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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是流传至日本最早、在日本社会持续传承至今、普及率最高且影响最大的儒家经典。本文主要以汤岛圣堂、足利学校、弘道馆以及闲谷学校为例来具体介绍日本各地普及《论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笔者首先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梳理《论语》在日本传播的历史概况，然后根据笔者的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及其切身体验，详细介绍当今日本精英阶层仍然热衷于反复诵读并积极推广、普及《论语》教育的社会现状及其成因。中日两国儒家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异同点。日本各地诵读《论语》，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借鉴。 关键词：孔子庙、论语、教育、历史、现状 一 序言 日本现存最古的孔子庙为栃木县足利市足利学校的大成殿。东京的汤岛圣堂、茨城县水户市弘道馆的孔子庙、冈山县备前市闲谷学校的圣庙、佐贺县多久市的多久圣庙亦享有盛名。 笔者近几年在考察研究这些孔子庙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功能期间，耳闻目睹了日本各地政府以及很多精英人士全力保护各地孔子庙，认真学习《论语》等儒家经典，定期举行释奠礼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情形。 本文主要以汤岛圣堂、足利学校、弘道馆以及闲谷学校为例来介绍日本各地《论语》普及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其成因。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简单介绍虽然在一些学术著作以及各种媒体上可以看到，但各有偏重，不够全面深入。在笔者的研究范围内，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对日本孔子庙诵读《论语》等儒家经典进行人类学与儒学、教育学以及历史学等相结合的综合性考察报告。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论语》在日本社会不断被传承发展与教育普及应用的历史概貌。 二《论语》在日本的传播推广历史概述 学术界关于《论语》传入日本的年代是公元285年还是405年存在争议。公元285年的根据是，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与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都分别记载:应神天皇16年(285年)2月，朝鲜百济王朝五经博士王仁应邀访问日本并带去《论语》十卷与《千字文》一卷，献给应神天皇。 但诚如孔祥林与孔喆所言，《古事记》没有纪年，《日本书纪》虽有纪年但因为所记有些天皇在位七八十年甚至百年以上而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所记史实与中国、朝鲜史籍不符。有的学者据《日本书纪》应神天皇16年“是年、百济阿花王薨 ”记载，由朝鲜《三国史记》推定为公元405年 (孔?孔2011:731)。笔者也赞同这一推断。 当时日本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面文字，书记官都由来自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的移民来担任。应神天皇求贤若渴，敬请王仁做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教授太子学习《论语》并在朝廷皇室推广汉字与儒家思想，为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飞鸟时代的推古朝改革推行者圣德太子不仅笃信佛教，而且尊崇儒学。他把《论语》的道德思想总结为“礼”和“仁”两方面，并以此为基础于推古天皇11年(603年)12月制定《冠位十二阶》，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来表示官吏等级的高低；次年4月，圣德太子还参考儒家和佛教经典制定了作为各级官吏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其中直接引用《论语》的就有五条。另外，圣德太子还首创派遣使者与留学生到中国交流学习制度，人们熟知的小野妹子与鞍作福利作为遣隋使于607年被派遣到中国交流，608年高向玄理与南渊请安等日本留学生开始跟随小野妹子到中国留学深造。 645年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以645年为大化元年。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正式实施“大化改新”，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改革，完善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 为了将“大化改新”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天智天皇元年（668年），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颁布，其中涉及到教育机构“大学寮”的规定。另外，701年[据《续日本纪》记载，文武天皇治世的大宝元年2月14日(701年3月27日)日本正式举行释奠。]8月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以及孝谦天皇治世的757年5月施行的《养老律令》都对教育设专章“学令”。 大久保利谦介绍，当时“学令”仿照唐制，规定中央设大学寮，各国(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教科书为《周易》、《尚书》、《礼记》、《仪礼》、《毛诗》、《左传》、《孝经》、《论 语》等，而《孝经》与《论语》是大学或国学的必修课程(大久保1997:26-27)。因此，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伦理在上层社会得到推广和普及。 据藤原佐世于宽平3年(891)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论语》版本除了中国汉魏以来盛行的郑玄与何晏《论语集解》外、还有梁皇侃《论语义疏》十卷与褚仲都《论语义疏》等数种手抄本。因此，町田三郎由此认为，镰仓时代(1185-1333年)以前的儒学研究者主要使用何晏的《论语集解》作为阅读教材，同时参考梁皇侃与褚仲都的《论语义疏》进行学术研究(町田1991：88)。正平19年(1364年)，《论语集解》由手抄本翻刻出版，成为日本最早翻刻的儒家经典。 至镰仓时代末期，前往中国大陆的禅僧也往来频繁，他们从中国带回了新注《论语》，即朱熹《论语集注》。当初，京都五山的僧侣只是将《论语集注》作为介绍中国的新学问，同时宣传宗门的部分资料而已，但后来逐渐让当时日本正宗国学清原家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古注《论语》时的参考书。这样，人们的读书兴趣自然慢慢偏离古注而转向新注，且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趋势。 至江户时代(1603-1867年)，酷爱《论语》并践行孔子德治思想的德川家康重用由“近世儒学之祖”藤原惺窝推荐的得意门生林罗山，尊孔崇儒、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推行文治，并将朱子说规定为官学，成为幕府的正统思想。《论语集注》也因此成为教科书被大量印发、大力推广、成为从上到下、家家户户都在热心诵读的通用版本。 当时从武士到庶民，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论语》，没有不读《论语》的”。另外，还有 一句“读《论语》而不知《论语》”的谚语特别有名，广泛流传至今。它的原意是普通老百姓讽刺挖苦那些只会读《论语》，而不在日常生活中应用或践行其思想的人，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论语》在社会上被广泛普及并深入人心的程度。实际上，《论语》自江户时代已经逐渐成为日本人生活中孝忠主君的武士道精神及其行为规范的思想源泉。 江户时代的等级制度是“士农工商”，武士居统治地位。德川幕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各地大名与各级武士，制定并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要求他们不仅要苦练武艺，还要勤学《论语》，成为忠孝信义、遵纪守法、文武双全、廉洁奉公的主流楷模阶层，从而维护幕府统治以及整个社会秩序。 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阪学问所”与各藩所办的藩校与乡校以及寺庙所办私塾“寺子屋”等各类公私学校基本上仿制了中国的“庙学合一”，因此孔子庙也伴随这些学校的诞生在各地陆续登场。 藩校与乡校以及寺子屋通常模仿汤岛圣堂，建正厅(学馆)与大成殿，师生上课时不仅要诵读《论语》等儒家经典，而且还要向孔子像或木主牌位敬礼并定期举行释奠。 明治5年8月2日(1872年9月4日)，太政官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教育法令《学制》，对江户时代的各级各类儒式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统一整编，或更改为西式学制或关闭废除。因此很多孔子庙也随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或被没收征用为其他设施或被毁坏荒废。 但《论语》的教育普及并未受到否定批判。明治维新开始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决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同时抵制自由民权思想，为此，明治天皇于明治12年(1879年)颁发了《教学圣旨》，规定“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论语》在日本道德教育上的地位再次得到明确肯定。 至明治后期，日本各界有识之士还努力复原并保护了部分孔子庙。另外，虽然许多孔子庙曾毁于天灾(雷击)、火灾或者战火，但都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以及政府的支持下按原貌得以修复或重建。 (责任编辑：admin) |