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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人类发展带来深重灾难，至今复苏乏力，未走出其阴影；而量化宽松等手段表明，政府的措施似乎黔驴技穷。灾后人们反思，为什么那么多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就没有引导人类避免呢？实际上，绝对地说，自从西方的经济学诞生以来，除了像马克思等少数思想家揭露或提供有效途径以外，西方社会即没有彻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或许说，他们根本无心彻底解决——如果彻底解决，就要了他们的“命”。手段或措施不能不说没有，比若说国家干预、自由主义等等短期内很有效果，甚至几十年的“繁荣”、高福利的保障，亦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遮蔽了其弊端的暴露。 是经济学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吗？是，亦不尽然。亚当·斯密奠定的完整的古典经济学，除了《国富论》，还应包括其《道德情操论》。建立类似自然界规律的数理模型，它所研究的对象因为经济学不只是是人类活动中的经济学。因此，西方原本意义上的经济学，可能除了增长财富、追求利润的功利因素之外，理应包括调节人与人活动的道德准则的制约、规范、引导。遗憾的是，近现代西方“短视”的经济学，假借数学科学的名义，诱惑人们进入上、下“交征利”的“王国”。人类现当代的大部分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如果说根本动因在于经济利益的话，那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不是应该负一个很大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和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彻底的实践论哲学联系在一起的。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从“平等”角度着眼，超越了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学”——同样遗憾的是，这一理论不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边缘化，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中亦被边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在于，它在同样逻辑严密体系背后的“公平”或“正义”的伸张。它远远超越了狭义经济学中的“分配调节”学说。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它饱含着道德经济伦理的思想内容。尽管它侧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秘密分析，但同样能够为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重要的基础。只是我私下认为，建立在分析思维基础上的《道德情操论》，或许非常适应西方人重建经济学的“口味”，但它并不太适合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发掘我们传统的人文伦理，以指导事理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更能切合今天中国人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仅有伦理道德的说教，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只是由于国人百余年的一味批判、一味盲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人们已经不知道也不屑于去挖掘自身的“宝藏”，而成了失去文化自信后沿街托钵乞讨的“孤魂”。那么，中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究竟如何去理解呢？它和今日“科学的”西方经济学又有什么差异呢？ 中国历代经济之数，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货殖列传》和《平淮书》到班固著《汉书·食货志》开始，就逐渐从无到有，直至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汇集《食货典》，卷帙浩繁。“货殖”即是“生财”之义，而“货值列传”其实就是“发财史”；“食货”是物质产品的代表，是关于生产情况的统计数据，历代《食货志》就是各个朝代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本身是“事”，记录其“数”的是《食货志》，记录其“理”的是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提供了更加专门化的理论基础。《管子》《商君书》以及姜尚、范蠡、白圭等人的实践，更表明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总结和经济实践都达到了事理相应的阶段，具足“理、数、象”三方面的内容统一。 东西方文化体系在精神本质上的差异，导致现代人一方面习惯了以西方的分科式学术思维看问题，另一方面对大化无形的中华经典缺乏认识和体悟，看不到以整体体悟式思维为特点的中华文化的系统性和贯通性。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今天某一学科领域的技能学问不称“××学”，而是叫做“××道”或者“××术”，例如商道、医道、武术等；在道与术两方面有独特之见的学派，称为“××家”，例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同样，在中国古代，经济学并不称为“经济学”，而是命名为“经济之道”和“治生之术”，《易经》中称为“理财”（《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或用上面提到的“食货”、“货殖”来表达。 就中国文化来说，不能够真正助益国计民生的任何学问，不论冠以何名，都不会是“经济学”。中文语境的“经济”中的“济”所组之词，如“接济”“周济”“同舟共济”都是帮助别人或者互相帮助的意思，与“经”合在一起，是“以经济世”的简称，乃达则兼济天下的学问，通常指运用源于自然的恒常大道之理，实施安邦定国的宏图大略及其实践。顾名思义，“经”为公理，“济”为应用，是把师法天地、道法自然的公理智慧应用于造福黎民百姓、天下苍生的学问，实际上包含了使整个社会和谐、富足、安定的理念和致用韬略。它和西方的“economics”由于文化土壤不同，二者在层次、境界和通达方面产生了本质差异。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的经济学是义利并行、伦理贯通、性相不二、道术兼备的体悟式、践行式学问，西方经济学是偏重自利、伦理薄弱甚至缺乏、执着事相的分科式学问。经典蕴含的经济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张节俭，不刺激消费，否则必导致浪费；主张财富随取随用，不单纯累积财富，“多藏必厚亡”；政府和市场同是伦理秩序，和谐互补，是“治道之要，贵在不扰”的“中道经济”；和气生财，不事竞争，自强不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诚信为本，世代相传，精益求精；明码实价，适得其利，不取暴利，得利最大。生财的大道就是做人的大道，经济的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是经世致用的“外王”事业与内圣的完美统一。经济资源的特点不是“有限性”和“稀缺性”，而是具有“德行相应性”。市场的真正动力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在于竞争。“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自然道德伦理，或者叫因果定律。 经济问题的本质就是道德行为问题，是伦理问题。财富既然是善德的结果，那么经济风险的规避，就是一个弃恶扬善的伦理道德行为问题。经济之道就是道德实践，就是伦理的施行，就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有一点没有满足，经济运行不会和谐顺畅，就会产生动荡和危机。道德就是一种资本，是继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经济学”认识到的第三种“资本”形态。满足衣食住行“经济”，是解决身体的物质需求，更高层级的经济学是救助和解决人类整体的物质和精神问题。中国本土经济学，一是具有独有的“德本财末”、德财相应的经济观念。春秋末期曾子在《大学》中明确总结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西方经济学在衡量“最大化”的时候，用上了财富、收入、盈利、租值和功用五个指标，中国本土的衡量概念是福、禄、寿、喜、财五福，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概念更广大，更人性，更以人为本，而不是简单的“商品”堆积。二是具有以“天人本一”为理论基础的独特理论体系。三是具有独立的历史实践。中国经济史印证本土经济学。二十四史的记载表明，就国家经济整体观之，无非一条是因德而兴，另一条就是败德而亡，虽然“金玉满堂”，但“莫之能守”。经济的本质是伦理德行的外化，遵守自然伦理，就兴旺发达；悖逆自然伦理，就动乱衰亡。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本土经济智慧的结果，而不是听从西方经济学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