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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闲谷学校的《论语》教育传承 闲谷学校位于冈山县备前市和气町闲谷地区的深山峡谷，热心文教事业的冈山藩主池田光政于宽文8年（1668年）在领内12郡设立的123所乡村学校的“手习所”之一，两年后扩建时由延原更名为闲谷。延宝元年(1673年)讲堂竣工，次年圣庙建成。延宝3年藩政府由于财政压力，所以将所有的“手习所”废除，统一编入至闲谷学校。元禄14年(1701年)新讲堂竣工，历时23年之久建造的校舍顺利完工，形成现今的规模。 当时学规是：凡来此学习者，交上不多的学费，准备好必要的文具，便可入学。在所学课程中，必修的有《孝经》、小学、四书、五经。继续深造者有《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学生在“孝、悌、忠、信”的前提下，有的学习农业知识，有的学习经商之道。每月初一讲《白鹿洞揭示》，每年的释菜礼，师生都要按时参加。首次释菜礼在贞享3年(1686)年举行。当时，释菜礼与 “新春初读仪式”为此校每年定期举办的两大传统仪式。 池田光政还于宽文9年（1669年）创办了冈山藩校。此校比汤岛圣堂早21年，但与弘道馆等藩校一样都是只供武士阶层的子弟就读的藩立学校，而闲谷学校则是为普及平民教育而开设的。池田光政临终前，特意留下了要将闲谷学校永远办下去的遗言，并被历代后任者坚守其遗志并忠实地执行。封建社会平民百姓被武士阶层统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所以建成这所平民学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誉为日本最古老的庶民学校。 明治维新后，闲谷学校曾一度关闭，但没有遭到破坏而完整无损地保存至今。至昭和时代，闲谷学校的历史传统由和气闲谷高级中学继承下来。旧址校舍已停止教学活动，主要作为重要史迹保存，通称为“旧闲谷学校”。 大正11年(1922年)，根据《史迹名胜天然保护法》，旧闲谷学校被指定为国家史迹；昭和13年(1938)，讲堂、圣庙、神社等25个建筑被指定为国宝。而这些国宝在昭和25年(1950年)，根据《文化财保护法》更名为“重要文化财”。其中讲堂于昭和28年(1953)被指定为国宝，旧闲谷学校于昭和29年被指定为“特别史迹”，昭和40年(1965年)成为冈山县青少年教育中心闲谷学校。至今来此参观者连续不断，来此受教育的全国各地青少年也络绎不绝。 2013年11月23日至24日首次参访了旧闲谷学校，受到公益财团法人特别史迹旧闲谷学校显彰保存会事务局局长、冈山县青少年教育中心闲谷学校所长国友道一先生等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 目前旧闲谷学校的门票为大人400日元、65岁以上200日元、中小学生100日元。据国友道一先生介绍，近年来访人数逐渐减少，2008年为16万3274人次， 2013年为9万8694人次。 学校正门名鹤鸣门，里面是坐北朝南的宽大院落，正对大门的高台上是上述圣庙，圣庙门外东西有两株粗大的楷树，大成殿内供奉着孔子铜像。圣庙东侧是为祭祀池田光政修建的芳烈祠，明治8年(1875年)更名为闲谷神社。但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并突出圣庙的崇高地位，闲谷神社的地基要比圣庙深1米左右。 圣庙西南面，即大院西边是上述讲堂，为学校最大、最重要的建筑物。堂之正中高悬“克明德”三个猷劲的大字，其旁悬挂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匾额。 笔者参访旧闲谷学校的契机之一是在其网页中看到他们每月第三周日上午在讲堂举办一次诵读《论语》的介绍宣传。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找到机会参加体验。据国友道一先生介绍，“旧闲谷学校周日论语讲座”自2007年开始，每年原则上从6月至次年3月，每月第三周上午10点半至12点，聘请高级中学的汉文教师在讲堂讲授《论语》，并带领听讲者一起诵读《论语》。每次参加讲座的费用为500日元，缴费即可参加，报名听讲人数在20-50名之间，每次都不一样。 公益财团法人特别史迹旧闲谷学校显彰保存会自平成9年(1997)学术刊物《闲谷学校》创刊以来，每年发行一期。笔者自费购买了一整套(17册)。据2005年5月发行的第5号刊介绍，闲谷学校显彰保存会在备前市教育委员会与和气町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自2005年新年开始，恢复了中断近一个世纪的 “新年初读仪式”，诵读《论语》章节，以象征一年学习生活的开始。 新年初读仪式每年1月4日上午9点半开始在闲谷学校讲堂举行，已作为定制确定下来。参加者主要是上述和气闲谷高级中学的师生，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男女老少都可自由报名免费参加，但须购买进入校内的上述门票。 2014年1月4日清晨，笔者从神户专程参加了这项新年初读仪式。仪式内容顺序如下: 9:30-9:50 圣庙大成殿集合 10:00-10:15 向孔子像献香、敬礼 10:30-11:00 朗读《论语》 11:00-11:20 畅谈新年抱负 11:20-11:30 学生亲手用白毛巾擦地板 据第二天《朝日新闻》报道，此次参加仪式的人数为220名。其主体为和气闲谷高级中学的学生，其次是该校教师与学生家长，还有不少65岁以上的一般高龄男女，坐在前排。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完美地继承江户时代师生的苦学精神，讲堂内至今特意没有安装空调，也没有使用其他任何取暖设备。当天上午气温在8-9度，比较寒冷，但参加者都脱下外套，身着单薄的学生制服或西装，聚精会神，正坐如钟。当笔者把这一现象与自己的敬意告诉国友道一先生等学校工作人员时，他们会心地说：“前年这天的气温更低，降至零度左右，但大家一直热情很高，并不感到寒冷。由此可见，从江户时代开始诵读《论语》章节的优良传统作为学校的开学仪式得到了传承及发展。 笔者得知国友道一先生作为公益财团法人特别史迹旧闲谷学校显彰保存会事务局局长、冈山县青少年教育中心闲谷学校所长，经常积极主动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到各地介绍弘扬闲谷学校传统精神及其当代意义，诚挚邀请他作为“Guest Speaker” ，于2014年6月23日到我校，给学生们做了题为“旧闲谷学校的历史变迁与论语教育”的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与高度赞扬。 近年旧闲谷学校大力推行论语普及教育，与县政府的经济援助与思想指导有密切关系。比如，冈山县教育委员会为了促进心灵精神教育与日常生活教育，让学生更健康成长，决定在中小学导入传统的论语教育，于2013年3月编辑出版了题为《学校教育活用论语章句集》的教学参考资料并免费颁发给各校师生以及相关机构人士。另外，冈山县教育委员会为了更好地推进论语教育普及工作，于2014年10月25日在旧闲谷学校召开题为“学《论语》学术研讨会”。 为何冈山县教育委员会热衷于《论语》普及教育呢？“学《论语》学术研讨会”通知书开头公开说明：人与人为了健全地交流、舒适地生活，离不开规范意识、做人常理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而《论语》以讲解如何“做人”为中心话题，所以此次研讨会决定以此为基础，主要讨论“为何现在出现论语热”以及“学校教育导入《论语》学习的可能性”。 但笔者认为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值得留意。 一是与日本社会精英人士自发推广《论语》普及教育的传统有关。比如，冈山县井原市的兴让馆高级中学自嘉永6年(1853)创办以来，一直保持每天早上全体师生齐声诵读《白鹿洞书院 揭示》并坚持普及《论语》的传统教育方针。2014年年9月5日笔者访问了该校，受到小谷彰吾校长的热情接待，并旁听了他以及冲久教人老师的论语课。 据小谷彰吾校长介绍，该校战后论语教育停止，但在他的倡导下于平成16年(2004)年4月的新学期开始正式将《论语》作为教材并定为必修课程，规定一年级各班学生一起上《论语》课，为一个学分。小谷校长还于2011年4月主持编辑了《“论语”与“人学”学习资料集》，供该校师生学习参考并免费赠送给其他相关机构与《论语》学习爱好者。 第二个因素是，这些中央政府的法令无疑促进了冈山县教育委员会以及上述足利市政府推动《论语》的普及教育。根据日本文化科学省于平成元年(1989)3月颁布的旧《学习指导纲要》，高级中学于次年将《论语》作为国语古典与汉文的主要内容。另外，根据日本文化科学省于平成20年(2008)3月颁布的新《学习指导纲要》，以《论语》为主要内容的古典与汉文于2011年与2012年4月分别正式纳入小学与中学的国语课程。但值得一提的是，东京都世田谷区教育委员会因为取得了不受《学习指导纲要》的“日语特区”优待证，已经早于平成19年(2007)4月将以《论语》主要内容的古典与汉文正式纳入全区所有中小学的国语课程。由此可见，《学习指导纲要》普及《论语》教育不仅继承发展了传统的教育方针，而且集中反映了当代社会各阶层的需求。 七 结语 本文主要是以汤岛圣堂、足利学校、弘道馆以及闲谷学校为例来介绍日本各地《论语》普及教育的历史现状以及社会功能。虽然日本各地普及《论语》教育的历史现状多样，每个时代尊孔崇儒的情形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论语》传入日本一千数百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受到皇室、僧侣与武士以及商人等精英阶层的青睐敬仰。经过他们长期由上至下推崇普及教育，《论语》已经在日本社会各个领域深深地扎下了根，至今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各界许多著名人士对《论语》给予极高的评价，对其普及教育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比如，古学派代表人物伊藤仁斋在《童子问》中曾对《论语》推崇备至，高度评价“论语实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伊藤1970:22）。 明治时代，很多出生在江户时代的武士读过《论语》，儒学者及其企业家曾努力介绍推广《论语》超时代的普遍性价值。武士(幕臣)、官僚与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年）可谓其典型代表。 涩泽荣一出身琦玉县豪农家庭，自幼读《论语》，习剑术。他弃官从商，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誉为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他在大正5年(1916年)出版的名著《论语与算盘》中指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涩泽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互相融合，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还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因此，《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当时最紧要的任务。 昭和时代阳明学者安冈正笃在名著《学论语》中曾高度评价《论语》是最古同时也是最新的经典，并指出“说如果想要把握当代并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说一本《论语》就足够了并不过分”( 安冈2007:42)。 当代著名儒学者加地伸行(加地2004:11)以及真田但马与吹野安（1999:1）等认为，《论语》与基督教的《圣经》一样，是在世界上被广泛阅读的“世界古典”。 著名社会活动家一条真也认为：“《论语》可与《圣经》并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典。……在遇到难题时，西洋人常常会打开《圣经》，听从耶稣教导来采取对应方针；同样，日本的许多政治家和企业家等往往会想起《论语》中的名句并以此作为依据决定自己的行动与态度。《论语》一千数百年以来一直被我们的祖先爱读传承至今。无论我们是否自觉意识到都应承认，像《论语》这样给予日本人的心灵以巨大影响的书籍可谓绝无仅有”(一条2007:191-197) 。 2007年12月27-30日福田康夫首相一行访华期间，于30日访问了曲阜孔庙大成殿，在孔庙题词“温故创新”，在孔子的“温故知新”上做了一字之改。在接受记者简短采访时表示，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使他印象深刻，《论语》等儒家作品在日本非常流行，因此选择来孔庙参观。这可视为当今日本精英人士尊孔崇儒、“知行合一”并将孔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或外交手段充分开发利用的实例。 笔者也认为孔庙相当于基督教的教堂，《论语》可与《圣经》媲美。在孔子庙诵读《论语》，类似在教会诵读《圣经》。因此，在孔子庙及其相关校馆诵读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来传承推广儒家思想，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如果说孔庙与《论语》普及教育的兴盛是国家统治者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也是社会繁荣、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经过强大的欧美近代文明冲击洗礼，逐渐由日本社会精英阶层自发组织而得以持续复兴的各地孔子庙以及《论语》普及教育史实，也和中国大陆正在持续复兴的各地孔庙以及各种形式的读经讲经行经浪潮一样，充分反映了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文明)不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文明)之间有着继续共存、互补乃至共同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且还有着自身不可忽视的普世价值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 但不能忽视的是，日本对《论语》的理解应用及其普及教育程度与中国是有很大差异的。上述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首先强调的是《论语》中的 “和”，而不是中国人公认的“孝”。 林罗山等提出了神儒合一论(堀1990:410-420；铃木2012:145-149)，但林罗山认为“君国大事”比“家父私事”更重要，即相对于中国人对“孝”的强调，更重视“忠”(加地1995: 112-113;歴史の謎を探る会2005:48)。因此，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本土化，导致对上效忠比孝敬父母更具有社会价值，成为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忠” 在 日本儒教中是无条件的，而在中国儒学中是有条件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儒家特别重视的四书中，《孟子》一直没有像《论语》那样受到欢迎并推广普及。这是因为日本精英认为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不符合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世代相传的尊皇忠君国体观念。事实上，历史上日本一直没有接受孟子所提出的易姓革命思想(松本2014)，很少发生中国式“革命”，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序列体系，人类学者中根千枝(1967)称之为“纵式社会”。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能上下一致，秩序稳定，高度统一。 另外，江户时代的“学问吟味”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并不是为采用官吏实施的考试，与科举制度有着根本上的区别。而日本当代各地孔子庙实施的“汉文检定”以及“论语吟味”与“学问吟味”基本上一脉相承。 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学成为主流，与尚文的中国文人士大夫重视“知”与抽象思维的传统相比，尚武的日本武士则更注重“行”与具体实践。 历史上日本没有全盘接受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也是日本精英人士一直热心普及《论语》教育的重要原因。诚如林泰辅在《论语年谱》序言中所言:“(中国、朝鲜以及越南，因为热衷于将《论语》用于科举考试，所以虽然盛行诵读《论语》,但都是为了谋取名利，结果嚼取了糟粕，而不是精华。但吾邦人诵读《论语》则剥去外皮，取其精髓，故取得了培养国本的显著效果”(林1916:37)。 如果以上所述日中两国对《论语》的理解应用及其普及教育程度存在的差异性属实的话，那么以《论语》为象征的中国传统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既反映了日本精英阶层吸纳传承儒家文化的积极性与选择性以及创造性，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质性。 关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吸收儒学、历史学以及教育学等领域前人研究成果并深入展开，同时对江户时代遍及日本各地的“寺子屋” 和私塾《论语》普及教育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现状也要进行比较研究。这是本研究课题的遗留问题，也是今后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课题与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