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心目中的孔子，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尽的形象，真可谓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其蕴含极为宏富、博大、深邃、玄奥……。这倒不是说他神秘，而是说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多面体，任何一种可能的概括，都将以牺牲别的视野为代价。但我们为了谈论孔子，又不得不对其做出某种可能的概括，只是我们在做概括的同时一定要意识到所有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 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孔子的地位至高无上、无可替代。因为他所代表的儒家学派，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深刻地塑造并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几乎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乃至于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为人处世。有意思的是，孔子的影响遍及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无不贯穿着这一思想的血脉。在一定意义上，儒学乃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而孔子又是儒学的代名词。一提起中国，一谈到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想到孔子。可见，孔子早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和人格化的符码，成为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的化身。 当然，我们今天谈论孔子，应该适当地区分“历史上的孔子”和“历史中的孔子”。前者就是那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个人，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活了73岁，他就是一个具体的人；后者则是孔子殁后被后来者不断地叙述、不断地言说、不断地解释的那个人，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巨大的意义世界。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孔子，更多的已是“历史中的孔子”，而不再是“历史上的孔子”了。这也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划时代的思想家所遇到的必然命运。韩非子说过：“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其实，即使孔墨能够复生，又焉能定是非？！马克思在世时，曾说过他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说法，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去领会，但无疑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一种思想一经形成，就不再属于思想的创立者本人了，它的解释权就赋予解读者了。哲学解释学所谓的“作者死了，读者活了”的说法，自然有它的某种正当性。从解释学的角度说，文本的意义并非完成于作者的写作，而是完成于读者的解读。所以，作为文本的思想，其意义世界永远都是开放的，是向未来敞开着的一种可能性。这其实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从历史上看，伟大思想家总是在后人不断地诠释中被建构起来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生成和创造，它已内在地融入了解释者的“此在”性。思想家的这种被不断地诠释的命运，首先意味着思想家之思想的内在丰富性，它有其沿着不同维度、被不同的期待视野做出阐释的可能性，因而并不是贫乏的、单调的、苍白的；其次也表明解释的相对性，即存在着彼此不可通约的多元性的解释面相。 孟子曾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智慧就在于与时俱进。孔子对时间性有着特别的敏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是孔子对于时间流逝发出的慨叹。“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除旧布新，革故鼎新，日新其德，此之谓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有一幅最为经典的对联，叫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都在革新，但这一切又都不过是向起源的回归罢了。变者，器也；不变者，道也。通过变，证成了不变。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我们其实是在不断地向始源回归，但一切却又都不一样了。汉儒董仲舒说得好：“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其实，孔子早就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个“一以贯之”之“道”，在历史的延绵中无疑具有贯穿古今、涵盖八方之功效。亘古不变之理，何尝有什么历史性？寻觅变中之不变，正是圣贤的使命所在。经权互补的思维模式，乃是中国古代智者的重要遗产。以孔子自身的这个思想，去看待孔子思想本身，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被诠释出来的孔子，同那个原本的孔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之间是一种历史的扬弃关系，存在着一段解释学距离。这其实也很正常。任何一个先知般的思想家都会面临如此的命运。我们今天观察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之历史的损益，也要着眼于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被尊为“无冕之王”、“至圣先师”，不是偶然的。这取决于孔子思想的内在价值，也取决于历史的机缘，更取决于孔子思想与中国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契合。为什么墨经中绝，而儒学却长盛不衰？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说到底，是历史选择了孔子。当然，孔子的形象和思想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波折，而是起伏跌宕的。在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他被奉作“万世师表”；但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狂飙突进的启蒙时期，孔子则被贬低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孔子学说一时间变成了一切罪恶的渊薮。“五四”时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不啻把孔子视作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最典型的象征，是一切落后、愚昧、不开化的总根源，被“五四”时代的急先锋们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夜之间，它变成了陈旧的、过时的等等一切贬义的价值谓词都可以加诸其上的东西。无论是解释，还是评价，都遇到了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际遇。事实上，评价比解释为烈，因为评价与其说同被评价者有关，毋宁说更同评价者有关。任何评价说到底折射出来的都不过是评价者自身的期待视野罢了。必须承认，在时代性的意义上，反传统有其足够的合法性。胡适说他并不真地相信“全盘西化”，但是不鼓吹这个，就难以吸收西方文化，其实他也明明知道“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鲁迅也讲过类似的意思，他说：由于中国文化的惰性，你要在屋子里开个窗户，就不得不先要揭掉屋盖，这样人们才能退而求其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去接受开窗子的建议。在一个文化高度成熟的民族那里，往往会形成一种惰性，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排异反应。离开了激进的反传统，涤荡传统的巨大保守性，新的文化因子就难以有容身之地，被真正地移植过来。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讽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上所采取的虚无主义的激进姿态，解构掉了文化振兴的主体性，这就同拯救的初衷南辕北辙了。 孔子的学说和思想究竟包含些什么呢？真是一言难尽。在我看来，仁、礼、中庸，构成孔子学说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正是这三者建构起来的基本骨架，表征着内圣外王之道。仁内礼外，由礼内化为仁或者由仁外化为礼，都是通过中庸之方法完成的。作为德性的觉解和敦化，仁需要证成为礼；反过来，作为外在的伦理秩序，礼又充当了道德觉解的契机和条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儿时的孔子“常陈俎豆，设礼容”。这种操演对于仁的自觉，无疑具有前提意义。孔子所秉持的自然之道，首先体现为对天道的敬畏，然后由天道落实于人间世便是人道。在此意义上，孔子所寻求的不过是成己成物之道而已。在孔子那里，我们甚至找不到定义性的表述，下定义不是他的习惯。孔子总是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把问题摊开来、展现出来。这是孔子式的表述方式。由此可知，“儒学即生活”。毋宁说，它是现象学的，而不是知识论的。孔子思想的平易也恰恰源于此。它是“做”而非“说”。《论语》也在“说”，但此“说”并非陈述式的言说，而是说“不可说”。这种“做”的姿态，正是德性的内在诉求。道德是实践性的智慧。所以，孔子思想的终极归宿在德性的觉解和养成。看似只关注个体的人，实则在孔子那里并无个体与类的割裂，他从未把人的个体与类撅为两截。这种贯通是内在的、天衣无缝的，所以由内圣而外王是非常地自然，了无沟壑。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把对德性的觉解放大为治理方式，成就德治仁政之局面。这看似没有什么时代感，但正因此它才获得了超时代的意义与价值。“大道至简”。真理总是朴素的、平凡的。读孔子，你会发现他的言说丝毫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看似都是些平易近人的大白话。但就像黑格尔所言，同样一句话从小孩子嘴里说出来，和从饱经风霜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其味道大不相同。小孩子说出的话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而老人说的却是浓缩了他一生的经验教训和辛酸苦辣。这就是有内涵同无内涵的差别。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物无论何其伟大，到了21世纪的今天，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呢？如果持一种肤浅的进化论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然而，古老的智慧其实已然确立了我们的本源之所在。我们这些离家出走的现代人，在弃家而逃之际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回家之路。可以说，出走不过是回家的准备罢了，因为我们总是在回家。我们不能不重新亲近自己的本源。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宿命。我们走不出那个圆圈。俗话说得好：“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孔子对天道的敬畏，对人性的信任，对柔性智慧的推崇，对仁者爱人的执着……都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汲取的文化因子。就孔子所发现的人性之理，亦即德性原则而言，其思想无疑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今天需要努力发掘和彰显这些变中之不变的规定，让孔子思想的睿智烛照21世纪的人类，使我们有可能来应对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这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孔子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活在了当下，成为与我们同行的智者。 “儒，柔也。”（许慎：《说文解字》）儒道在其最高境界上实乃彼此相通。道家贵柔，儒家亦然。现在的世界，过于刚性。西方的启蒙现代性，以其刚性的文化品性，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征服大自然，借助于坚船利炮征服异族文明，带来了难以收拾的消极后果，甚至是陷入灾难。对于这类负面的历史文化后果，仅仅从人道主义温情出发加以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深层次上改变当代人类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诉求。有道是“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易传》上有大家都熟悉的两句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表面看上去，似乎“自强不息”强调的是刚健进取，是积极有为，是人为性。其实不然。因为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其合法性归根到底仍然来自对于天道的顺应，而非逆天道而行。此正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其中显然隐含着“天人合一”的文化原型。而且，“自强不息”之外，还有“厚德载物”起一种制衡作用。一则刚健进取，一则温柔敦厚，恰好形成一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的均衡。这样一种健全的文化观念，对于刚性的现代文化取向，不正好有着深刻的启示价值吗？！海德格尔曾说：“科学不思想。”现代科学作为知识论建构的结果，虽然增进了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却遮蔽了人们的“思”。它由此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和冲动，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科学主义的“迷思”。如何走出这一误区，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无法逃避的任务。在重返思想的过程中，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就有可能提供一种古老的文化经验和睿智。当现代性危机来临之际，我们蓦然发现，一个后现代的孔子，一个极其前卫的孔子，正在我们的前面向我们招手呢。其实，落后到极致，也就成了最先进的了。这看似弔诡，其实正是落后与先进的辩证法。关键是我们现代人是否还有足够的等待的耐心。我相信一个道理：在文化上，起源也就是目标。 不同的民族都有其各自的活法，这是很不一样甚至是迥然有别的；但无论哪个民族采取怎样的活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已，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当一种活法遇到麻烦的时候，借鉴一下其他的活法，以应对遇到的危机，也是正当的需要。孔子思想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正在于此。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具有历史穿透力，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对于今人依然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启示价值。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的历史地位所在。虽历久而弥新。孔子把人生在世的那点儿道理看穿了、说透了，正因此他的思想也就具有了不朽的价值和意义。先知般的思想家的特点也就在这里。 以上所言，就是我在反省自己心目中的孔子时临时想到的几个很有限的方面，供读者一哂。 （本文为作者为本网“我心中的孔子”征文独家供稿；转发请注明来源。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