度上的“企业运营”的根本性变革。我国在九十年代新一轮改革中，既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手段，同时又将其限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向的实践创新和运用。尽管我们主张其目的仍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实际上在操作的层面上出现了种种偏差，以至于现实的境遇反过来对理论形成巨大的挑战而使之不能自圆其说。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企业的目标和理念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某方面的需求，而主要是为了使自己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甚至是为了企业经营者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比如说出现企业利润下降、而企业管理者阶层的报酬却在节节攀升等“怪象”。企业社会责任感“消弱”带来的前景必然是企业生命循环能力的萎缩。 传统“治理”的智慧有利于抑制经营者对利益的过分冲动和渴望。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较好遵循这种治理模式的，休养生息，与民分利，便会出现“盛世”的景象；凡是没有能够遵循这种治理模式的，与民争利，搜刮民脂民膏，皆走向败亡。因此，对利益的调整及其合理分配，是企业治理的关键。利润作为企业的所得，如何使用决定着企业能否发展壮大、由弱向强。从企业内部来讲，如果利润的去向正好是按照与“管理金字塔”模式颠倒的形式进行分配，即那些愈居于高层的管理者所得愈多，往下愈少，就违背了儒家治理名言“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道理。企业内部失去凝聚力，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情。因为企业经营之好坏，皆是“老板”的“事”，或者说是管理层的“事”，他们拿得多，自然负的责任大；一般员工则认为：我拿的仅仅是劳动辛苦所得，企业倒闭不倒闭与我无关——如果倒闭，换一家就是了——他们不会升起对本企业的责任感和责任心。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最高层则不同，他们出资兴企，用尽心血，其命运和企业紧紧连在一起，但是有时候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的兴衰而无可奈何。如果能让全体员工唤起对这个企业负其责，责任分摊，命运共担，那种“使命感”带来的尽职尽责和无限关注，即有可能始终使企业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这其中的秘密当然是大家都明白的：有一句简单的话就是“有饭同吃，有福同享”，把利润的内部额度拿出来“均分”，员工会为企业同命运共患难。另一方面，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来说，除了正常上交国家和地方税费外，其“节余”怎样使用比较合理？按照一定比例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做慈善事业等方式，返归社会为好。我们要看到，这不仅仅是为企业赢得一定的“名声”。从企业所使用的各种资源（有形的、无形的），可以说皆来自于社会，将利润“散财”于社会事业，理应如此。将利润“散”化于社会之中，看起来当下了无所得，其实是将企业经营的风险让更多的社会大众来分担责任，并且早早晚晚回馈于企业之中。这就是“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则财恒足矣”（《大学》）的道理。若从二十世纪系统科学揭示的原理说，任何系统，拿企业来说，它的发展和成长，与外在于它的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不只是有资源、产品、资金的流动，还有各种心情、态度、情绪乃至思想、理念、文化层面的交换。“利”的背后是有无“义”的存在。“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的名言，应用到企业上就是“企业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义”体现的就是企业的愿望和冲动、价值和理念。把“利”封闭、聚敛的后果是丧失“义”。在“五行”学说中，财用作为流动的“水”，只有在天地大自然之间、在国家和社会大众中周流不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按照这一理念，将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均分于社会、员工和管理层中，而不在某个主体上“聚敛”和“凝固”，这样做不但能极大调动各方积极性，也使企业实现一种“无为”自动运营的治理模式。[2] 挣钱是能力，但如何花钱则是智慧。伟大的企业都有从人性里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企业的利润来自客户的感动、员工的满意；企业要具有使命感，缺乏使命感，只为赚钱，一定走不远。西方管理方式，是八小时外不管，但西方人有团队精神、守规矩，中国人是八小时之外影响八小时之内的事情。比如，有些人觉得，一个企业家孝不孝顺，与企业无关；但按照中国治理学“身国共治、身企共治”的原理，修身齐家与治理企业紧密关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经典《孝经》就是非常好的管理学。青岛亨达有限公司“一部《孝经》成就亨达”有力佐证了这一点。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用中国的“圣贤教育”作为企业文化，把“家道”融入管理之中，认为21世纪的企业不只是用“管”理，还要用“化”，通过教化、感化的方式，成就了“幸福企业”之路。儒家之“孝”，非局限于对父母的感恩，而延伸至团体乃至国家的管理（“事君”）活动中。现实中一些经营管理者正从行动上不断验证着传统文化在企业治理方面的大智大慧。 古语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为政忠告·修身第一》）做官做到将相，被世人公认是一种荣耀，但荣耀与耻辱往往并存；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荣耀只会给他加速带来耻辱。《列子》里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楚庄王问一位隐士詹何治国之道，詹何就回答：我不知道什么是治国之道，只知道怎么样修身而已；但是我听说，如果一个人身修好了，国家还没有得到治理，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列子·说符篇》）换言之，一个企业，企业家真正把身修好了，这个企业要是治理不好，那也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管理者真正修好身，能够为员工做好榜样，为下属做好榜样，这个团队风气就会纯正，大家都会向他学习。孟子认为，凭着强力让人屈服，人家并非内心真的佩服，只是自己力量不够，无可奈何；靠着道德让人信服，人家才是内心愿意并实实在在地佩服。在现代领导科学看来，管理活动中靠什么发挥影响力呢？一种是权力因素，一种是非权力因素。权力的影响主要是从职务因素、资历因素中产生，使人产生敬畏感和服从感。而非权力的影响，主要由道德品格、知识才能、意志情感等构成，使人产生敬重感、信赖感和激励感。由于非权力影响主要来自人的内在因素，通过潜移默化的自然过程体现出来，所以对他人的影响就非常巨大而且持久。只有恒久注重慎独修身者才能产生强大的“能量场”，其坚强的意志力、稳定的情感、高尚的人格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周围的“环境”。 三、以传统文化的“大道”为理念基础 习主席指出，在治国理政上要注意借鉴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同样我想，在企业治理上也要注重以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作为基础。很多经济学家可能不以为然，认为现代企业当然借助于现代企业的制度文化。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现代”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它实际上是近代西方欧洲工业发展的“产物”，兴起于私有资本的冲动；它当然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但在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很难说是“普世”、“普适”的，从殖民时代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到今天国际垄断集团另类的“攻城略地”，即证明了这一点。简言之，它不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而是被近代粗暴“打断”文明进程后又粗暴进入的“现代”，是中国人“无根”的“现代”。今天的不少学者简单地把“传统”贴上“落后”、“封建”的贬义，名之为“自然经济”“农业文明”而抛之一边，对其中“市场经济”（比如《周易·系辞下》关于“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观点，《管子》中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孟子》关于“通功易事”的提法、中国文化中“经济学”的独特见解以及有关“义利观”的反复阐明、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制传统的体系化等等）的成分视而不见，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当然，我们并不否定“现代”的成就，它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有对东方文明汲取的营养，并有对“近代”辩证否定的部分，而产生出很多的“精华”可供我们选择。只是“立足点”要选好——适应于别人的，不一定能很好地适应于自身。整体来看，西方现代文明没有脱离其近代民族国家利益“惯性”带来的弊端和狭隘性。中国在21世纪的复兴，正如习主席指出的，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发掘中华文化的“普适性”价值，比如被赋予新意的天下观、民族观、历史观、国家观，或许能为新世纪生活的人类带来光明的前景。 企业家选择以“道”来作为企业经营和长远发展的理念，而不是以“利”作为指导的思想；观念一变天地宽，脱离了单纯“利欲”观导向的“陷阱”，很多企业就可能起死回生。用这种传统文化观念进行培训和感化，在实践中确确实实“拯救”了许多企业家，也“拯救”了许多企业。有的企业为什么承传上百年？因为有道，有灵魂！现在为什么败得很快，因为没道！道不只引领了人生方向，也指引了企业的发展方向。我国企业的文化理念基础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呢？显然，最好是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儒、佛、道三家思想为鼎立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恰恰包含着“道”乃至“大道”。兵家有“兵道”、法家有“法道”……儒家之道，讲到极处，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乃“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家之道，玄之又玄，最高层面已经脱离语言的束缚；佛家之道，“离一切相”，无定无执，不拘泥于形迹……在中国思想文化中，“道”贯通天、地、人，可以落实到一切形而下的操作层次，西方的“规律”术语近似之形下语义，同时形下之道最终又返归于“大道”。譬如艺术之“道”，得意忘言，得象忘意，从一般的“术”进至乎“道”的层次，遂有“空、灵”的意境出现。所以，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道”定位之高，它可以引领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团体组织不断攀升，永远追寻向前而不停留。 台湾学者钮先钟先生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经贸活动都必须具有大格局、大气候……因为孙子所重视的是大战略而不是小战术……假使企业家能精通《孙子》，则他应能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迎接新的挑战。”[3]将“兵道”再进一步，其实更应以“大道”为理念。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道”，主要应指企业的价值观，即确立卓越的价值观来教育和感召员工。其核心是要创造出共同的价值观。为什么要重视经营之道？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在总结自己创业60年成功经验时，他把“首先确立经营理念”作为前提条件。美国IBM前董事长小托马森?沃森在总结其成功的经验时，曾深有感触地讲到：我坚信任何一个企业为了生存并获得成功，必须拥有一套固定的信念，作为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前提。比如，松下先生有一个250年梦想论：经营者的重大责任之一，就是让员工拥有梦想，并指出努力的目标。他把二百五十年分成十个阶段，代代传下去，最后世间将不再有贫穷，而是变成一片繁荣富庶的乐土。他的目标何其远大！大大超越了自己的有生之年。长远的竞争之道应是什么？就是兵家所言“利国保民”。三星电子总裁李秉哲先生说：人类社会的最高美德就是奉献；对人类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了，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生活目标了；因此，人类经营企业的使命也应该是为了国家、国民和人类做贡献。微软公司的经营理念早期是：每个桌子、每个家庭一台电脑，每天寻找提高和丰富人类生活的技术；后来改变为：使世界上的个人和企业实现其全部潜能。“视野”决定“事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维特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发表了“营销近视症”文章，指出企业营销者最大的危险是把企业的使命定得太狭窄。 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儒学大会上的讲话中两次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其“经世致用”。在“经世致用”的智慧中，即蕴含着我们的“经济学”——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毋宁可以说是“经世济民”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从“平等”角度着眼，超越了狭隘意义上的所谓宏观、中观、微观“经济学”，和中国以“大道”为基础的“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最大的功绩在于，它在同样逻辑严密体系背后有“公平”或“正义”的伸张。它远远超越了狭义经济学中的“分配调节”学说。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它饱含着道德经济伦理的思想内容。尽管它侧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分析，但同样能够为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古代经济学主张节俭，不刺激消费，否则必导致浪费；主张财富随取随用，不单纯累积财富，“多藏必厚亡”（《道德经》）；和气生财，“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史记·越世家》），市场的真正动力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不在于竞争；诚信为本，世代相传，精益求精；明码实价，适得其利，不取暴利，反而得“利”最大。生财的大道就是做人的大道，经济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事业与内圣的完美统一。“看不见的手”是自然道德伦理，或者叫因果定律。财富既然是善德的结果，那么经济风险的规避，就是一个弃恶扬善的伦理道德行为问题。中国本土经济学独有“德本财末”、德财相应的经济观念，衡量指标是福、禄、寿、喜、财“五福”。更高层级的经济学是救助和解决人类整体的物质和精神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概念更广大，更人性，更以人为本，而不是简单的“商品”堆积。经济的本质是伦理德行的外化，遵守自然伦理，就兴旺发达；悖逆自然伦理，就动乱衰亡。二十四史的记载表明，就国家经济整体观之，无非一条是因德而兴，另一条就是败德而亡，虽然“金玉满堂”，但“莫之能守”（《道德经》）。[4] “大道”路在何方？就在脚下。儒家反复强调，“道不远人”。从“德行”、“德性”回归“道”是中国文化各家思想的共同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础理念的许多现实中的企业，他们正是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治理智慧的实践者、先行者。 我们倡导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企业的基础性理念，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的先进文化工具。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道器配合、道术兼备，其发展进程也不断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技术科学在我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遥遥领先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与“中医”技术层面的“有机性”相似，大部分技术发明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很少应用于军事武器装备的改进，而发挥出正面的效应。这不能不说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规约力量之强大。正是“道”对“器”、对“术”的制约和限制，中华民族文化重视“以德服人”，蕴含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使文明延续至今。当然，对“器物”和“巧技”的轻视，亦使我们近代吃亏不少。但科技的发展也不能无限制地脱离人类的伦理恒常大道，“以善统真”在今后无疑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由于伦理道德向上直通“大道”的本性，所以我国传统文化对“智慧”和“知识”区分，认为根源于“大道”的“智慧”高于追求器、术的“知识”。两者之间，一为本，一为末。在企业文化的设计上，需有暗含和对应于这两个基本层面的考虑，方能搭配适中。 当传统产业借助信息技术，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升级时，极少部分人占有了绝大部分人创造的财富，商业无法流通；在新技术刺激下，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会更短。[5]人类如果在利欲与道义之间选择再次失衡的话，美妙的前景仍然可能成为不美妙的“陷阱”。任何国家、任何企业、任何个人都无法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中置身度外。中国企业家们，蒙中华文化之沐浴，不知能否为人类走出这一困境带来希望？ 参考文献 [1]彭新武，朱康有：《中国管理智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熊春锦：《东方治理学——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3]钮先钟：《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4]钟永圣：《中国经典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5]水木然：《工业4.0大革命》，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