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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谐”一词本义为“能够和谐”，是一朴素的上古观念，最早见于《书·尧典》中。由《书》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朴素的“克谐”母题和“克谐”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书》时提出的系列“克谐”观，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并未得以充分揭示。《书》及《书》教传统中的“克谐”文艺观，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有着明晰的演变轨迹，对我国传统文艺创作，特别是在史传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发展方面影响甚巨。 [关键词] 《书》；《书》教；“克谐”文艺观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中和”思想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较为宽泛的能指。《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文学艺术而言，讲究“中和”的历史亦同样久远。由《诗》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现实主义文艺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诗》时所肇始的《诗》教中和文艺传统，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视域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以及主流影响地位，已经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得以深刻表述之史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由《书》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中和文艺主题和“克谐”文艺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书》的过程中所肇始的《书》教中和文艺传统，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视域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及其主流影响地位，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却并未得以充分揭示。本文拟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对入手，就这一理论范畴做一系统详尽的梳理。 一、《书》在上古文学发展中的主流文学地位及其主流影响 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自数以千计的早期《书》篇陆续由史官写成之日起，就始终成为商周时期王官之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史官赞治、乐正造士的主要文献工具，并逐渐上升到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与《诗》、《礼》、《乐》一起构成了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基础的核心，并在战国时期又进一步成为一些诸子创派立说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背景。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书》一类文献在传统文学母题和传统文学艺术创作手法等方面不仅具有肇始之功，而且起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今存《书》篇同类性质的数以千计的早期篇章，始终占据着我国上古散文体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主流地位。《书》是我国上古政治历史的一面镜子，除《禹贡》篇外，其它篇目文本主要为记言形式的文体，并非特意的为文而作，但恰恰是在大量的语录之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学形象与文艺创作方法，其文本再现的历史不仅是真实历史政治的一种曲折反映，而且是被文学化了的历史。正是在此层面来讲，作为赞治、造士工具之使用的大量《书》篇，同诸多《诗》篇一样，起始就占据着我国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 首先，编纂《书》的众多资料是上古文字存在的主体，《书》之六式“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散文体表述的主要表现形式。散文不同于诗歌，散文起始于实用。上古时期，特别是殷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史官所垄断，制书、读书、掌书、用书是史官之职，而殷周历代史官所制、所读、所掌、所用之书，是殷商、西周时期文字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后来编纂《书》的主要资料来源。编纂《书》的资料，按其功用的不同，主要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这六类正是史官文化中的主流，代表着上古文化存在样式的主体模式。从文体学视角看，六类几乎囊括了上古散文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出土文献称说《诗》时多不称篇名而直接称《诗》云，而称说《书》时则很少直接称说《书》云，而是直称篇名的状况来看，《书》之篇目的标题典、谟、训、诰、誓、命等理应为早期文体学意义上的分类表现形式，与同时期的其它典籍相比，其成熟度也较高： 典，主要记上古帝王之事，以叙事为其主要的表达方式，所记内容多为上古帝王的嘉言懿行，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尧典》、《洪范》、《吕刑》当属于此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策有典”之说，《左传》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申叔时论教太子曾提到“教之训典”。这些史料记载足以说明“典”这种文体当为早期史官所掌之书中较为常见的样式之一。 谟，主要叙述上古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以对话形式行文，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仅有《皋陶谟》一篇属于“谟”体，晚《书》25篇中的《大禹谟》亦属于此体。“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献中不常见，但两者的相关文本在先秦传世文献《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成之闻之》篇中均有称说。 训，此体记载重臣训诫君上之语，属于下对上行文的一种，多用语录体叙述模式，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高宗肜日》当属于此体，晚《书》二十五篇中的《伊训》，《逸周书》中的《度训》、《常训》、《命训》、《时训》，《左传》所称引的《夏训》，以及清华简中的《保训》等都应属于此体。“训”亦为早期史官所掌之书中较为常见的样式之一。 诰，为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的讲话，起着传载王言、晓谕群下的重要作用，传世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诸多商盘、周诰均应属此类，多为史官对统治者主要言论的实录，古奥朴拙，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康诰》、《大诰》、《酒诰》、《召诰》、《洛诰》、《盘庚》、《梓材》、《多士》、《多方》、《无逸》、《君奭》、《立政》等十二篇，《左传》所称引的《盘庚之诰》，《墨子》所称引的《仲虺之告》、《汤诰》，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缁衣》篇所称引的《尹吉》，均为此体。可见“诰”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中最为主要的存在样式之一。 誓，《周礼·秋官》曰“誓，用于军旅。”《墨子·非命上》曰“所以整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 “誓”主要是指君王诸侯在征伐交战前夕率队誓师之辞。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先秦文献常称引的《太誓》、《泰誓》均为此体。“誓”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中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命，是古代帝王奖励或册封臣下所宣布的命辞，从出土的铜器铭文来看，周代策命类的文献特别多，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顾命》、《文侯之命》当属于此体，晚《书》二十五篇中的《说命》、《冏命》、《微子之命》、《毕命》、《蔡仲之命》，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祭公》篇亦为此类。“命”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中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其次，从现今可以看到的仅存的二十八篇较为可信《书》篇的文学艺术性来看，构成编纂《书》的早期《书》篇资料，同样也理应是比较成熟的散文，在叙事、论证、结构、塑形等多个层面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性，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散文体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晚《书》二十五篇历经一千余年的考辩，为后人所伪已成定谳，《泰誓》三篇的真实性也多受到质疑，其余三十篇，即《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文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虽有不同程度的润色、加工，文字亦有讹误，但其远源于春秋之前的时代，当是无可否认的史实。现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基本上属于未曾伤筋动骨的上古《书》篇，其文学艺术性已经相当成熟，但不同时代的作品，其文学艺术特性又不尽相同： 《虞夏书》部分的文本在叙事艺术方面已经具有鲜明的特点。《国语·晋语》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但从考古学视角来看，目前还未发现夏代有典、册之文，今文二十八篇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四篇虽属于《虞夏书》，但其成文时间当不在虞夏时期。《甘誓》篇在四篇中最为简短，从其文风看，还未沾染后世礼乐文化的印痕，其排比语句显示出了军旅之誓的肃杀之势，如“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似乎还带有人类早期野蛮的习性，学界普遍认为《甘誓》篇成书较早，大概得其实。但具体能早到何时，目前还难成定论。《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从其文本起始处的“粤若稽古”及文本中所表述的地理概念来看，显然是后人所追记。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文字稍显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此三篇文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叙事艺术的成功运用，如《尧典》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述结构，纲举目张，脉络清晰，以禅让为全文枢纽，过渡自然。《皋陶谟》采用了平行叙事的结构模式，全文可分为禹与皋陶、舜与禹、舜与夔之间的对话，全文洋溢着君臣和睦的民主气氛，而在对话语言中刻画出了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禹贡》采用了总、分、总的叙述模式，全文以禹“奠高山大川”引入，接着分述九州的风土物产，进贡路线，治山导水，制定五服制度，最后以“禹赐玄圭，告厥成功”收尾，各部分间照应紧密，行文整齐中见错落，语言精审而不乏绵密，体系庞大而内容详实。 《商书》一类文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大量形象比喻修辞格的应用。众多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出土与研究成果，已经征实了我国文化早在殷商时期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使得《尚书·多士》篇所记周公旦对殷商遗民“惟殷先人，有策有典”的训诫和《墨子·贵义》篇所说的“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等文献记载有了一定的实物依托。今文二十八篇中的《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属于《商书》，这些篇目在比喻修辞格的运用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如《汤誓》中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微子》中的“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等等。特别是《盘庚》篇，更是将比喻修辞格运用得圆润娴熟，在不长的文本内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如“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若射之有志”，“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罔在纲，有条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有秋”，“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等。难怪陈柱先生在其《中国散文史》中曾指出“古书中善譬喻当以此篇为权舆。”这些比喻文本中的日、大水、津涯、颠木、由蘖、火、原、志、网、纲、田、舟等象体是先民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是上古的文化原型，是超越个体的集体意像，是我国上古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中潜在的“器”。 先秦文献称引《洪范》之文多谓其为《商书》，而今传版本《洪范》却在《周书》之内。根据其文本所载武王访箕子，箕子陈“洪范九畴”一事来判断，其事发生在殷周交替之际，其成文应略微滞后一些，在西周初期为是。单就《洪范》篇而言，其艺术特征不同于其它《商书》，而与可能成文于西周初期的《虞夏书》的文学艺术特征相似，散、韵结合的语言风格以及谨严完整的结构艺术是其重要的文学特征。《洪范》篇在细述九畴之时，用韵极密，第二畴、第五畴、第六畴、第七畴、第八畴均为韵语，其用韵的规律多合于《诗》，读来朗朗上口，极富韵律感。根据出土西周金文多用韵语的特点，亦可以判断《洪范》当为《周书》。在其成文之前，似乎曾经过一段口诵的过渡时期。《洪范》全文由序、总纲、细目三部分组成，其序似乎为后世整理者所加，除序外，全文亦同《尧典》一样，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述结构，文脉清晰，构思严谨。 出于西周史官之手的《金縢》、《顾命》两篇，在叙事艺术方面已与成篇于殷商末期、西周初期的篇目不同。《金縢》篇紧紧围绕核心人物周公组织材料，把平铺直叙与传奇情节紧密结合，成功地塑造了周公旦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终被尊信的耆老形象。故无论是人物塑形，还是传奇叙事，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像谭家健先生所说的那样，《金縢》篇“堪称我国最早的微型历史小说。”《顾命》篇则以事件为中心组织材料，细腻地描摹了成王托孤之时的细节，接下来极尽铺陈之能事，有条不紊地再现了成王丧礼及康王即位大典的宏大场面，故王国维用“质而重，文而不失其情”评价该篇。 成篇于西周史官之手的诰类篇章，其最明显的文学成就当推其论辩艺术。如《酒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召诰》诸篇的以史立论，《无逸》、《多方》、《吕刑》诸篇的对比立论，《梓材》的比喻论证，《康诰》、《酒诰》的引用论证等均具有鲜明的特色。诸诰多种论证方法的交互使用，为其后一度曾繁盛的论辩文、诸子散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准备了经验。成功的塑形艺术也是西周诸诰的重要特点之一，周公诸诰从不同侧面塑造了周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形象：作为一位成功的文学人物塑形，周公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忠诚王室、鞠躬尽瘁的老臣，坚毅果断的统帅，而且还是一位励精图治、制礼作乐、鉴戒垂教的文化巨人。诸诰多种塑形方法的交互使用，同时也为其后一度曾繁盛的先秦历史散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准备了经验。 总之，夏、商、周时期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时代，虽还没有独立的文学观念产生，却有广义的文学创作活动之史实，大量的历史确实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文学化的改造。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用文字表达情感、描述事物的最基本的语言形式——诗歌体与散文体。单就散文体的发展来看，早期散文经历了由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篇的漫长发展过程，在殷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已经孕育了散文体的成长。早期《书》篇的结构层次分明，行文多用生动比喻，立论鲜明，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散文，这些《书》篇当是我国早期散文形成的重要标志。抛开历史纪实功能不说，即使按照现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现代文体学的观点来审视，以文辞见长的史官所制作的各种《书》篇，其目的虽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但就其见人、见事、见物的文本表现形式，篇章较为完整的结构，论述语义的层次分明，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的区别与使用，以及文本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来讲，谁也不能将其剔除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之外。 《书》在秦汉散文观念生成及散文体文学创作中，亦始终占据着主流影响地位。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开始就与政治教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在史官“掌官书以赞治”、乐正“顺《诗》、《书》、《礼》、《乐》以造士”的传统承传中，逐渐形成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流文学功能论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传统。这一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色是与《诗》、《书》在早期事实文学发展史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分不开的，也是与儒家早期《诗》教、《书》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确曾在中国早期文学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先秦文献征引《书》的情况可知，《书》在其初步得以汇编之后，便一直成为文化阶层的必读书，他们不仅从《书》中接受了治政理民的经验教训、文物典章规程，而且还继承了其带有鲜明中和色彩的行文构篇体式，塑形、立论、修辞等表现艺术，《书》事实上成为了诸子创作模仿的范本，先秦诸子以文载道传统的形成，恰是渊源于《书》的政事之纪，其组织文章的多种表现方法亦多源于《书》。如果没有《书》一类（包括《逸周书》）早期资料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影响，要想产生像先秦诸子散文那样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书》对先秦语录体散文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典型代表是《论语》，其显著特征体现在以对话形式表述思想或叙事。其实，《论语》的这一特征，并非孔子及其弟子所创，而是渊源于《书》。从《书》始，中经《论语》的承传，发展至《墨子》、《孟子》的长篇大论，语录体散文在先秦时期一直是以一种独特的文章样式存在着，其间亦体现了一定的发展性，但以《书》所开创的对话体表述方式却一直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记言虽为《书》的根本特征，但所记之言多为诰、誓、命、训一类的政用程序文辞，仅有《皋陶谟》、《西伯戡黎》、《微子》、《洛诰》诸篇以记人物对话之言为主，《尧典》中的一部分也具有这一特点。《尧典》中的帝尧与放齐、驩兜、四岳，帝舜与十二牧、四岳、皋陶、伯禹等君臣间“克谐”式的对话，展现出了上慕贤而下尽忠的理想治政蓝本。《西伯戡黎》篇，于祖伊与纣王之间形神毕肖的极富个性化的对话语言之中，再现了祖伊的忠诚与焦虑、商纣王的狂悖与虚妄。《微子》篇，于微子与父师、少师之间悲恸哀怨的问答之中，充分描摹出殷商在即将灭亡之际，忠臣耆老们各自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洛诰》篇全文为周公与成王之间的对话记录，各自语言极具个性特色，周公之语，敦睦温厚，成王之语，激越昂扬。以上诸篇所表现出的这种君臣间或臣子间的一问一答，形式灵活，简洁晓畅，于率意言谈中具现了人物的身份、神情、个性和心态，是其它语体形式所难以胜任的。《论语》直接继承了上述《书》篇的表述样式，只不过《论语》是若干片断对话的篇章集合体，这些断片之间不是贯通的，不像《书》篇对话的记录那样，一事一记，不蔓不枝，文意晓畅，而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其文路难以贯通，但其表述方式却与《书》是一致的。《论语》中的对话，与《书》篇相比，其句式更为灵活，论辩的成分也有所加强，恰体现了语录体由《书》对话记事式的风格向《墨子》、《孟子》对话论辩式风格过渡时期的特点。《墨子》一书各篇并不全是语录体，但属于语录体的部分每段起始处均以“子墨子曰”形式表述，这与《书》篇中“王若曰”、“微子若曰”等表述样式是一致的，“子墨子曰”正是“王若曰”、“微子若曰”表述形式的遗存。《墨子》中属于语录体的各篇，不仅从表述形式上对《书》的对话语录样式进行了接受，而且其对话亦是围绕某一主题而展开，多是一题一记，不蔓不枝，亦体现出了对《书》对话式语录体的模仿。只不过《墨子》语录体各篇，不再像《书》篇以对话语录来记事，而是以对话式语录来为其论辩服务。《孟子》充分体现了对《论语》体式的继承，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书》和《论语》的对话语录加长了，但其表述样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孟子》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同《论语》一样，积章而成篇，篇名只是摘取篇中第一句中的几个字而已，并没有实际的题意，而不像《书》和《墨子》那样，篇各有题，题各命意。《孟子》亦体现出了对话论辩式的风格特点。 《书》对先秦诸子政论文亦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云：“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其源皆出于六艺。”《书》作为其前已成熟散文的历史存在，有别于《诗》作为成熟诗歌的历史存在，二者都应是战国各类文体的源泉。《诗》、《书》有别于《礼》、《乐》、《易》、《春秋》的历史存在，《礼》、《乐》虽与《诗》、《书》一样，很早就已传播开来，但以践行为主，《易》、《春秋》传播开来要晚于《诗》、《书》，在战国时期其影响也远未有《诗》、《书》的影响面宽，故在对散体文的影响方面，《书》所起的作用最大。文章起于实用，春秋战国之际，诸雄争强图霸，面对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展开争鸣，横议之风盛行，诸子从不同层面寻求治政图强之术，故先秦诸子散文成就最大者当推其政论文。而《书》原本政事之记，其目的起始便着眼于赞治，而且部分《书》篇已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论色彩，正如子夏所明言“《书》之论事也，若日月之代明，若星辰之错行。”张啸虎先生也认为“《尚书》中所见的誓词、文告、训诰之类，有的已形成论理的结构，周详的思想内容，并且带有激烈的感情，富于形象的语言，已经是相当完备的政论文献。”概括地讲，《书》对诸子政论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当作政论的权威证据广泛征引。《墨子》、《孟子》、《荀子》以及出土文献《成之闻之》等文本中广泛援《书》以入论，有的甚至是每段一引，足见《书》对先秦诸子政论文的巨大影响，如《墨子》征引《书》多达四十三条，《孟子》引《书》多达二十九条，《荀子》引《书》亦有二十三条之多，其它诸子也多有援《书》以入论的现象。诸子征引《书》文，言之凿凿，说明当时《书》已经被看作极具权威的经典，依《书》立言已被文化阶层普遍接受。二是为诸子质实的政论文风做了先导。《书》之篇章多成于史官之手，所录多为实事，语言质实，态度谨严不苟，结构严整，不蔓不枝，极富真情实感，实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早期典范。除个别诸子外，周秦诸子政论文虽风格各异，但其基本的创作原则均未超出《书》所奠定的以真情实感为底蕴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篇篇均为文学佳构。三是对诸子灵活论证方法的开启。《尚书》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诸诰往往陈古史引古谚，以史证说，申诉利弊，实《墨子》、《孟子》、《韩非子》“援史入论”取法之渊薮；诸誓多正反对比，语气或犀利或诡秘，层层申诉厉害，极富感染力，亦被诸子议政所效法；至于《书》篇所熟练运用的比喻、旁衬、排比等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在诸子议政论辩之中亦多能找到影子。 《书》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散文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早期《书》篇不仅是语录体、政论体散文之祖，于历史散文亦然。《书》是历史的再现，但其风格又不同于《春秋》之史的简括。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云：“《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遗或益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孔丛子》中的《论书》篇亦曰：“《书》之记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这些带有鲜明中和文艺思想的文献无不是对《书》文之风格推崇备至，其说虽未必尽妥，但也基本概括了《书》作为记史之文的主要特征。这些带有鲜明中和文艺思想之特征多为后世史传文学所接受，特别是周秦史传文学直承《书》，其间多有因承关系。从文献征引来看，《书》很早就已按《夏书》、《商书》、《周书》分类，而且各篇亦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次，实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滥觞，如《春秋》及《左传》的以时次史。按《春秋》体例而言，百国《春秋》也理应是以时次史，《国语》中各国史料的编次亦以历史为序。《书》记史，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书》记言之特征早为周秦时人所共识，《国语》、《左传》、《战国策》、《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多以人物言论记史。再者，《书》篇一事一议，不蔓不枝，结构完整，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产生亦有直接的影响。《尧典》、《顾命》、《洪范》以及周公诸诰，其叙事方法以及展现人物的独特方式，于史传文学走向成熟功不可没。而其在《大诰》、《金縢》、《洛诰》等多篇文本中塑造周公形象的方法，亦为《国语》、《战国策》所继承，至《晏子春秋》，更是集一人言行于全书，成功地塑造了晏婴形象。故完全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前后承继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了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用“互见法”的成熟，而《书》教中和文艺思想导其源。 虽然《书》类篇章在上古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对先秦两汉散文创作产生了主流影响，但碍于《书》之文本的艰涩，文学研究界却对其望而却步，将其拱手让给了哲学、史学、文字学等学科，致使《书》的文学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主流影响地位远未得以揭示。描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多不胜数，单就其影响甚大者言之，在叙述上古文学史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循循相因的惯例，言《诗》时，无不究其详，言《书》时，则简而又简，甚或阙而不论。这种状况是与《书》类文献在早期事实文学史中所具有的主流地位以及对先秦两汉散文的主流影响地位不相对应的，明显地发生了错位。故重新确立《书》在上古话语文学史中的应有地位，使之与事实文学史中的早期《书》篇所具有的主流地位相一致，与《书》篇所产生的主流影响地位相一致，是当下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者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需要我们在重新撰写文学史时予以充分地关照。这种关照必须是全方位的：首先，不仅要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纳入书写范畴，而且要将所谓的晚《书》中的二十五篇和《逸周书》中的七十一篇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视野。虽然二十八篇在长期传播中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整理润色，二十五篇和七十一篇的真伪问题也一直争讼不已，但其文义结构以及众多警言名句决不是汉晋人所能伪造，理应来源于周秦时期。其次，要把《书》一类的文学史料提升到与《诗》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关照。《诗》代表的是我国上古时期诗歌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但并不能代表所有上古文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书》、《逸周书》一类的作品正是散文体的早期成熟表现形式，在文体学发展史意义上，《书》实非原始档案，与《诗》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在书写先秦文学史中，决不能厚此薄彼，重《诗》而轻《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