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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一篇关于日本东京孔子庙“汤岛圣堂”的人类学考察报告。笔者在参考相关文献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汤岛圣堂及其儒学教育与释奠礼的历史演变，并通过实地调查，以斯文会在汤岛圣堂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以及2012年度释奠礼为例，具体考察了当今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规模、内容和形式，揭示了源自中国古代的孔庙建制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断以本土化推进的历史概貌，以此实例更进一步地阐明了中日两国儒家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同点。另外，笔者根据本个案研究认为当代日本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关键词: 汤岛圣堂、释奠礼、斯文会、读经、讲经 一 前言 历史上孔子庙不仅形式规模各异，而且名称多样。如上海的文庙、嘉定的孔庙、苏州的文庙、南京的夫子庙等。孔祥林等认为孔子庙是奉祀孔子庙宇的通称，应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国立各级学校奉祀孔子的庙宇，正式名称是文庙，无论中国还是朝鲜、越南以及日本，大部孔庙都采用此名；第二类是曲阜阙里的本庙，它因有庙无学而不属于文庙，又因国家为孔子长孙设置了专门的奉祀爵位并制定了祭祀制度而属于国立礼制庙宇，同时却又具有家庙的性质，故有专门的名称“至圣庙”；第三类是由地方官员为纪念并祭祀孔子而出资建造的庙宇，但没有列入国家祀典，即一般所称孔庙；第四类是建造在书院内奉祀孔子的庙宇，但国家并没有为它制定仪礼，可称作书院孔庙；第五类是孔子后裔建造的孔氏家庙，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由国家建造并设置了专门的奉祀官位，与曲阜至圣庙类似，但其性质还是家庙，另一种就是世界各地孔子后裔建造的家庙，包括韩国乌山的华城阙里祠等(孔·孔2011：3-4)。依笔者所见，也许把第五类中的孔氏南宗家庙与第二类并列更为合适，不过本文意不在此，故不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释奠礼中的奉祀制度与祭祀制度，不仅对孔庙奉祀人物的增减和服饰、奉祀方法乃至奉祀人物的坐向等进行了制度化，而且明确了文庙的祭祀等级、名目、礼仪以及使用的祭品、音乐、舞蹈等，同时也因王朝的更替与儒学的发展进步，不断对奉祀制度与祭祀制度中的行事规范逐步进行修改与完善。 尽管释奠礼的程序和规格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同时因地区的差异呈多样性，但通常都具备四个基本程序：①迎神；②三献礼（初献爵·亚献爵·终献爵、进馔奠帛与奉读祝文）；③饮福受胙(人神共享酒肉祭品)；④送神与望燎(焚烧祭文与丝帛等祭品)。而孔子特别喜欢音乐，因此四个基本程序及其所有仪式进行时都要演奏相应的古典乐章。 自汉代以后，历代皇帝几乎每年举行释奠礼，规模也逐步提升，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尤其清顺治定都北京后，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在京师国子监立文庙，内有大成殿，专门用来每年举行释奠礼，祀礼规格又上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以祭天、地、社稷和太庙的同等规格来祭祀孔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因新文化运动、内战以及日军侵华等原因，虽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民间释奠礼，但国家释奠礼只举行过寥寥数次。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并于1914年9月28日按照前清的祀孔规定举行了民国以来第一释奠礼。1915年2月，袁世凯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但很快遭到革命派与激进知识分子的抵制。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下,席卷成为否定儒家传统的革命浪潮。 1927年6月，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大学院通电各教育机关废止祀孔，其后蒋介石在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恢复祀孔的活动。1934年7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纪念孔子公告，规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从此，祭孔的时间由过去的春秋丁祭改为孔子诞辰日祭祀并延续至今。1934年1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发了《孔子纪念歌》明令。1934年至1936年以及1948年教育部在曲阜以太牢举行祭孔仪式，但名称改为孔子诞辰纪念大典，而且程序和礼仪做了较大变动，如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 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所有的释奠活动均被取消禁止，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批林批孔”运动，很多孔庙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孔庙才逐步开始修复。曲阜至圣庙的修复工程从1979年动工，至1984年结束。1984年9月26日至29日，曲阜县政府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孔子诞辰故里游”文化经贸旅游活动，至圣庙也恢复了每年9月28日举行的民间祭孔活动。至2004年，“国际孔子诞辰故里游”被改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曲阜市政府于9月28日在至圣庙正式举行祭孔大典。不仅由市委书记献花篮，市长宣读祭文，而且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了整个仪式，对全国各地传统孔庙的修复与释奠礼的恢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积极的推动力，各地陆续开始了孔庙的修复与释奠礼的恢复活动。 此后，曲阜至圣庙的祭孔大典规格也在不断提高。2007年，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又改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由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济宁市人民政府、曲阜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笔者于2009年9月28日受邀参加祭孔大典时还注意到，供奉给孔子的祭品仍然是中国传统释奠礼中规定的最高规格，即三牲太牢(秦2010:148)。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孔庙与释奠礼是国家统治者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大陆各地孔庙与释奠礼的复兴现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曾经被否定过的传统儒学思想及其价值观被国家统治者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再次认可并逐渐受到推广的社会现状。事实上，这一点早已引起中日学术界的关注(中島2008；张 2011)，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和讨论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现状的。需要说明的是，有关这方面的介绍虽然在一些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可以看到，但各有偏重，不够深入全面。比如，铃木三八男(1989b)偏重介绍了汤岛圣堂初期至明治时代释奠礼的一些故事情节；駱承烈(2009)考察了汤岛圣堂但没有涉及释奠礼；孔祥林与孔喆（2011）运用历史资料介绍了汤岛圣堂与释奠礼的历史变迁，但没有做实地考察。而且，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对当今汤岛圣堂与斯文会举办的释奠礼进行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综合性考察报告。因此，本文试图弥补上述缺陷，揭示源自中国明朝孔庙建制与释奠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前期衰退、明治后期由精英阶层支持而复兴、进而在日本社会不断以本土化推进的历史概貌，以此实例进一步阐明中日两国儒家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同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